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的本质及其中国运用

张文木

摘要：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他们理论的缺点同时也是其优点的过度延伸。结果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其要义是正确地认识国家目标与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他们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伸都会在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笔者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应是这一原则具体表述。

关键词：地缘政治；中国；国家利益

中文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7）08-0001-14

说明：本文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8期。 

一、地缘政治的本质

近代和现代是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推进最快、气象也最为宏大的时期，同样，这也是中国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重灾难及中国人民中图强救亡的精神最为高涨的时期。久病成良医，良医治久病。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这种大幅推进是时代的需要。但理论的大幅推进总难免会有粗放的方面，其对国家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对地缘政治本质的把握。    

（一）地缘政治不能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

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比如中国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 《海国图志》，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点研究中国内部的山川形势，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贯穿其中的还有相当丰富的利用地形争衡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的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1]、马汉[2]、凯南[3]、布热津斯基[4]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了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就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5]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6]。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笔者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还破天荒地为人们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8]，他们理论缺点是其优点的过度运用。他们在纸稿上尽情挥洒他们天才想象的同时，又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一部部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9]，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

卡尔·豪斯浩弗[10]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11]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12]。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13]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14]结果，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15]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16]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17]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18]，结果他们的国家却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配匹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 

（二）地缘政治本质是研究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学的学问

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其要义是正确地认识国家目标与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其中大多数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说：“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今湖南邵阳）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湖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是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湖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19]1928年年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20]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成了毛泽东判断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反德国法西斯战争结局的重要依据，1937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到前线来。”[21]这个思想在1938年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得以系统发挥。毛泽东说：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22]

1942年，毛泽东运用力量有限性的思想准确地提出德国法西斯将在入侵苏联战争中灭亡的判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写道：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23]

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指导国家外交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4]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将他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这些认识用于历史研究，其观点更显卓尔不群。1953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与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谈话时说：

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25]

从某意义上说，诸葛亮属于学者型政治家，与当代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有着同类气质。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致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后蜀国国防出现的战略缺环；也正是因为立都于成都，才迫使刘备率兵东进并陷入一百多年前公孙述政权“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26]的危境。

据《资治通鉴》，曹操取得汉中后，刘晔曾向曹操建议：“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27]毛泽东在读到这一段时，一定想到在长征路上他与张国焘斗争的经验，在页旁批注：“不可信。”[28]

显然，毛泽东的见解更具实践价值。这里，刘晔考虑的是有限资源投入与局部目标实现的关系，他的建议当然不会为曹操采纳。曹操考虑的是有限资源投入与全局目标实现的关系。且不说曹操的战略目标是逐鹿中原，也不说入川后因地形复杂将使清剿刘蜀政权的部队需要极大且因路途险远、运输而不能保证的资源，我们只要看看13世纪中叶蒙古大军入川后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今重庆）下以致终不能出川的窘境，就会知道，进入四川若不能控制重庆，那就会被——用毛泽东的话说——“瓮中捉鳖”遑论再入中原。入主中原，得到的是中国，而占据四川得到的只是偏地大王。如果采纳了刘晔的建议，届时曹操所失的将是天下，而获渔翁之利的则是孙权。

地缘政治理论的守衡本质并不出自学者书房中的逻辑推理，它是地缘政治实践中所蕴含着的守衡规律真实反映。既然是规律，那它就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

历史上有一个重大且同类的现象值得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曾打到印度河上游的两个战无不胜的帝王——亚历山大[29]和成吉思汗[30]——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半岛，却班师回朝而不是顺河而下，直捣黄龙？ 

据史书载，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越过爱琴海率军东进，沿古丝绸之路的南线侵入伊朗高原，继而挥师越过印度河。此后他不是继续南下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书上说，他随后认识到“他不是世界之主”，决定班师回朝[31]，转而采取东西方民族融合政策[32]。这是因为亚历山大知道得鱼不可忘筌，因地形陡峭，进印度不难，难在出来。而消耗大资源进了印度，若出不来那就只能当“南亚之王”，届时他丢掉则是他已征服的从希腊到伊朗高原的东方世界。但亚历山大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毕竟太晚了，其战线已拉得过长。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其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后来的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但当他打到印度河边时也停了下来。1222年9月15日晚，他约丘处机[33]深谈。史书上说两人谈养生，其实是在讲今后的战略方向。谈后成吉思汗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谈后，成吉思汗回到一千多年前亚历山大的思路，遂决定打道回府：回新疆，图中原[34]。

地缘政治的本质和规律在近代西方多次得到充分的展现。

俾斯麦是近代德国少有的参透地缘政治要义的政治家。他用“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并打败法国后，将德意志的强国地位仅限于欧洲地区，拒绝任何全球性的战略企图，在他担任首相职务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目的就是孤立法国，稳定四方，用较长时间巩固、消化德国1866年至1872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遗憾的是，这种节制政策在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年）受到破坏[35]，为此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此后德国大规模扩军，实行世界全面扩张的政策。[36]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俾斯麦时期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荡然无存，德国与奥匈帝国已四面楚歌。1914年德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在战争中全面毁灭；30年代末德国希特勒步其后尘，结果又是德国被强力肢解。

俾斯麦似乎对这种灾难的出现有某种预见。退休后，“有一次他在大学生面前说，他们将到1950还为皇帝和帝国而举杯庆祝。但在私下的讲话里他常很悲观地谈到帝国的未来和未来的危险。有一次他说，有可能，上帝给德国安排好第二次分裂的时间和在此基础上而出现的一次新的光荣时代的可能性”。[37]德国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俾斯麦的预见的准确性：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9月20日成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月7日成立）。基辛格博士对俾斯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38]

同样的诱惑在不同的政治家中会有不同的选择。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莫洛托夫后来对此评价说：“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39]

1947年12月24日，希腊共产党已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在此紧急关头，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于1948年2月10日拜见斯大林并请求苏联支持，斯大林认为支援希腊已超出苏联的能力。在回答保加利亚工人党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特拉乔伊提出“希腊的游击运动的失败将会给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的问题时，斯大林说：

自然，对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 [40]

这时斯大林脑海中想到的一定是法国拿破仑在特拉法尔加[41]惨败于英国海军的教训以及德国纳粹即使在最强大的时期也没能控制地中海的事实[42]，他告诉保加利亚同志，苏联没有可与英美匹敌的海军，况且“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因此斯大林要求他们“应该把希腊起义的事收起来。”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思路是一致的。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思路与前述1927年8月23日，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关于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的决定回复中共中央湖南省委信中的思路也是一致的。这就是准确地把握战略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匹配节点，不做华而不实即目标超过能力的蠢事。鉴于同样的哲学，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43]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做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44]毛泽东在词的前半阕预言中国必将崛起并将对旧世界产生巨大冲击，后半阕告诫我们不要走称霸世界的旧路。

地缘政治是刀尖上的哲学，而地缘政治学的要义不在刀子而在哲学。刀子是要有对象的。这就要求明确我们的敌人是谁，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力量边界在哪里。1972年，尼克松来到中国，说要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向光明的方向转变。麦金德、凯南，尤其是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战略大师”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只有刀子而没有哲学，只有战略目标而没有能力界限的学说，这些学说则诱导他们的国家走向衰落。1972年年底，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45]毛泽东是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46]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法国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七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由下图可以看出，苏美国内生产总值（GDP）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的时间在1978年，为什么，这一年中美确定建交，苏联的对手由一个变为两个，此前是美国应对中国和苏联，都是1-2=-1。事实上，自1972年中美联手后，苏联和美国的国力都在急速下滑，1978年只不过是苏联彻底落后于美国的时间节点而已。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7]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8]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9]

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概括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由他的理论推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大英帝国的落幕：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和印度独立，5个月前即3月6日麦金德去世，他的死只比为德国纳粹提供地缘政治理论并很快见到纳粹灭亡并因此自杀的豪斯浩弗提前一年[50]。“直接以麦金德的思想为基础”[51]的凯南“冷战”理论，将美国推向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并由此造成美国的衰退，与麦金德、凯南一样，就在布热津斯基挂满学术桂冠的时候，他也看到了美帝国的黄昏并于2017年5月27日逝世。此时中国与俄罗斯已结成日益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且不可战胜；俄罗斯与法国、德国在乌克兰达成谅解；克里米亚已转入俄罗斯手中，英国已决定脱离欧盟。如果布热津斯基还健在，相信他会看到与他的描述相反的西方世界“大失败”的结果。

遭遇到“大失败”的是为什么总是这些“满腹经纶”的人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偏离甚至违背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其中“环球同些凉热”这样一个连中学生都不陌生的“能量守恒定律”[52]。地缘政治的本质与生活常识是一致的。

违背常识是要吃亏的，而违背常识的往往是其认识走不出书斋的人。    

二、地缘政治的中国特点及其运用

（一）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

笔者在研究中国地缘政治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笔者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53]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54]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

在上述两书中，笔者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高水平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 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55]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地缘政治本质上是资源政治。因此，评价国家制海权强大与否，仅仅用传统的根据海军装备技术的强弱而忽视国家陆地版图濒海线长短及其与资源丰富地区的距离远近，是不全面的。与能量传输距离越远损耗越大的原理相同，对于体量相同或相近国家而言，其濒海线的长短及其与资源地区的距离远近，从相当意义上影响着该国海权评级的权重。比如我们常说印度是印度洋上的海权大国，并不是说印度比西方海权国家有更强大的海洋作战能力，而是说它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及其在直插印度洋的大陆主体板块可释放出对印度洋的巨大反作用力。

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因而也是工业大国的必入之地，现在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海上丝路的必经之地。

但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特别是马汉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国天然具有了优于英美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理优势。中国依靠全球战略制高点青藏高原，尽占两洋地利。这种地缘优势——如能在青藏高原远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或由此反视青藏高原，我们就会对中国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毫不怀疑——又使中国得以避免了英美国家为获取世界优质市场和优质资源/能源而不得不劳师远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国家通过建立漫长的海上岛链的方式推进中国海权。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制海权是有大陆板块依托，因而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制海权。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由此反观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而产生“岛屿链”思维，实属无奈之举。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首先要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或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所具有强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沿海已具有的强大的空防力量[56]，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可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成本，并因此有远比西方国家更从容的等待时间。

中国所独具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缘政治优势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它使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帮助西方涉远来到印度洋的是工业，而帮助中国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则是上帝。目前中国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会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继而“海权自信”应是中国文化中的应有之义。

（二）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

西太平洋关乎中国重大的主权利益，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线，在全新的视角下，我们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建设也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1958年10月6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中告诫美国人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57]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并修改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再次强调“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泽东写道：

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58]

毛泽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两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显然是有成熟的战略考虑。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

根据英美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的经验以及中国近现代失去台湾后即失近海制海权并由此反遭大规模入侵的教训，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实属必要。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想象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

（三）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一个和平交往规律

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

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史载：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59]

此事发生在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间[60]。除了“天竺响震”浮功外，中国版图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的战果而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像张骞远征西域那样的大幅推进：在天竺国地，既没有出现中国的附属国，更没有出现朝廷策封的藩王。新旧《唐书》皆不为王玄策作传，其“不足为训”的深意不言而喻。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该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历时200余年，其统治范围最广时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带着吐蕃的军队将天竺国统一政权打碎后，印度陷入为时长达五百多年分裂的历史中，吐蕃王朝的边界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61]，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62]

但是，“和平规律”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说，如果有，与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其冲突的概率、规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对边界线的影响也是最小的。

（四）中国国内安全是一个相互联动的整体

如果说在明朝之前，中国东南安全与西北安全紧密联动的话，那么明朝之后，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紧密地与东部，特别是东北部安全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大的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国东部出现乱局，英俄境外势力也加大对西南地区的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年10月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协约，调整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协约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缓冲区”；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协定表明俄国退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夺。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已刻不容缓。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缅公路，于1937年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这些举措得到有力执行，西康省的设置功不可没，而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外敌入侵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方支撑。

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始终将中国东部安全与西部安全、继而东北安全与西南安全联系起来考虑。1953年，就在朝鲜停战协议即将签字的前夕，毛泽东即从抗美援朝前线抽调秦基伟至云南，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63]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为了消除大三线建设的外围干扰，1962年，毛泽东指示在西南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我方边界的蚕食。1969年3月，中国在东北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珍宝岛针对苏联入侵发起反击，随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1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64]

（五）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比例也有一个“黄金分割率”

“黄金分割率”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美学定理。他曾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实上，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也有一个天然比例。

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同期，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间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部分地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如果将中亚战略力量比喻为欧亚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在近代以后还有俄罗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及向其他战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扩张。今天出现大规模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与欧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这一规律的历史再现。

认识欧亚大陆战略力量“黄金分割”规律有利于我们看清欧亚大陆此起彼伏的战略力量消长规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认识在这个规律作用下中国国力在中亚地区伸张的极限。而认识国家力量的极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麦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理论，由于他没有认识到欧亚战略力量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规律，以致他的理论成了英国将国力延伸到中亚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国的衰落诱因。凯南、布热津斯基步麦金德后尘，他们的理论更成了将美国驱至印度洋和中亚并由此造成美国衰落的元凶。 

（六）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有着独特的定位，不能任意夸大和缩小

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它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砝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65]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三、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

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66]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这是由于战略制定者没有把握好资源和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距离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矛盾转化的节点。与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由中心发生的地缘形势相反，亚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围绕中国展开，这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中心和重心[67]。中国又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近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东接市场财源西接工业资源，这种天然优势使中国不需劳师涉远就可获得国际优质资源；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笔者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而做到了这几点，国家基本就可行稳致远和长治久安。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68]，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与此相应，中国地缘政治研究需要告别“言必称希腊”的心态，回归到中国的月亮与外国一样圆的基本常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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