马克思主义为何再度兴起

　　宋丽丹 译

　　译者注：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日益畅销，在西方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再度兴起的场景。2012年7月4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为何再度兴起》，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粗浅的分析。作者指出，危机中富人得到救助，其余的人却不得不在危机造成的困境中挣扎，这种情形的出现正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分析的真理性。“历史终结论”不得不终结于危机面前，所谓“中产阶级”的幻象也在危机中破灭了，这使得西方左翼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坚信不疑，但西方泛滥的议会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这些青年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资产阶级右翼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又怕又恨，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巨大苦难和痛苦的来源”、把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污蔑为“造成的死亡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还多”而无视苏联是抵抗法西斯、拯救人类文明的中坚力量的历史事实。这种看法在西方思想界是占主流的，作者也深受其影响，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矛盾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讲出了真相，但却是“左翼极权主义”，就像过时的手摇纺织机一样，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已经过时了。可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的矛盾，这使作者也不得不赞同“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及我们为斗争所做的准备”，资本主义掘墓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本文未能对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危机深重的今天重新引领人类前进的方向进行深刻思考，不过却提供了一幅关于西方各界人士形形色色马克思主义观的素描，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再度兴起的背景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视角。

　　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陷于危机之中――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另一种选择?好吧，19世纪某位德国哲学家的思考怎么样?是的，卡尔•马克思正在成为主流――天知道它何时才会终结。

　　阶级斗争再次显得如此单刀直入。在位列历史最畅销图书第二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它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顺便指出，历史最畅销图书是《圣经》)

　　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巴黎第八大学教授贾克•洪席耶说道，“幸运的是，期待一个比如今的世界少些荒谬、多些公正的世界还是可能的。”

　　这个期待，或许解释了我们这个经济上灾难深重的时代另一个不大可能的事实――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兴趣的复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杰作《资本论》自2008年以来销量激增，《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销量也是如此。它们销量增加之时，正值英国工人救助了银行，以维持这个堕落体系的运作，让富人的拱嘴还能牢牢地保有他们的食槽，而我们其余的人却只能在债务、无保障工作或更糟的情况中挣扎。甚至还有一个叫何念的中国导演将《资本论》的再次流行“资本化”了――他把《资本论》排演成了一部载歌载舞的音乐剧。

　　或许卡尔•马克思这位大胡子革命理论家一生命运中最令人愉快的转变，就是最近被德国储蓄银行开姆尼茨的客户们从十位候选人中挑选出来印在新版万事达信用卡上。

　　在共产主义东德，从1953到1990年，开姆尼茨被称为马克思城。显然，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多年后，前东德并没有将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用油漆喷掉。路透社2008年报道说，一项对东德人的调查发现，52%的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时宜的”，43%的人说，他们希望能恢复社会主义。卡尔•马克思也许去世了并埋葬在海格特公墓，但他却在信贷饥渴的德国人中间活着，而且活得不错。马克思会欣赏他的形象被用在一张让德国人陷入更深债务的卡片上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吗?你想想看。

　　本周末在伦敦，数千人将参加由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的为期5天的“马克思主义2012”节。它是一年一次的庆典，但是让组织者约瑟夫•楚纳拉惊讶的是，近年来参与其中的年青人怎么越来越多。楚纳拉说：“马克思主义兴趣的再次流行，尤其在年青人中的流行，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危机――我们现在就身陷其中――的工具。”

　　鼓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一直过剩。英国文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去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书。法国毛主义者、哲学家阿兰•巴迪乌出版了一本小红书：封面上有一颗红星的《共产主义猜想》(很毛主义、很当下)。他在书中召集信徒去开创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三个纪元(前两个一个是从法兰西共和国建立的1792年到巴黎公社大屠杀的1871年，另一个是从1917年到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失败的1976年)。这难道不是一种妄想吗?

　　马克思备受尊崇的思想对我们的用处难道不就像拿手摇纺织机来支撑苹果公司的创新声誉一样吗?难道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梦想在2012年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吗?不管怎样，我对法国大哲学家雅克・朗西埃说，资产阶级没能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但朗西埃拒绝悲观，“资产阶级已经学会让被剥削者为它的危机买单，并利用他们解除对手的武装。但我们绝不可推翻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断定现状是永恒的。掘墓人――那些朝不保夕的工人――依旧存在，就像远东地区那些遭过度剥削的工厂工人。今天希腊或其它地方的大众运动也表明，存在一种不让我们的政府和银行家把他们的危机强加给人民的新的意愿。”

　　至少，这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马克思主义教授的观点。那么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年青人的观点又如何呢?我问贾斯温德•布莱克韦尔-帕尔(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一名22岁、主修英语和戏剧的学生，她刚刚完成本科学业)，她为什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是，撒切尔当政或马克思主义还与苏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年轻一代还没出世。”她说，“我们更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物的途径。想想埃及发生的事情。当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如此令人鼓舞。它打破了如此多的陈见――如民主不被视为穆斯林世界人民应该争取的事情。它证明了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事件。因此埃及发生了革命、反革命和反反革命。我们从中学到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这想必就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关键：对年青人而言，它没有被斯大林的劳动营所败坏。对年青人来说，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历史的终结》中的必胜信念――资本主义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它的终结是不可想象的――对他们想象力的扼制并不像对他们长辈产生的那样多。

　　布莱克韦尔-帕尔周四将就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节上发表演讲。她紧张地说：“这将是我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演讲。”但是，在今天和当代思考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有什么意义?暴力社会主义革命与今天的工人斗争肯定没有关联了吧?“完全不是!”她回答道，“英国现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我们有一个陷于内讧的非常非常弱的政府。我认为，如果我们能真正组织起来就能赶走他们。”英国能有它的解放广场(指埃及动荡的中心，开罗的塔利尔广场――译者注)、类似于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吗?让一个年轻妇女去梦想吧。但经过去年的骚乱到今天多数英国人反感内阁中的富人，只有傻瓜才会排除这种可能。

　　为了得到不同观点，我找到欧文•琼斯，27岁的新左派标志性人物，2011年最畅销政论书籍《工人阶级的妖魔化》的作者。他在开往布莱顿的火车上去团结会议演讲。他指出：“在英国不是将要发生一场流血的革命，但建立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是有希望的。”他说，实际上，19世纪60年代，晚年马克思曾设想过这样一个不用暴力手段赢得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确看到了扩大的选举权和其它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手段。今天，甚至托派左翼也不号召武装革命。激进左翼也会说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只能通过民主和劳动人民的组织来实现，以建立和维护一个能对抗摧毁性力量的公正社会。”

　　琼斯回忆说，他的父亲，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位好战的支持者，坚持打入内部解决问题的观点，即确保工党政府当选然后组织劳动人民使政府兑现诺言的观点，他说：“我认为那才是模式。”一点新工党色彩也没有。我们交谈后，琼斯给我发短信，让我明确他不是好战的支持者或托派分子。更确切地，他希望一届执行激进政治纲领的工党政府执政。他满脑子想的是工党1974年2月的竞选宣言，它表达了“实现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的力量与财富的平衡，使其成为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转的转变”的意图。且让一个年轻小伙去梦想吧。

　　琼斯作品成功的亮点是，它是基于对阶级政治学――那是马恩分析工业社会的奠基石――兴趣的复兴之上。“如果我四年前就写了这本书，它会被当作20世纪60年代的阶级概念而被排斥。” 琼斯说：“但是，由于经济危机在各个方面影响到了人们，也由于联合政府‘我们同舟共济’的陈词滥调如此令人厌恶而又滑稽可笑，阶级又回到我们的现实之中。现在不可能像在上世纪90年代说服我们那样说我们都是中产阶级。这个政府的改革是基于阶级的。比如，提高增值税对劳动人民更为不利。”“这是一场公开的阶级斗争”。他说，“到2016年，工人阶级的境遇将比本世纪初还要恶化。但是，如果你支持遭受这种苦难的30%民众，就被会指责为阶级斗士。”

　　这与朗西埃同我说的如出一辙。这位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仍然牢不可破的一点是阶级斗争。我们工厂的消失，就是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去工业化和将工业生产外包给劳动力更便宜更驯服的国家，这不是统治的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行动又能算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经济衰退中挣扎之时，除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的分析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仍有教益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

　　斯拉沃伊•齐泽克在他令人敬佩的新著《少于虚无：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中，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应用于我们当下的境况。

　　齐泽克认为，基本的阶级对抗存在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这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他解释说，每一种商品都有按其满足需要和需求的有效性来衡量的使用价值，相较而言，商品的交换价值历来是根据生产该商品所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齐泽克认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价值变成“自为”的价值。“它转变成自我推动的资本的幽灵，这个幽灵仅仅是把产能和现实的人的需要作为它临时的一次性化身。马克思从这种极端的差距中得出经济危机的概念：当现实和那种钱能生更多钱的虚幻的自我生成的海市蜃楼一致时――这种投机性疯狂不能无期限地持续，它不得不在更严重的危机中爆炸。马克思认为，危机的最终根源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距，交换价值的逻辑有它自己的轨迹，它自顾自地舞蹈，罔顾现实的人的现实的需要。”

　　在这样不安的时代，谁的著作能比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在劫难逃”学说的创建者卡尔•马克思的书更值得阅读?可是，对马克思主义兴趣的复归却被归类为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一种辩解。

　　英国兰开夏郡埃奇•希尔大学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教授艾伦•约翰逊最近在为《世界事务》杂志写的一篇关于“新共产主义”的博文中说：“一种世界观――它是巨大苦难和痛苦的来源、造成的死亡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还多――正在卷土重来，它是一种享有学术声誉但觊觎权力的新形式的左翼极权主义。”

　　“新共产主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的理性优势，而是因为它可能在社会民主黔驴技穷、紧缩政策的实施和知识阶层自我憎恶的文化的背景下影响到不同层次的欧洲青年。”约翰逊写道，“它那样子吸引人，我们负不起只是摇摇头并走开的后果。”

　　那就是恐惧：像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和伊格尔顿这些危险的老左派会腐蚀天真的年青人的头脑。但是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味着你会因此采纳一个造成的死亡比纳粹还要多的世界观吗?

　　《共产党宣言》和劳改营之间当然没有直接联系，年轻左派也没有理由无批判地接受巴迪欧吓人的观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在新版《共产党宣言》的导论中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基于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赤裸裸的私利和无情的‘现金支付’的市场体系的矛盾，即一个剥削和‘无止境地积累’的体系的矛盾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在某个时候，在一系列的变革和重构中，这种本质上不稳定的体系的发展将导致一种再也不能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情形出现。”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将是什么样子呢? 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样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极不可能遵循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不用说苏联时代‘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了。”他又补充说，它将有必要在全球层面上将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管理。“这种转变将采取何种形式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人文价值，将取决于这一转变将通过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来实现。”

　　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最开放的，这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及我们为斗争所做的准备。或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末尾所说的那样：“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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