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者有理？“笔部队”！日本侵华的秘密武器

作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9-03 741

（图源：刘立军《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笔部队”》）

近代以来，

日本在实施军事入侵的同时，

大力推行“思想战”、“舆论战”，

从而形成了武力侵略和文化进攻

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

自明治时代（1868—1911）开始，

无论是早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对

“大东亚共荣圈”的鼓吹，

还是后来“大陆开拓文学”

对满洲殖民侵略活动的粉饰，

都可以看出日本文人

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及侵华“国策”的实施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侵华战争时期，

日本不遗余力地实施“文坛总动员”,

召集大批文人、记者，

组建了一支“笔部队”,

专门为日本军国主义

高唱赞歌、涂脂打气。

这支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

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

互相配合，双管齐下。

“枪部队”在现实中烧杀抢掠，

“笔部队”在作品里混淆视听，

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

武力侵略和文化进攻

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

战后，日本诸多宣扬军国主义战争狂热的

文学和影视作品都备受欢迎，

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2013年的最后一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观看了

当时日本热映的电影《永远的零》。

这部电影主要表现太平洋战争期间，

日本“神风特攻队”如何实施

自杀式攻击的故事。

安倍晋三看后给予此片高度评价，

并表示“十分感动”。

《永远的零》并不是唯一，

这些作品把反思变成了颂歌，

把侵略者置换成了“受害者”。

（图源：央视网）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

历史告诉我们，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自古

粉饰罪行、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一以贯之。

因此，必须警惕我们身边的“笔部队”，

发动歪曲历史的“文化战争”。

笔部队——侵华战争的密谋者

“笔部队”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1868年），日本一面鼓动国民维新，强大经济和军力，免受西方列强欺压；一面打算向西侵占朝鲜、占领中国。

日本侵华之心由来已久，而侵略的建议和方略最早来源于日本在野文化人的野心密谋。“笔部队”与日本侵华“国策”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笔部队”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福泽谕吉、冈仓天心、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在日本国民中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亡国论”、“日本民族优越论”、“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成为最早一批“笔部队”的主力。

被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最早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人之一。福泽谕吉对日本侵华“国策”形成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把中国从“文明”国家视为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半开化国家。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干脆把日本塑造成“文明”的化身，而中国则被说成是“野蛮”的。这种位置互换标志着日本思想界侵华思想的萌芽，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他曾说，“我也是日本人，总有一天也要像英国人一样治服印度和中国人。”

如果说福泽谕吉的侵华思想多少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代表冈仓天心就是明目张胆了。他鼓吹亚洲“一体化”是“东洋的理想”，是日本的“伟大特权”，其理论主张后来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根据。

德富苏峰1894年出版《大日本膨胀论》，这是对外扩张侵华理论的代表作，叙述日本人口增长、土地稀少现状，认为“日本以国运为赌注”，应该向四方膨胀、背水一战，侵略中国按“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这一基本思路进行。

1916年出版的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各种“疾症”，认为中国无法自救，只能由亚洲所谓“文明之国”进行改正，日本作为“东洋盟主”自然要承担“提携”和“改造”的任务。大亚细亚论本质目的就是把日本塑造成亚洲的精神领袖，“病入膏肓论”、“中国保全论”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逼迫中国承认日本亚洲霸主地位，赤裸裸地侵略中国的强盗逻辑已经成熟。

武者小路实笃更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大肆鼓吹“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等，认为日本是亚洲“抗击白人侵略”的唯一支柱。

同时，诸如“大和民族优越”“日本人有着世界上最多实干家”“日本人都是勤奋严谨的国民”“日本人素质世界第一”等吹得天花乱坠的歪理被四处散播，也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一些杂志、媒体平台上仍然存在这种论调，非常值得警惕。

在侵华之前，“笔部队”先是对日本本国人进行思想教育、激励其战争斗志。在这些思想教育之下，日本人普遍不把中国人当成人看，“支那人是劣等生物，不值得任何夸奖。”“代替支那人为支那着想。”这种论调充斥着日本各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文字，这说明军国主义思想已经在很多日本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火种为军事侵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如此，日本人侵华已经没有了任何心理障碍，对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笔部队：培养文化汉奸

日本很清楚，他们要是想在中国立足，需要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宣传来换取支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豢养一批忠于日本的汉奸走狗。对此，日本人除了靠物质收买外，就是用文化侵略来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洗脑。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初尝甜头，日本决策层更加坚信，战争的核心是武力，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则是宣传战；殖民控制的重点是精神控制，没有精神控制就不会有完整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满铁”“满映”最初作为文化传播机构，对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这些文化机构进行完全控制，“笔部队”开始从文化接触源上管控殖民地人民思想。“满铁”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也是殖民侵略的排头兵。“满映”是“满铁”下属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设想通过电影这种新兴文化产业来传达日本观念，进而实现文化殖民侵略目的。李香兰（日本女演员，本名山口淑子）作为“满映”最出名的女演员，主演了《东游记》等电影。（《东游记》讲的是两个前去访友的中国农民愚昧无知，在旅途中出尽了洋相；他们的中国朋友老王虚荣自私、吹牛撒谎。而日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举止文明、彬彬有礼；日本与中国不同，这个国家是富裕的、文明的、先进的，有着光明的未来。）影片所谓建设“新满洲”目的，正显露出日本“大东亚”的图谋。

这些“笔部队”的文化作品集中宣传的是日本如何先进，优秀，“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为什么干净”“日本人为什么有素质”……而最后的主旨，都是认为中国人应该无条件服从于日本人。

另一方面，则在各个方面宣传中国人素质如何低下。在这些所谓的“满洲文学”里，到处都在打压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妄想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配合日军战场上的进攻，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化界总动员”。以前的随军记者已不能满足日本军方的需要，于是军部开始直接有组织地实施征调报道班员制，除记者外，一大批作家、画家乃至诗人、音乐家等都被征调到前线，1938年8月“笔部队”正式成立，专门从事有关战争的宣传报道。几个月中，“笔部队”就写出了一批符合殖民意图的作品，内容大致分为三方面：歌颂日本士兵的英勇顽强；丑化中国国民；掩饰战争的暴虐。

“笔部队”乐此不疲地美化战争。他们写杀俘、写激战、写战功、写“亲善”、写“宣抚”，积极鼓吹战争，美化侵略。比如日军装模作样地给中国儿童发糖果，“笔部队”赶紧拍下，作为封面大肆报道。

（图源：侵华史料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战线写真》特辑第十九报封面，日本侵略者给小孩发糖。）

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披着温情面纱描写了下面这个场面：

另一方面，“笔部队”的作品还歌颂日军的勇猛，丑化中国形象。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描写所谓“忠勇刚烈”的日本士兵，极力讥刺中国人。在《麦与士兵》中借中国老太太的嘴巴说：“中国军队到每一处，米、钱、衣服、姑娘，什么都洗劫一空。日本军队什么都不拿，非常好。”火野苇平用文学方式颠倒黑白，编造故事，想借文学迷惑人心，掩饰对华侵略。

《东京每日新闻》曾刊登在日军进攻南京途中，向井敏明与野田毅进行杀人比赛的现场报道。随军记者浅海、光本等人以“百人斩，大接战，壮向井、野田两少尉”、“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野田105，两少尉延长战”等为标题，详细报道了向井敏明、野田岩二人刀劈百人的经过。报道称赞杀人军官勇敢，赞扬杀戮，其用杀人数量上涨刺激年轻士兵屠杀的野心，喝彩军国主义暴行，极大地“长了皇军威风”。穷凶极恶的日本兽兵在日本国内俨然成为“偶像”“英雄”，受到热烈的追捧。

军部对这些“笔部队”的写作有严格要求。火野苇平曾提到日本军部限制写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七条：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二、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五、不得透露部队编制和部队名称；六、不得把军人当作普通人来写；七、不得写有关女人的事。由此可见“笔部队”的人性良知和文学家的敏锐淹没于法西斯军国主义所掀起的恶浪，他们对眼前发生的罪恶置若罔闻，对亲身体验的战争刻意扭曲，他们用粉饰、剪裁后的所谓 “事实”甚至道听途说、随意臆造的情景，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宣传叫嚣。

对日本而言，“笔部队”不能只是日本人，还需要有文化有社会地位的中国人，才能更好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洗脑。为此，日本花重金收买中国文化汉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周作人。此人不但为日本摇旗呐喊，而且还在伪政府中任职，积极地对同胞进行奴化教育。

在民族危亡关头，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一文中，他大褒秦桧、大贬岳飞。在《关于英雄崇拜》中，他又大贬文天祥，谈“和比战难”。而在《日本管窥》中，他竟然肉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犬养毅。在《再谈油炸鬼》中，他的卖国主义的“和战论”更发挥的淋漓尽致了：

“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民族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上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此文写于1936年7月，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半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一年之前。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蹂助东北全部与华北大部，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方针，正是“以战逼降”，蒋、日之间正在秘密会谈、讨价还价，周作人的这种“主和论”，不正是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攻势吗？不正是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而且承认他们侵占东北、华北的合法性吗？

1938年周作人毫不扭捏地出席了实际是日本侵略军方面主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大汉奸汤尔和、张燕卿以及日本陆军部的特务分子坐到了一条板凳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此后，他与汪精卫紧密联系，为日寇的侵略战争鼓吹动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奔走卖命，彻底沦为日本“笔部队”中的一员。

笔部队：炮制谎言，篡改历史

日本“笔部队”不仅会粉饰自己的罪行，在造谣、炮制谎言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以汪伪政权的宣传为例，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诸如“戚继光打的倭寇不是日本人，都是中国海盗”“日中战争爆发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抗日教育”“日本人天生比中国人优等，所以中国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之类，在抗战时期大量进入中国文化领域。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还极力抹杀诸如岳飞等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名人。日方还禁播许多戏曲，取而代之的是李香兰的《满洲姑娘》《何日君再来》之类，给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的文艺作品。对于那些不愿当奴隶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则举起了屠刀。

在战争结束后，国内还涌现出了“汉奸有理”论为大汉奸秦桧、汪精卫、周作人等翻案的文章和声音。其实这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些现象和日本国内一些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有密切关系，是这些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有理”论的呼应和折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便开始了。将东条英机等大战犯请入“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以篡改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无人道的罪行……反而去制造法西斯分子的“英雄形象”等屡见不鲜。

“笔部队”自古以来都是

日本侵略和殖民的秘密武器

也是日本歪曲历史、

粉饰罪行的主要实施者。

“笔部队”来自不同时代、

不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