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韩国电影《寄生虫》中的阶级问题

作者：李健李宁来源：《理论月刊》2021年第8期 2022-02-28 1940

摘要：韩国电影《寄生虫》揭露了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阶级寄生结构，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个人奋斗意识形态神话。然而，该作品并未指出阶级出路，因而沦为一种安慰，客观上排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这是其局限所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值得肯定，但是无出路的安慰必须拒绝。

关键词：《寄生虫》；马克思主义；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李健：韩国电影《寄生虫》中的阶级问题

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作品《寄生虫》在2020年2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开创了韩国电影乃至亚洲电影的新纪元。获得奥斯卡奖项的电影，通常西方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以贫富差距甚至阶级矛盾为主题的《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奖，是否意味其颠覆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看，它有何得失？在奥斯卡奖具有重要社会舆论影响力的当下，这些问题值得理论工作者去回答。

一、犀利揭露：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阶级寄生结构

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宣传主题即某种意识形态表达隐匿于视听艺术中，以“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方式将宣传主题镌刻进个人的观看体验之中。“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1]意识形态宣传的隐蔽性和有效性之间具有一定联系，影片制作者需要通过明喻、暗喻等方式，确保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地引导观众。片名“寄生虫”是理解影片主题的重要线索，从表面上看，《寄生虫》是刻画底层家庭“寄生”于上流家庭的荒诞黑色喜剧，实则是影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其附属国之间的寄生关系的“批判的武器”。

（一）寄生表象：无产阶级依附于资产阶级

从表面上看，雇佣劳动是无产阶级依附于资产阶级表现之一，工资似乎是最具说服力的铁证。穷人家庭通过精心设计而跻身富豪家庭，并以雇主的工资为生。至此，穷人家庭在表面上已完全依附于富人家庭，而这种“寄生”也相对改善了穷人家庭的生活质量，看似是资本家养活着无产者。西方世界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依附现象呢？“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2]，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以抽象的人为基础，在抹去人的自然差别和社会性差别的前提下谈论平等和自由。因此无产阶级的自由在于选择工作或者饿死，在于选择替这一个资本家卖命还是替另一位资本家卖命。在这种抽象原则下，无产阶级的贫苦最能归因其自身的懒惰和愚蠢。具体来看，雇佣劳动和工资就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混淆手段，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并向工人支付一定的报酬，看似是一种平等交易，实则故意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福利、慈善举措也是资产阶级转移矛盾并用以粉饰真相的手段。影片中，在象征着阶级剥削的雨涝灾害后，福利慈善部门依然向穷人进行了善心捐助。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伪造的博爱假象：“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得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3]而正是这种种小恩小惠营造出了无产阶级“寄生”于资产阶级的表象。

但值得思考的是，穷人为什么甘做“寄生虫”？穷人并非好吃懒做，实则有相当的能力。可是他们在“连找个保安，就有五百个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竞争上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无法顺利得到一份工作以维持生计，不得已才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依附于富人家庭。马克思曾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相对过剩人口既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产物，又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之一。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必然恶化就业竞争，使得雇佣劳动者地位更加不利，造成两极分化愈加严重。资本主义“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4]。穷人家庭正是因为“一无所有”才会迫于无奈“寄生于”富人家庭。

（二）寄生实质：资产阶级盘剥无产阶级

影片试图表现的更深层的寄生关系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即资产阶级寄生于无产阶级。富人家庭作为雇主为穷人家庭发放工资；而穷人也因劳动有所得，这似乎是一种平等交易。但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工作日分成两个部分：必要劳动时间为自己生产工资，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无偿生产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在一方创造出来，与此相适应，负劳动，即相对的懒惰（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非生产劳动）则在另一方创造出来。”[5]富人家庭享受着鲜衣美食的优渥生活条件，并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却无偿地占有绝大多数的劳动成果。以穷人家庭为代表的劳动者为了生存，要么成为产业工人提供剩余价值，要么成为仆役提供服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论证了何种劳动创造价值以及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但是逻辑悖论却出现了：“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 由此可见，活劳动和死劳动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对抗的统一体。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看似源于自身劳动，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为资产阶级建造了华丽宫殿，却加剧了阶级分化和自身贫困。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家用工资与劳动进行等价交换的假象，遮盖了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姿态成全了资产阶级的地位与财富，而剥削阶级却因其逐利本质，利用其经济、政治、文化等特权，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压榨、支配被剥削阶级。这难道不是最真实的寄生关系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寄生虫不是无产阶级，不是穷苦的劳动者，而是资产阶级。

（三）隐蔽之象：帝国主义的寄生

第三层寄生关系更加隐蔽，它表现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寄生关系。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基于资本关系的阶级对立是如何转化为民族压迫的：“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7]殖民地向帝国主义提供原料、劳动力、市场，同时也承担着帝国主义转嫁的经济危机、政治压迫、文化入侵以及环境污染等灾难。富人家庭的女主人反复强调美国学历和美国制造的含金量高，其小儿子因参加幼童军而热衷于印第安文化，而家庭教师更是直接点明：“幼童军精神的原始起源，确实是美国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在历史上被压迫和被屠杀的可怕结局，既暗示韩国社会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和屈从，又隐喻韩国由于精神上、物质上被美国控制，可能遭到像印第安民族那样的悲惨命运。朴社长经营着一家名为ANOTHER BRICK的通信公司，其名称和行业性质与韩国最大的跨国企业“三星”公司形成了某种关联。“三星”的股权结构中，美国资本持股的分量不容忽视——这正是资本输出的寄生现实。韩国社会不仅深受美国的文化影响，还受到美国的经济渗透、政治操纵和军事胁制。韩国依附于美国，却是美国的寄主之一。韩国电影《寄生虫》需要美国的奥斯卡奖才能充分自我肯定，这本身也说明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依附和寄生关系是何等全面。

二、虚幻出路：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神话

阶级分化并未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消失，却鲜在西方主流影视作品中体现，甚至常常被种族、性别、文化等惯用主题进行合法化掩盖，以更加隐蔽和精致的形式来模糊差别和对抗，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伪装成普遍性的社会共识。富贵石便是影片暗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超阶级”的意象，其表层涵义是通过富人之口挑明的：“这块石头，最能给家庭带来财运和考运。”穷人将其视作改变命运的象征，在竭力向上层社会攀爬的过程中，其对石头的信任和依赖从主动变为被动，富贵石的真实含义也逐渐浮现出来。事实上，影片中共有两块“石头”，除这块穷人的“富贵石”外，另一块便是富人的公司“ANOTHER BRICK”。这块“石头”才是富贵石的真身，代表只属于资产阶级的财富之路。而穷人那块“富贵石”所象征的希望，只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的阶级跃升之路，是为安抚和迷惑无产阶级而编织的谎言。两块“石头”对比的真意，在于揭示个人奋斗取得成功是资产阶级强加给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难以挣脱的虚幻出路。

（一）富贵石之象：超阶级的个人奋斗理想

所谓超阶级的个人奋斗之路，意指在阶级社会中，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也存在客观的、无差别的晋升途径。这也是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否作同路人的问题。在影片伊始，穷人坚信“富贵石”指向的是从贫穷通向富有、从底层社会跃升上流世界的光明道路，通过自由地选择教育、就业、婚娶等手段，无产者也享有平等的机会实现阶级流动。借助“富贵石”这一意象，资产阶级宣扬了其价值理念：资本主义社会是唯一合理的社会形态，而资产阶级利益是代表全人类的普遍性利益。事实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曾在反对封建专制体制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过短暂的同盟关系。而一些超阶级、普世性的价值理念也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发挥过进步性作用。在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之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理念便作为“普世价值”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层面，服务于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无产者之所以坚信这种超阶级的个人奋斗理想，正是基于资产阶级宣扬的以下几大价值理念：

其一，资产阶级自由理念。“自由”是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为了摆脱封建神权的人身束缚，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政治自由的要求。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政治自由的核心内容。此外，资本主义国家还号称国内一切公民都享有竞争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等权利。按照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来看，影片中的穷人也可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角逐场”参与自由竞争，职场、学校、医疗等领域只是遵守“优胜劣汰”的科学原则进行筛选，穷人的落榜和失意只能归因于好吃懒做或技不如人。但马克思、恩格斯则指出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永恒的。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这种自由竞争，“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8]这正说明，无产阶级的“自由”只是从封建的人身依附过渡到对资本的依附上去。因此，富贵石代表的超阶级的自由奋斗理想只能是虚幻表象。

其二，资产阶级平等理念。为挣脱封建王权和宗教思想的束缚，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理念，并将之作为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法律目标。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当初的理想王国却未实现，于是意识形态家们便试图修正理论。譬如，经济学家哈耶克便认为社会强调的是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在影片中，穷人与富人同窗一起报考大学，但结果却截然不同。在名义上，符合条件的公民均有报考大学的平等权利，但实际过程和结果却迥然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9]资产阶级正是有意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才得以掩盖对立阶级剥削和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正如影片所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少数的统治阶级不仅掌控着国家的经济规则，还利用政治、教育、文化等手段巩固其社会结构，这使资产阶级优势可得以继承，而无产阶级作为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其贫困也会因竞争劣势而代际传承。实际的不平等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却被资产阶级以权利平等的理念加以掩饰。

其三，资产阶级博爱理念。资产阶级声称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是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资产阶级应该以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来关注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富贵石”正是富人赠予穷人的转运之物，似乎体现出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同情和救助。但当“富贵石”作为凶器将穷人一家引向深渊时，资本家的博爱精神才浮现其欺骗性和虚伪性。只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资产阶级就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10]。资产阶级的博爱理念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改善了劳工的经济生活状况。但资本的本性就是剥削和占有更多剩余价值，博爱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链条。反而被资产阶级包装成其意识形态武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向全世界推行其文化霸权。

总之，富贵石的表层意蕴即向无产阶级描绘一幅超阶级的个人奋斗图景，以此来增强社会各阶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那么，其真实用意何在？

（二）富贵石之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手段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意识形态总是带有阶级性的色彩，“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1]资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力量，不仅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也塑造着国家的上层建筑，以保障统治阶级的特权。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往往以中立性的姿态呈现，虚情假意地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冒充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为阶级统治所惯用的迷惑手段。“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 这种普遍性的伪装在政治层面表现为，以社会管理代替阶级统治，试图将国家伪装成代表社会正义的“公器”；在经济上则表现为资产阶级凭借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伪装成全人类的最高的共同利益，为资本主义剥削寻找合法性支撑；从文化上来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普世性为伪装，向无产阶级灌输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实则是以文化扩张和文化入侵的形式达成其政治灌输的目的。

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通过法律、教育、宣传等途径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装成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以此诱导人民群众，甚至是对立阶级的成员相信其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13]。它总是将自己宣传成中立的、超阶级的存在，却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尖锐对立。而处于“自在”阶段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还较自发和零散，甚至将斗争矛头转向本阶级其他成员。正如列宁指出的，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历史久远、加工全面、传播渠道众多，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阶级意识。譬如，当阶级跃升的梦想幻灭之后，穷人试图丢弃所谓的“富贵石”。但正如穷人儿子说，“石头总紧跟着我不放”。这暗指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下，“自为的”无产阶级难以摆脱这种精神掌控，遵循主流思想的引领，向上层社会跃升已是个人执念。列宁就曾以“刽子手”和“牧师”来讽刺统治阶级的虚伪统治方式。刽子手通过强力镇压反抗者，而牧师的职责却是为被剥削阶级描绘一副美好蓝图，消磨其阶级意识和革命斗志，使其臣服于剥削统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灌输理论不是无产阶级理论家独创的，意识形态灌输实践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历来统治阶级都十分注重利用灌输手段，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就是要将被统治者训练成没有阶级意识和反抗能力的机器。

在影片末尾，穷人儿子将富贵石沉入水底，似乎意指其通过血淋淋的教训已认清资产阶级宣扬的奋斗出路只是一种骗术，意识形态的美梦已经幻灭。然而他的一场救父计划和畅想，说明石头只是在形式上被沉入水底，在现实中，它依旧紧跟其后，一场梦又要开始。根据导演奉俊昊自己的计算，穷人儿子靠工资收入去购买豪宅救出父亲，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547年。这表明导演非常清楚个人奋斗走向成功是欺骗无产阶级的谎言。但为什么惨痛的失败无法让人觉醒呢？原因在于：只要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不够充分，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会趁虚而入。列宁指出：“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4]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系统麻醉，无产阶级耽于个人飞黄腾达的梦幻而不能自拔，只得开始又一轮的失败：这是富贵石造成的最终结局。

三、得失相间：从阶级关切沦为精神抚慰

（一）批判而无出路：“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

阶级问题是影片《寄生虫》基于社会现实而锁定的焦点，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味和政治、社会关切的选题。马克思首次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探讨人类社会演变过程时，阶级和政治就紧密联结起来。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体现。在当今西方国家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时，一些观点认为阶级话语应该退出历史场域，政治斗争和关切应该从生产领域转移至生活等微观领域。[15]然而事实表明，西方国家的剥削和不平等现象仍然很普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阶级对立和斗争形势依旧严峻。譬如，2011年在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活动，就是群众对金融资本贪婪成性的斗争。尽管这些抗争活动并没有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依旧是当代阶级斗争在场的证据。

导演奉俊昊不仅没有刻意回避遮羞布下尖锐的阶级冲突，反而甘愿充当“显微镜”来展现这种矛盾对立。剧中的各个人物形象都复杂而鲜明，剧外的每位观众都能从镜头中捕捉到自己的影子。导演通过这部人间悲喜剧传达的是对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普通群众的关切和同情。遗憾的是，无出路的批判只能起到安慰作用，不能启发这个具有潜在历史力量的阶级。一方面，影片想让群众感知自己有精神同行者以获得心理认同和精神减压；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影片里是完全消极的破坏力量，不知道出路何在。奉俊昊正如列宁评价的那些没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 [16]。观众得到了情感宣泄，却并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改变，甚至陷入自我怀疑。看似强烈冲击，实为精神安慰。

（二）必然的安慰：学科背景、政治倾向和职业需要

导演奉俊昊之所以陷入“为安慰而揭露”，可以从学科背景、政治倾向和职业使命等方面发现缘由。从学科背景看，奉俊昊受过系统的社会学熏陶，他的作品通常会从某一社会议题出发，表达历史反思和现实关切。在《寄生虫》中闪现着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言论。譬如，导演借保姆之口，感叹“如果我有钱，我也会很善良”。经济条件决定其为人处事的风格——这一论断的得出自然与奉俊昊的社会学背景相关。此外，奉俊昊曾经历风起云涌的韩国工人运动，对阶级斗争有更加敏锐的感知。《韩国工人》一书这样评论1997年席卷全韩的大罢工：“尽管这场总罢工只取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微小让步，但罢工向全世界表明了韩国工人战斗性的提高。”[17]奉俊昊见证了这场大罢工，之后又目睹了韩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性衰落，这种无力感自然会对他创作的立场产生影响。从政治倾向性上看，《寄生虫》中通过原女佣之口，嘲讽朝鲜发射核武器的洗脑宣传，表达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不认同，隐含的是影片“政治正确”的导向。而这种“政治正确”决定了影片对社会整体结构进行剖析和批判的上限。影视产业是韩国整体文化战略中的王牌，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产业，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输出渠道。为了巩固韩国在全球影视产业中的地位并借获奥斯卡奖项之机进行国家宣传，以奉俊昊为代表的从业者都将夺取奖项作为职业使命。奥斯卡奖项的设立拓展了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范围，其评价的意识形态标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注定了奥斯卡奖参选电影所能达到的批判上限。因此，《寄生虫》虽在一些层面上实现了突破，但它的落脚点和最终导向并不明晰，影片的总体世界观也不科学——明知不可安慰而安慰，这只能是自我麻痹的暂时行为。

《寄生虫》的两面性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典型特征。对其所揭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以及个人奋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表示欢迎；但在资本主义面临深刻危机的当下，该片并没有像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品《白毛女》那样，指出劳动者应该怎么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强调先进阶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推翻这种事物的因素。” [18]《寄生虫》为安慰而揭露，占据了相当比例的文化空间，排挤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此我们不能不进行批判。事实上，只有工人政党领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7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7]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9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