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斥巨资扶持本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打了谁的脸？

日本政府斥巨资扶持本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打了谁的脸？

肖  凡

据日经新闻获悉，日本将在其 2021 财年补充预算中拨款约 6000 亿日元（52 亿美元），以支持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该项资金将分为两部分使用，来资助半导体制造商建立新工厂。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将设立新的补贴，用来支援日本国内半导体工厂更新，主要是支持通用半导体现有工厂的改建，以确保日本国内的产能。补贴费用将计入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日本政府和执政党正在商议金额，日本经济产业省要求拨款数千亿日元。

曾几何时，在中兴和华为被美国制裁，中国芯片产业遭遇美国卡脖子，中国的有识之士呼吁政府要加大投入以扶持芯片产业自主创新发展之时，某知名西化经济学家却发表过了一篇题目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很危险》的文章，文章是这样讲的：“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此话一出，争议不断。令人扼腕的是，如此猪油蒙心、祸国殃民之言，在广大资本媒体平台上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并且支持者甚多。如今，四年过去了，日本也在重复当年中国政府所做之事，按照该知名西化经济学家的逻辑，日本政府在其经济产业省的建议之下，采取调拨大量财政预算投入到本国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中，非但不是什么有利于本国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的举措，反而是有害的。

如果我们原封不动的将《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很危险》这篇文章，翻译成日文，语气诚恳地在日本主流媒体上广泛发布，向日本政府、产业界以及日本国民提出建议，他们会接受吗？会感激我们的良苦用心吗？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在中国芯片被美国卡脖子这一问题暴露以后，国内有人呼吁，要像搞“两弹一星”工程一样，将中国芯片的短板补齐。此话一出，跟上述那位西化派经济学家站在一阵营的砖家们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表达自己的反对之声。他们说，“这是不切实际的。‘两弹一星’早半年晚半年无关紧要，只要研制出来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就无法产生利润，就意味着失败。更残酷的是，在摩尔定律驱使下，失败者接下来还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台上与优胜者竞争。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入的话，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好，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这与‘两弹一星’那种一次性资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真的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芯片产业是高投入长周期的技术导向型产业，其发展的水平是与总投入资金成本成正比的，而且越早投入，成本相对就越低，效果也就越好。因为，建设一条同等水平（相对于投产时的最先进水平而言）和规模的生产线所耗费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大（考虑通货膨胀）。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马宾同志曾在其著作《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一书里提及：“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集成电路行业固定资产总投入仅15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仅3亿美元。据报道，现（1995年）国外建一条有一定规模的存储器生产线投资就要2亿美元。”时间仅仅过去大约5年，生产线的建设成本却飞涨这么多，这还是存储设备的生产线，换成是技术成本更高的中央处理器（CPU）的话，生产线建设成本的涨幅会更大。由此可见，越早投资，成本和代价就越低，此为第一点。

第二，“两弹一星”模式，并不是指投入的资金规模和参与承担研发的主体一定要严格按照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两弹一星”模式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考虑，是出自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组织科研人才、后勤供给和政治保障，在国家的协同下，有规划地、有步骤地打破外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封锁。它不仅要求专业素质上过硬，而且还要求政治上可靠。此外，当年搞“两弹一星”时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国家在宣传上说不计成本（陈毅元帅说，当掉裤子也要搞）就真的不计成本，甚至出现了浪费国力影响生产的现象，相反地，钱学森人为我们国家在搞“两弹一星”时，“因为有党的领导”，“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比外国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节约得多。他在回顾中国的“两弹”研制工作时说：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由此可见，用“两弹一星”模式来发展芯片产业非但不是不计代价、极其浪费的，反而是极其经济的。

第三，半导体集成电路是制造业的原点和最上游，是关系国家整体工业生产安全、国防安全以及科技发展战略安全的大事。政府必须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扶持芯片自主产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凭借其信息技术的高端优势，在芯片、软件等技术产品上“预留后门”，安装程序“定时炸弹”，妄图控制我方系统、瘫痪我方网络。这种网络技术上的相对劣势，平时可能仅仅对经济带来影响，但在某种关键时刻则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严重打击。比如2010年6月，伊朗核设施的离心机设备，运行失控并高温自毁，就是美国通过震网病毒实现的，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伊朗在国防软件和硬件上依赖他国技术公司。

另一方面，目前对于中国而言，也面临着美国对我半导体产业进行报复性封锁，而且这种封锁并未因其政府换届总统易人而有所缓和，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技术封锁将长期化。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巴统协议在技术上形成坚固的盟友关系，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长期的技术封锁；如今，美国依赖瓦森纳条约和美国国内法，纠集并要挟其西方盟友，旨在全面摧毁中国高新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以维持它日渐没落的霸权地位。美国多次修改出口产品规则，限制华为使用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和服务。经过多轮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华为的麒麟芯片最终走向绝版，其对苹果三星等国际大厂形成挑战的手机产业也遭到重创。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西化经济学家们，活跃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中心，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严重的干扰，甚至称得上是破坏。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背景之下，一方面，美国以举国之力打压中国高新产业，定点狙击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甚至不惜长臂管辖，干预他国司法体系，来绑架要挟之；另一方面，那些买办经济学家们，依然大肆鼓吹美国期望中国不加分辨、照单全收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产业政策，在贸易战和科技战中放弃用国家之力和政府调节手段抵御美国及其盟友的无理制裁和蛮横打压。但凡有点智商和良知的人，都不得不问，这些所谓“经济学家”们到底安的什么心？

如果说四年前，我们的庙堂之上和普通群众还看不清以某知名西化经济学家为首的这帮人的险恶用心的话，如今，日本政府用其真实行动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响亮地打了某些人的脸，我们就在也没有任何借口再上这些人的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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