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

　　如果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算起，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小规模社会全体直选或者抽签为特征的古典民主，以有限选举为特征的近代民主以及以全民普选为特征的当代民主。

　　无论哪个阶段，西方民主都受到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古典民主在第一轮挑战中败北，并长达数千年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的贬意词。直到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大革命，“民主”这个词语才慢慢翻身，日益在全球扩散。一战后，达到近代西方民主的高峰。但不久即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受到同样源自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应该说，这一轮挑战中，近代西方民主模式也失败退场了，当然也可以说不是失败，是为了应对挑战而自身演变，取而代之以全民普选为特征的当代西方民主。

　　以迄今为止的历史而言，当代西方民主在和苏式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场胜利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民主却陷入了全面的困境。最浅显的原因正如《经济学人》在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所总结的：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

　　从学术角度讲，如此权威的《经济学人》给出的答案了无新意。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和制度的衰败不都是如此吗?中华文明1840年以来的命运不就是自己的内部停滞和西方的崛起吗?但从现实的角度讲，《经济学人》的结论实在非同凡响。尽管某些中国学者一直否认有什么中国模式，可这次西方自己居然把中国模式上升到与其平起平坐的高度。

　　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本文的重点。但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讲，世界上唯一延绵传承的中华文明再一次处于上升期，而且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崛起的因素不会消失。也就是说，西方民主要想走出困境，不能寄希望于中国模式的失败，而须自我进行痛苦而必要的改革甚至革命。

　　《经济学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导致西方陷入全面困境。而西方若要走出困境，不能寄希望于中国模式的失败。

　　西方昔日优势已不存在

　　许多为今天西方制度辩护的学者认为，1929年的大危机都挺过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算得了什么。

　　但当时的西方有几个今天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还没有实行全民普选，政治精英仍然能够独立和较为迅速地进行决策。二是还没有建立福利制度，其产业竞争力和效率依然强大。不妨看看今天的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GDP只占世界的25%，但福利开支却占到世界的50%。如此健全的福利，其代价必然是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后果则必然是国家丧失竞争力。三是西方仍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仅可以继续掠夺资源，也还可以转嫁危机。四是西方仍然垄断国际资本、工业品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垄断原材料的定价权。

　　但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方昔日的优势都不存在了。第三条优势的破灭是历史进步，第四条优势的渐渐丧失则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贷款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而且物美价廉、中国的需求令原材料国家有更多的选择)。但第一和第二条则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西方民主发展到全民普选有其不得不为的压力以及在这种前提下的历史合理性。当年的西方，在重重危机的压迫下，在苏联不同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下，也只有通过全民普选来化解。

　　让民众有权力参与政治，当然不是坏事，但从精英票决民主转变为大众票决民主，不是增加票数这么简单。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丧失。在有限选举阶段，鉴于选举成本不高，资本对政治精英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但现在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不仅政治要受民众、甚至民粹制约，也由于选举规模扩大和成本的几何增长，对资本空前依赖。这就是2008年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2008年的危机导火索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逻辑是穷人有房住，资本有利润。对于政治人物来讲，哪一方都开罪不起。尽管危机前有相当多的学者都发出预警，美联储的掌门人格林斯潘也并非颟顸之辈，但正如他后来在国会做证时所讲的：我能让穷人失去房子，银行破产吗?

　　后来危机蔓延到欧洲，成为主权债务危机。所谓主权债务危机，实际是高昂的福利制度造成的，而高昂的福利制度则要拜民主制度之赐。选民希望迅速兑现更好的生活是人之常情，但政治人物岂能为了胜选轻率迎合选民，甚至不断竞相加码?!结果福利就以远超国家承受能力的速度上升。由于政党轮替，这种危机就如同击鼓传花，如果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打乱“鼓点”，欧洲各国的“花”还会持续传下去，直到纸里抱不住火为止。

　　我们如果看一下欧美这些民主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共性：个个负债累累。欧盟各国平均都在90%以上，美国超过100%，日本超过240%，而且仍然在上涨。显然，不论是借债搞福利，还是借债维系消费，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找不到解决之道，它们就是明天的希腊。

　　从制度的角度讲，这是结构性矛盾，是无解的：因为选民不会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反对延长退休)，资本也不会同意增加税收。大家可能还记得，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第一大经济体，在世界名列第八，但却长期负债累累，处于破产的边缘。原因很简单，每次举行公投，只要是增加福利的提案全部拥护，对于增加税收的提案全盘否决。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加州又是美国最大经济体，选民的素质之高恐怕要冠全球，其表现也不过如此。

　　突破制度局限的几个例外

　　当然，即使是票决民主全面铺开的西方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等缘故，制度及其灵活性多少有些不同。从现实来看，仍然有西方国家突破了“民主制度”的局限。

　　一类是小国，抓住不同的“机遇”改革制度，这又以冰岛和希腊为不同的代表。

　　冰岛破产后，立即以公投的方式赖债不还，然后货币贬值，进行改革。应该说，效果也不错，几年后也就走出了危机。

　　希腊由于是欧元区成员，既不能赖账也不能贬值。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从欧盟得到援助。但欧盟在援助的同时，也开出极其苛刻的条件。于是在欧盟的巨大压力下，希腊不得不进行艰难的改革：减少福利、削减公共开支、缩减公务员规模等等。后来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属于类似情况。即在外部强大外力下，才能顶住选民和资本的压力进行真正的改革。当然这个过程中，是此起彼伏的抗议、示威甚至演变成暴力抗争，社会自杀率也极速攀升。

　　另一类是大国，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希腊这样断档的古国没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传统可言)，甚至形成了“特殊国民性”。这又以英国和德国为不同代表。

　　英国的特色是政客敢于用铁腕对付民众，而且不用承担什么后果。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号称欧洲病夫。结果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立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向工会开战、大幅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当时有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改变经济政策。但撒切尔夫人依然故我，不为所动。当面对抗议和示威之时，她毫不手软地镇压：在长达一年的矿工罢工中，11300工人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由于减少教育开支，撒切尔夫人的母校牛津大学异乎寻常地通过教员投票后决定不向她颁赠荣誉学位。而这个荣誉学位一向都是赠予曾在该校受教的首相的。

　　应该说，撒切尔夫人的运气很好，在她遇到全民反对之时，马岛战争爆发。战争的胜利为撒切尔夫人的改革赢得了时间，随着改革成效的显现，她也成为历史上执政最长的首相之一。但改革的负面效果同样明显，例如英国铁路私有化后，票价贵，速度低，设备更新缓慢。那么有没有可能改回去呢?暂时看来没希望，英国政客的铁腕恐怕不会用来对付私人资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也严重冲击了问题类似的英国。首相卡梅隆又施行了类似的紧缩政策，结果引发一场震动世界的伦敦骚乱。今天的卡梅隆不输当年的铁娘子，也是铁腕以对，大肆抓捕两千多人，而且还实行连坐：一个家庭有人参与，全家就要被从政府控制的廉租房赶出，甚至打破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令法官严审重判快判。于是各地的法院几乎以24小时轮轴转的方式来审理案件，很多案件都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审完了。律师没有机会和被辩护者长谈，而绝大多数的被告都是未成年人。面对经济危机，英国立刻就把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抛弃而采取非常规措施。

　　德国则是另一种类型，在某些关键时刻，政客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政治。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德国也有成为欧洲病夫之虞。德国总理施罗德上台以后就着手进行削减福利的改革，结果他自己在抗议声中败选下台。默克尔时代后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施罗德时代的改革。施罗德宁愿得罪民众，甘作对手的嫁衣，也要推进改革，这在西方是极为罕见的。而继任的总理默克尔没有顾虑是否会步施罗德后尘丢失选票，而是萧规曹随，继续坚持施罗德的改革政策，更是出奇。今天的德国，没有最低工资制，四分之一的受薪者月收入仅仅500欧元(法国最低工资是1300欧元左右)，不得不找多份工作维持生计。这就是德国奇迹的背后。

　　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英国或德国。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民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和结构性矛盾仍然是问题的根源，通过改革制度谋求突破的难度很大。到现在为止，西方也依然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西方民主的退化

　　民主制度除了结构性矛盾以外，还有一个退化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讲，任何制度产生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发生此类现象。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曾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划分了三个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他在分析各种制度优缺点的同时，也指出君主制可退化为僭主制，贵族制退化成寡头制，民主制退化成暴民制。以西方社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它的退化现象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美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完全是从一张白纸上建立起来的。应该说，相对而言，那个时代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哪怕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背景，但只要努力，也有不小的机会成功，甚至可能成为总统，林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两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如今，还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正如《金融时报》所评论的：在一个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社会，这么做的负面影响将是有限的。但在一个顶层1%人口占据全国财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体里，这么做会侵蚀共和体制。它进而举例道：“近期，几位有希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长徒跋涉前往拉斯维加斯，拜访了博彩业亿万富翁谢尔登•埃德森”，而这位富翁希望政府禁止在线赌博业务，以免危及他那庞大的线下博彩帝国。

　　另外一个醒目的例子是对冲基金业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他计划出资1亿美元，支持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承诺应对全球变暖的候选人。他的目标是左右全国辩论，以确保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拒不放行从加拿大修建石油管道的提案。而1996年，那时比尔•克林顿差一点违背法律、让出手大方的捐赠者在白宫的林肯卧室留宿。

　　金钱与政治的联姻，一个后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时报》称2016年大选如变成希拉里•克林顿与布什之争，那一点儿也不会出人意料。过去9次总统大选中，有7次出现过来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下一次大选之后，数字可能变为10次中有8次。

　　美国的政党恶斗，可从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只有14%中可见一斑(据盖洛普民调)。美国讽刺杂志《洋葱》最近发表的一篇封面文章，题为《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民宁愿接受近亲死亡也不愿支持国会》。颇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感。

　　作为曾经创造人类先进文明的西方世界，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是时间留给它们不多了。再过六年，中国就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那时对西方制度的无形挑战和撼动恐怕将超过这一场经济危机。再过三十年，伊斯兰社会将通过超高的出生率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而取代西方文明。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倒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

　　《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后的机会》一书中认为，在一代人时间里，欧洲将变成“欧拉伯”，并对美国产生超越纳粹德国的威胁。他进而呼吁要像1940年代战争时期一样，采取极端措施：强化宣传、媒体审查、言论控制、搜寻颠覆者、祖籍是敌对国国民的监禁和限止旅游，以拯救西方的民主。此书得到了基辛格的高度评价。

　　Patrick J. Buchanan，曾担任过三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两度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在他被誉为最好的著作《西方的灭亡》中写道：1960年代，欧洲裔白人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变为六分之一，到2050年，就将只有十分之一。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人种。结论是由于欧洲和美国崩溃般的出生率、大量的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此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此的震撼人心：我们正失去我们自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国家。即使不考虑人口的变化、替代，在施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族裔因素主导选票流向的例子也并不罕见，严重时甚至可能因选举激化矛盾而撕裂社会。

　　另外，还有一大因素令西方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民众(也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放大。美国6%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另一方面，握有选票的选民能够否决任何计划生育政策，印度的人口爆炸就是一例。这些在民主制度下都是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改变的。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明显，也不致命，甚至这种人口张力还能推动科学发展，但到了今天，则很可能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也已经决定了西方这套民主制度被淘汰的历史命运。

　　总之，西方要想度过眼前的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想办法遏制资本的干预，以及大众的贪婪和非理性。未来的命运则取决于是否有办法同化不同种族的价值观，或者在无法同化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他们取代西方主体文明。从人类未来的角度还要加上一点，如何让那些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人口负担过重的国家能够实行计划生育。而这一切都归结于当代民主制度的普选设计上。当然，改革西方民主制度，不等于没收投票权，回到歧视性的西方“老路”上，只是必须形成高效的调节机制，平衡资本与民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民主制度无法解决问题时，它还缺乏退出机制。昔日皇权制度搞不下去，可以走向民主。但民主制度失灵之时，它却走投无路。看来，这才是为什么牛津大学教授在《华盛顿邮报》3月29日发出这样的悲鸣：美国民主正在重蹈雅典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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