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石：即使诺贝尔也会对现在的诺贝尔和平奖说不

即使诺贝尔也会对现在的诺贝尔和平奖说不

——沦为西方政治工具的诺贝尔和平奖

王小石

原编者按：诺贝尔和平奖在设立初期固然对于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过历史贡献，但在冷战开始后诺贝尔和平奖逐渐被英美大国操纵，沦为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通过非公开透明的评奖授奖，有目的地设置热点议题，期望引导国际舆论把整个世界整合到一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和以资本主义宪政为政治规范的西方意识形态中来。作者进而得出结论：世界和平需要社会主义中国的贡献，社会主义中国却不需要诺贝尔和平奖的认可。

2016年10月7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以表彰他为结束哥伦比亚长达数十年内战所做出的努力。但就在此前的10月2日，哥伦比亚全民公投中反对派以微弱优势赢得公投，导致和平协议内容丧失合法性和执行效力，让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显得有些滑稽。签署和平协议的另一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领导人隆多尼奥则与这次和平奖无缘。就像2000年表彰朝韩和谈的诺贝尔和平奖只颁给金大中而屏蔽金正日一样，奖项只能颁给西方喜欢的人。实际上，尴尬的2016年和平奖仅仅是近年来诺贝尔和平奖许多名不符实颁奖的一个缩影。

一、诺贝尔和平奖的背景

诺贝尔和平奖是依据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年）的遗产与遗愿设立的五项诺贝尔奖之一，于1901年创立，它是第一个不分种族、国籍和性别的全球性和平大奖。诺贝尔和平奖，无疑是当今世界社会领域里影响力巨大的奖项。

依据诺贝尔遗嘱，获奖者应当是“促进民族间之友爱、消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做出最多、最大贡献之人士”。截至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共颁发了98次（其间有19年没有授奖），共有130名得主，包括个人和组织。

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发其他四个诺贝尔奖项不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颁奖，挪威国王监礼。为什么挪威获得了诺贝尔的信任得以评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在诺贝尔筹划奖项时，由自由党掌权的挪威议会是欧洲议会中积极推进和平政策的先驱。在瑞典─挪威联盟时期挪威与瑞典有摩擦时，挪威议会一直主张通过仲裁，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纠纷。[1]挪威也是最早向和平运动如国际和平局和国际议会联盟捐款的国家之一。诺贝尔曾颇为担心和平奖沦为大国或国家集团操纵的政治工具，所以选择持有先锋和平理念的小国挪威颁发和平奖。

根据诺贝尔的遗愿，挪威议会于1897年4月26日接受了这一委托，由挪威议会选出的独立五人委员会颁发，委员一般是议会中前五大党各出一名代表。委员会每六年进行一次换届，每三年更换其中两到三位成员。

诺贝尔奖的整个运行流程包括提名、评审、决选（投票）和颁奖四个阶段，每一年的提名不能自动延续到下一年度，投票阶段时获奖者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才能胜出。每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发出数以千计的信件，邀请有资格的人提交他们心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些有资格的人包括各国的议会和中央政府成员；国际法庭成员；大学校长；社会科学、历史、哲学、法学和神学等领域的教授；和平研究所和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组织的董事会成员；现任和卸任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以及挪威诺贝尔学院的常任顾问等。由于具有提名资格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因此近年来获提名者名单也越来越庞大，2014年获得和平奖提名者数量为278人，2015年获提名者数量为273人，2016年获提名者数量多达376人。

如此分散的提名票数，事实上就把确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权力牢牢掌握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五名委员手中。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不仅掌握评审、决选（投票）和颁奖三大环节的完全控制权，甚至委员会自身还有提名资格，也就是说理论上委员会可以一手把自己要推选的人选直接送到颁奖现场，完全不需要其他人或组织的配合。更为重要的是，委员们开会讨论不做记录，内容不得对外泄露，委员们也不得参加任何公开辩论，除了宣布最终获奖者之外，委员会不提供提名、评审、决选（投票）全程中的任何信息，因此，外人无法得知委员会评审出哪些投票候选人并如何投票决选出最后获奖者。由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属于私营性质而非政府机构，因此它也不受挪威的《信息公开法》管辖，不必为他们的评奖决定做出任何说明。

即便诺贝尔和平奖有这样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但以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西方大通讯社以及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为后盾的诺贝尔和平奖，仍然令当今世界上其他各种和平奖项望尘莫及。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全球影响力，与西方在全球舆论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息息相关。

二、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倾向

在世界上许多人心目中，诺贝尔和平奖是非常崇高的一项世界性大奖，认为它超然、中立、不受外界的政治影响或诱惑，而只是凭委员们的良知与判断，颁授给那些对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士。

当初诺贝尔选择北欧小国挪威颁发和平奖，确实是因为担心和平奖沦为大国或国家集团操纵的政治工具。然而诺贝尔和平奖发展到今天，早已与诺贝尔遗愿背道而驰。不仅英美等大国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的操纵愈发明显，颁发和平奖的意义也逐渐偏离了单纯褒奖那些为推动裁军、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为促进国家或民族间友爱的人士，而变成了一种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

面对诺贝尔和平奖沦为政治工具的外界质疑，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赛耶斯达德倒是直言不讳：“诺贝尔和平奖是政治性大奖，评审是政治决定，颁奖会产生政治影响。因此，委员们评选时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而不是做哲学思考和学理推敲。”[2]

诺贝尔和平奖政治倾向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诺贝尔和平奖设立初期，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尽力按照诺贝尔遗嘱的三条标准去颁奖，因此才有授予国际和平联盟、国际和平局、国际联盟、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用和平手段调解国际冲突的机构超过30次诺贝尔和平奖。这清楚表明小国挪威的理想主义倾向，希望以仲裁、调停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家间的冲突，而不是诉诸武力解决；同时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实行霸权，希望通过加强国家联盟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推动世界各国共同信守和平、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理念。

但是在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所坚守的理想主义逐渐被英美等大国的现实主义所挑战甚至压制，进而极大地影响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抉择。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反苏、反共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宣称“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而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他主张英、美结成同盟制止苏联的“侵略”。丘吉尔这次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与英国关系密切的挪威王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被裹挟迎合英美的冷战政策导向，成为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严密巧妙操控用以反苏反共并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

在诺贝尔和平奖过去100多年的获奖者中，来自英国、美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人士居多，三者相加共有37人；其次就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士；再次是英美意图“和平演变”的国家中的人权活动家。这种颁奖分布的算计背后就是丘吉尔在1948年10月9日提出的“三环外交”战略构想，即：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为第一大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美国等信奉基督教的英语世界为第二大环；联合起来的欧洲算是第三大环。而英国是三个大环都归属的唯一国家。丘吉尔试图用这样的外交战略在二战后英国国力衰败期仍保有大国地位和荣耀，并最大程度地联合西方国家阵营对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施冷战攻势。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分布统计与“三环外交”战略的高度重合[3]，明白昭示和平奖的政治倾向：在冷战对抗中为英美西方大国占领道义高地并制造舆论推广西方意识形态服务。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甘地至死未获得和平奖，就与印度前宗主国英国千方百计地阻挠有莫大关系。因为一旦甘地获奖，将掀起海外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连锁的惊涛骇浪，彻底冲垮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诺贝尔基金会主任盖尔·朗达斯塔说：“当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讨论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对其真实原因也无从说起。但是据猜测，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挪威对外政策有很强的亲英色彩。”[4]挪威同大英帝国不但在皇室和文化传统上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二战中挪威流亡政府还曾迁往伦敦，得到大英帝国的庇护。此外在1946年，挪威前任外交部长赖伊更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力挺，当上了首任联合国秘书长。由于这种背景，这些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不愿意因颁奖给甘地而得罪英国，自然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时，为了防止甘地得奖，英国可谓机关算尽。在和平奖评选前，英国《泰晤士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由路透社自印度发回的报道，题目是《甘地先生准备向巴基斯坦宣战！》，肆意歪曲报道甘地在一个月前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竭力让人相信甘地已经放弃他提出并坚持了几十年的和平立场，准备对巴基斯坦决一死战。[5] 诺贝尔委员会最后一次开会讨论决定，放弃世人关注的甘地，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英国“教友会”。

在英美的冷战政策导向下，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文学奖被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舆论武器，颁发给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异议人士，寄望于他们在诺贝尔奖的加持下有力地引导内部发酵，向西方意识形态靠拢。1958年，瑞典文学院首次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1970年，再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时，在整个世界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掀起了更大波澜。1973年，当索尔仁尼琴提名苏联另一名人权斗士、“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时，英美对终于找到有分量的苏联异议人士大喜过望，1975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就给萨哈罗夫颁发了和平奖。在颁奖词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高度评价萨哈罗夫作为人权斗士跟苏联政权作斗争的“壮举”：“萨哈罗夫绝不妥协，跟滥用权威的、有损人的各种行为作斗争，并为一个法治政府的理想而奋斗。”[6] 借给萨哈罗夫颁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全球舆论的聚光灯下大肆歪曲鞭挞了苏联不法治无人权，并进而长期进行舆论运作，用西方所谓人权价值体系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

199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奖励他响应英美号召大规模裁军并以“新思维”名义向西方意识形态靠拢，这无疑是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连续舆论攻势取得的重大成果。而戈氏主导这种意识形态投降的后果却是导致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剧变，和随后俄罗斯在美国经济学家指导下进行“休克疗法”造成的惨痛十年。

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但美国追求单极霸权的攻势并没有终止，反而在打破两极均势后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热战。在此期间美国加强了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操纵，令其颁奖导向服务于美国以“颜色革命”与热战手段相结合以固化单极霸权的战略部署，而颁奖对象则明显地聚焦在中东地区、前东欧地区和中国周边地区。1991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给缅甸的昂山素季，1994年颁奖给主导核裁军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与罗特布拉特，1997年颁奖给国际反地雷组织及其领导人乔迪·威廉姆斯，2000年颁奖给促进朝鲜半岛对话和东亚和平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却不按照惯例同时颁奖给朝鲜的金正日），2005年颁奖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2011年颁奖给女权活动人士塔瓦库·卡曼（也门）、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亚）与莱伊曼·古博薇（利比亚），2015年颁奖给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都与美国的强化单极霸权并推广其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息息相关。特别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被颁给还在服刑中且对世界和平毫无贡献的刘小波，至此西方国家彻底撇开了和平奖的道义伪装，直接把和平奖当成了奖赏反政府分子的筹码。

诺贝尔和平奖在促进国际和平、平息战乱和维护人权方面，特别是在创立初期，确实曾做出一定的历史贡献，但我们也应看到，诺贝尔和平奖已渐渐沦为西方国家阵营占领道义高地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一分为二地看待诺贝尔和平奖，才能不陷入盲目推崇或全盘否定这两种误区。

三、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

迄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过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是刘小波。前者是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是企图煽动颠覆中国现行宪法和国家政权的刑事罪犯。除达赖、刘小波之外，疆独头目热比娅、流亡海外民运分子魏京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犯胡佳等都进入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名单。不难发现，西方为了干预中国政治进程，强推西方意识形态，只要在反对中国政权方面搞出了大动静，不管是民族分裂分子还是刑事罪犯，都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89年，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长期开展分裂中国活动的藏独头目达赖喇嘛，当时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毫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而是政治起了作用。”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埃贝尔·奥尔维克也宣称：“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7] 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上层纠集分裂分子在拉萨闹事，打死打伤爱国藏族人士索朗降措等，随后向驻藏部队、机关发起武装进攻，这就是达赖所谓的“和平起义”。1960年，达赖喇嘛又授意贡布扎西在尼泊尔的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失去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之后，“四水六岗军”作鸟兽散，达赖不得已才改头换面走所谓“和平路线”，变武装袭扰为煽动境内藏人制造社会骚乱，甚至鼓动多名年轻僧人自焚。而据曾为达赖七人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因与达赖意见分歧而被迫离职的其麦泽仁说，已有10名流亡藏人因持不同意见被达赖喇嘛授意暗杀。这些事实证明达赖喇嘛既不“和平”也不“人权”，很显然，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达赖的政治“犒赏”，是冷战中把中国视为敌对阵营进行全面打压、分裂的手段之一。而选择在1989年这个时间点颁奖给达赖喇嘛，毫无疑问地是为了制造热点议题把全球舆论聚焦关注那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意图施压中国政府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但中国上下都有足够定力，安然度过了美国设计的这一局。

2010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和平奖授予刘小波（提名人正是达赖喇嘛），宣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刘小波长期以来用非暴力形式在中国为基本人权作抗争，并表示一直相信，人权与和平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近年来刘小波炮制多篇文章以造谣方式否定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彻底否定矮化中华民族，宣称中国应该再被西方列强殖民300年。[8] 所谓刘小波的“人权抗争”——试图推翻中国现政权和体制，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宪政制度，公然违背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这既是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确凿罪证，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原因。西方国家操纵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2010年颁奖给刘小波，与前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和平奖形成巨大反差，在营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占据和平、民主、人权议题道义高地的形象后，把中国内政问题升级为全球性热点议题抨击中国不民主、无人权，让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对反政府组织、人员投鼠忌器，为美国此后对中国制造动荡的“颜色革命”运作减少阻碍；最终目标是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被迫接受西方的整套价值观和政治规则。但是令美国极为失望的是，这次颁奖运作不仅没对中国形成足够的冲击，其“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在其他国家也没有获得太多的响应。根据欧洲国际关系理事会学者高万(Richard Gowan)和布兰特纳(Franziska Brantner)的研究，2010年联合国大会192个成员中有127个先后投票反对欧盟关于人权的立场。他们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在联合国可以指望70%的支持率，而今天已经下降到42%，几乎和美国的40%不相上下。与此相比，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人权的立场则得到了69%的支持率。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人心向背可谓一目了然。[9]

2015年3月，给刘小波颁奖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托恩·亚格兰未完成六年任期便突然落选主席，降任为委员会普通委员。这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情况。虽然这未必与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小波导致中国与挪威外交关系降至冰点直接相关，但应该与舆论普遍批评亚格兰任主席期间的委员会违背诺贝尔初衷颁奖的广泛批评关系巨大。诺贝尔和平奖研究者弗列得利克·赫夫曼说：“亚格兰成为第一个在任内所有颁发的和平奖都与世界和平无关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10] 这不是亚格兰个人的污点，而是诺贝尔和平奖沦为政治工具的耻辱纪录。

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对中国的反复非难，实际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不安。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经济强劲增长，社会大局稳定，而美欧普遍复苏乏力，对社会主义中国日渐强盛心态失衡。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强大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除了在军事上在中国周边制造并扩大朝鲜半岛危机、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主权问题等安全议题，在经济上极力策动股灾、撤资做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每年资助数以千万计的美元给各种“藏独”、“疆独”组织和人权、宪政非政府组织，为运作“颜色革命”作舆论准备。而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诺贝尔和平奖，自然也是西方阵营发起意识形态攻势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选项。

新中国成立后，多任领导人都有大规模裁军铸剑为犁的历史贡献，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一以贯之地带头提倡并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和平和规范国际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袁隆平也通过发展杂交水稻技术解决了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戴了“有色眼镜”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就是视而不见，宁可空缺授奖或者颁奖给对世界和平毫无贡献的反政府异议人士刘小波。

因此，中国对已经高度政治化的诺贝尔和平奖不要太当回事，更不能视其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那会把中国导向危险的境地，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忠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在短期内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对而言，倒是更应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诺贝尔和平奖。

结语

综上所述，诺贝尔和平奖固然对于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过历史贡献，但在冷战启动后诺贝尔和平奖逐渐被英美大国操纵，沦为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通过不公开透明的评奖授奖，有目的地设置热点议题，期望引导国际舆论把整个世界整合到一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和以资本主义宪政为政治规范的西方意识形态中来。正如对诺贝尔和平奖深有研究的国际时政观察家星野所指出的，“诺贝尔和平奖甚至文学奖，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颁奖被当作接纳一个国家进入“西方文明俱乐部”的象征和符号”。[11]

诺贝尔和平奖在创建初期，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对营造世界和平的一种理想主义思潮的外在表现。但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必然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因为帝国主义仍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危机。二战后，帝国主义霸权美国发动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战争就足以证明。而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方仍是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它很难科学认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很难客观公正地推崇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侵略战争的土壤。因此，即便英美不操纵颁奖，诺贝尔和平奖也不过是粉饰世界太平的安慰剂。

世界和平需要社会主义中国的贡献，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并不需要目前这样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认可。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注释：

[1]张星云：《诺贝尔和平奖，被不断定义的和平》，《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2期（总第908期）。

[2]孙涛：《诺委会秘书长承认和平奖是政治决定称中国充满不稳定》，《环球时报》2010年11月5日。

[3]星野：《你不知道的诺贝尔和平奖：大奖评选后面的五个秘密》，澳门三思文商传讯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

[4]星野：《你不知道的诺贝尔和平奖：大奖评选后面的五个秘密》，澳门三思文商传讯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

[5]夏星：《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背后战火纷飞》，《财智文摘》2003年第10期。

[6]夏星：《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背后战火纷飞》，《财智文摘》2003年第10期。

[7]刘欢：《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给刘小波的政治“犒赏”》，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0/15/c_1266 4760.htm。

[8]李成刚：《刘小波其人其事》，《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日。

[9]张维为：《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问题》，《环球时报》2010年10月28日。

[10]刘仲华：《挪威诺委会主.席被撤引猜测》，《环球时报》2015年3月5日。

[11]星野：《你不知道的诺贝尔和平奖：大奖评选后面的五个秘密》，澳门三思文商传讯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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