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中国洗劫的巨额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

日本是如何被掌控的

（五）

日本从中国洗劫的巨额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

日本在二战中最重大、因战后日本与美国及其盟友们大规模销赃、分赃而对至今的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财富掠夺，是代号为“金百合”（Golden Lily）的绝密行动计划。这个代号由昭和天皇裕仁本人亲自从他写的一首诗中摘取的用词命名。1937年借“七七事变”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后不久，“金百合”行动计划就在极度隐秘中被按部就班地启动。1941年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南亚后，这个行动随之扩充到日军诸占领区。

这个绝密行动是由数名皇室成员亲自监管、日军执行、日本地下黑帮也参与协助的超大规模财富掠夺行动。在日军所及之处，几乎毫发无遗地搜刮洗劫官方及民间的黄金珠宝等财富，甚至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佛庙里的金佛像都没能逃脱。就其规模、价值、及战后参与销赃分赃的国家和组织、接受贿赂的人员的广泛性上看，堪称史无前例，令人触目惊心。战后，美西方牢牢掌控信息流通话语权，并通过御用学者、作家等各种途径散布大量以假乱真的误导信息，加之许多“象牙塔”里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长期被洗脑，对任何超越正常“纸面经济学”的现实都半信半疑或干脆以“耸人听闻”嗤之以鼻而了事，导致这个二战至今当属最大的“二次犯罪”鲜有人提及，但对帮助我们洞悉国际舞台前后的风云变幻却至关重要。

1940年，昭和天皇裕仁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被任命负责“金百合”秘密行动的全面监管与组织。秩父宫雍仁亲王和竹田宮恒徳王（明治天皇的外孙）为此踏遍日军所及的中国及东南亚各地，监管、组织黄金掠夺及运输行动。除了运回日本本土之外，这些财富也被运往东南亚的多个日军占领国，如菲律宾、泰国等，并被秘密埋藏在众多的地下保险库、隧道、矿井、洞穴、水底等密处。日本运回本土的部分黄金，一部分被置入日本多个大银行与财团的托管下，另一部分则被埋藏在日本多个地区的地下安全设施。

（注：深谙内情的竹田宮恒徳王有个在国际上相当有名的儿子。他的三儿子竹田宮恒和是1998年日本冬奥会组委会的体育主任，2001年成为日本奥委会的会长，并是日本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权的一个主要枢纽人物。2019年3月，日本东京奥运会使用贿赂手段拉选票等丑闻被暴露，在国际社会对该丑闻进行调查中，竹田宮恒和辞掉日本奥委会会长一职。）

美国及其盟友们对“金百合”黄金的攫取、销赃、分赃始于二战接近尾声之际。当时，美国海军特工偶然发现了日军向菲律宾运输“金百合”黄金的船只行动。在此后的数年间，美国海军、战略情报局（OSS）（及其后身中情局）与“马耳他骑士团”（SMOM）等组织都各自在绝密中实施了一系列行动计划，秘密搜寻、挖掘这些天文数字般的黄金赃物。

这些行动从菲律宾秘密“收复”了多批黄金，并由“马耳他骑士团”及美国空军、海军、情报机构的特别秘密行动小组运送、分散到亚洲、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拉美的近五十个国家的秘密“藏宝地”——除了欧美掌控的银行、黄金精炼厂之外，也大量藏于海底、隧道、地下储藏库、山洞、甚至特别建造的游泳池底等等。未来的战争需要必要的后盾财富储备。而“上帝的圣战骑士”们决意要把一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经过内阁的秘密讨论之后，杜鲁门总统下令将此作为一项国家机密而严加保密。二战后美国走向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霸权，其中一大秘密武器，就是将这些财富据为己有、使用这些战争掠夺的不义之财，秘密资助二战结束至今的新一代全球无形战。

当今在国际舞台上招摇过市、在财富光环下星光耀眼的诸多超级巨富、基金会，其财富的一大部分都来自这些天文数字般价值的日本战争洗劫财富的销赃及其衍生的各种交易。不仅如此，在被运至全球近五十个国家的数百个银行账户的黄金赃物中，一大部分成了秘密经费库，用于在各个目标国贿赂精英群体、利用代理门面购买和兼并战略性资产、金融投资机构、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出版社、媒体网络、组建并培训国际恐怖网络、智囊机构，等等。从数百个银行账户的天价黄金财富库领取贿赂的，几乎囊括了战后全球“反共联盟自由世界”的重量级政府首脑、军界将领、警方高官、情报头子、司法界的大权在握者，等等。

这些贿赂的数值如此令普通公众难以置信，但也确保了一点：战后至今，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民主选举”游戏可以左右玩翘翘板，但军界、警方、情报界、司法界的“忠诚”则保持着连贯一致。

与这些从中国等亚洲国家洗劫的财富规模相比，更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世界”如何严守秘密、销赃、分赃，并用这些财富作为新一代战争的秘密基金库，掉头把中国等亚洲国家作为终极打击目标。与此同时，西方诸多家的各界精英们都从中大发横财。

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后，美军生化武器研制基地德特里克堡与日军731细菌部队之间的密切关系被公众熟知，但鲜有提及的是其中另一个具有讽刺性历史意味的细节：当年负责保护731细菌部队的部分战犯及资料，将之秘密转移到美国的，是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负责经济与科学事务的主掌人（Chief of SCAP’s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Section）威廉·马夸特将军（William Fredi Marquat），而恰恰是取自马夸特将军名字的一个庞大基金就是由“金百合”财富作后盾建立的。这个秘密基金叫“M基金”（M Fund），由麦克阿瑟启动。

“M基金”的中心任务之一，是支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战后秘密战，包括收买、左右“民主”选举、进行“民事政变”（即今天已肆虐全球的“颜色革命”）、购买学术、媒体、科研、智库、娱乐网络。官方上，马夸特将军是被美国政府授权，负责将战犯及日本在战争中获取暴利的大型公司财团们带到法庭上。但他实际上做的则似乎完全相反：长期被指责在幕后为日本繁忙地掩藏战争掠夺的巨额财富，并从中获取暴利。“心与迹异”永远是权术大师们的制胜秘诀。

在日军从中国等地劫掠的这些财富根基上，战后在日本涌现了一大批秘密基金，除了M基金，还有“吉田基金”（Yoshida Fund）、“季南基金”（Keenan Fund）、“黑鹰信托基金”（Black Eagle Trust) 等等。

M基金刚建立时的种子基金就高达二十亿美元。秘密基金在战后的全球无形战中的重要角色，也可从M基金的飞速膨胀中窥见冰山一角。如至1960年，它已从最初的二十亿美元迅速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三百五十亿美元。当世界迈入二十一世纪时，它更是飞涨成超过五千亿美元的秘密战争机器——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这门神学的标准教材，这样的数字都是“不现实”的，因而“不存在”。年复一年，各种杂志高调渲染这个那个“世界首富”排行榜，为“吃瓜”公众洗脑，仿佛那名单上的名字、财富值才是“现实而真实”的。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现实与魔幻之间通常只有一纸之隔。

五十年代，M基金大显身手的一个机会，是被艾森豪威尔下的美国政府用来将岸信介置于刚合并的日本自民党领导人的位置上、使其如期成为日本新首相。如今美国牢牢控制日本的一系列机制都是在岸信介台前、幕后把持日本政界时设置的。

岸信介是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从岸信介在二战中及战后的阅历中，就可领悟为什么他成为主人的心爱首选。他拥有一个必备条件：相当擅长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一门炉火纯青的“国技”：使用卑鄙伎俩制造战争。

正是在岸信介等人的精心设计下，日本制造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随即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关东军侵占了东北三省。在此后长达14年间，日本对东北三省进行殖民统治的真正权力被牢牢掌控在与地下黑帮密切配合、无恶不作的关东军手中，经济上的事务则从上至下几乎完全由新组建的日产财阀管理，日产也成为日军掠夺中国经济的大管家。

日产被选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的掌门人与岸信介有家族亲缘关系。日产也干脆把自己的总部从日本挪到了中国东北，并与关东军一同，在对中国的掠夺与奴役中大发横财。这一切也同样多归功于岸信介的精明巧作。岸信介毫无顾忌地使用关东军及与之联手的地下黑帮，用这些“黑白”势力掠夺中国东北丰富的矿产与森林等资源、肥沃的土地，甚至将数十万日本平民大规模移民，开发这片土地、将其置于日本管辖与无偿开发之下。

岸信介堪称一个“劫掠天才”，尤精于强取豪夺、不惜一切手段从弱者手中劫掠、创建各式各样的秘密垄断卡特尔网络。日本夺取中国东北地区后，他的这些才能也大显身手，并因自己家族的有力地位而如虎添翼。如除了刚才提及的战争机器日产财阀的例子之外，另一大战争掠夺机器也“碰巧”与岸信介有亲缘关系——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SMRC)的社长也通过家族婚姻与岸信介维系着密切纽带。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拥有所有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港口、矿山、石油、宾馆、交通、及通讯等权益，资产极为雄厚，迅速膨胀为当时世上最庞大的实业巨头之一。

正是岸信介把自己擅长的“恐怖统治”权术传授给在占领中国的日本要员们，将关东军与日本地下黑帮的势力有效结合起来，密切配合，试图通过恐怖统治迫使中国人俯首听命。

有这么多不可多得的资质与职业履历，岸信介迅速成为美国从幕后“以日制日”、统治并掌控日本社会的一个最天然的同盟与首选人物，无需任何特殊调教。

日本投降后，岸信介最初以掠夺中国、使用奴役劳工等罪名被关进著名的“巢鸭监狱”。但在他被捕的前一天，岸信介接到一名心腹传来的密信：“美国人不大可能对你判罪或处决你，所以请不要做任何草率之事。”这是在暗示岸信介不要承认任何罪行。

在“巢鸭监狱”，岸信介与日本未来的权力精英们“欢聚一堂”。这里关押的，虽然是参与战争制造及财富掠夺的战犯——战时日本的政界、工商界、地下黑帮等精英，但因他们与美国主人气味相投的本事而倍受赏识，成为美国战后有效控制整个日本的秘密武器，接受精心培植与关照。“巢鸭监狱”实际上成了美国为未来从幕后全面控制日本社会而构建的培训基地之一。与岸信介在这里共同度过这些关键性岁月的伙伴中，包括战后日本政治及社会权力体制内的大批门面代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主人，也共同为主人承担一个重要任务：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代理美国管理日本，从上至下，从左及右。

在战后至今长达近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除了极少数的几年外，一直持续统治日本社会的政党，都与战争有着一衣带水的密切关联。即使所谓的“反对党”，也不过是一场幻觉游戏中的配角，在幕后主人的导演下，为公众制造一个“多党民主政制”的幻象。毫不夸张地说，战后每一位日本首相，没有主人的认可，没有主人幕后左右的那些“权力交易者”的点头同意，没有主人用秘密基金作后盾、以贿赂、恐吓、胁迫等方式确保仆从们言听计从，也都是不可能上台，即使上台也不会长久。那些已被扶植、认可、同意上台的，只要有些微“走偏路、邪路、自己的路”，只要有一丝自己的独立意识，就必会遭遇各种丑闻、麻烦、事故、刺杀等命运，被毫不留情地置换掉。

在岸信介作日本首相的1957-1960年间，自民党每年从主人那里领取一份“年奖”，最初的数目为一千万美元。这些经费多来自M 基金。至1960年，由美国直接控制。1960年，美国决定将M 基金转入“可控的”日本精英手中。这与美日一个重要的同盟协议密切相关。

在美国遏制中国、控制亚洲与太平洋的大战略中，有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协议，就是1951年日美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美日安保条约》。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的精心设计与主导下，中国、南北朝鲜这些亚洲最主要的受害国被剥夺参与权，日本与美、英、法等48个战胜国片面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数小时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签署了另一条约，即《美日安保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不仅有权在日本国内及其周围地区驻扎陆海空军，也有权根据日本政府的“请求”镇压日本发生的暴动和骚乱。1952年2月28日，美日两国根据该条约，又在东京签订了《美日行政协定》，详细规定了驻日美军的超主权地位与特权，同时为日本从属美国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美军可在日本国土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使用军事基地，美国军人及其家属犯罪，日本也无审判权。日本在实质上失去主权地位，成为美国的附庸。

1960年，在以上条约基础上，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又在华盛顿签订《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美日安全条约》。这个条约被设计时，美方的主要参与者是时任副总统尼克松。《新日美安全条约》正式签署后，M 基金随即也被正式从美国的直接掌控下转入日本自民党手中。

“吉田基金”这个名字取自1946-1954年间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但由美军的查尔斯·威勒比将军利用部分“金百合”黄金创立并暗中控制。“吉田基金”不仅被用来贿赂、恐吓、“清除”日本战后的工会领导者及左翼人士、共产党力量、任何反抗精英阶层的潜在“威胁”，也被用以资助那些可以帮主人干“脏活”的地下黑帮、恐怖组织、极右团体。

从杜鲁门开始至今，历届美国总统都毫无例外地使用这些以“金百合”财富做后盾建立的一系列秘密基金，资助全球的各种“黑预算”秘密项目。

战后至今，M-基金、吉田基金等“金百合”财富在确保美国对日本社会的全面掌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执政党及其各种转型、衍生组织、所谓的“反对党”等政治精英权贵家族、军界、法律界、媒体、学术教育、宗教组织、娱乐界、体育界、工商金融界、秘密警察、极端右翼势力、地下黑帮网络等等，无一不在这个无处不在、覆盖日本社会的蜘蛛网控制之内，巩固这些力量与美国各界同行之间的一体化融合，通过这一体化网络中的精英阶层“以日制日”，美国也从幕后有效控制着整个日本社会。

任何一个大战略的成功实施，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核心要素：严守机密。对日本在战争中劫掠的巨额财富的秘密“收复”、销赃及分赃行动被作为绝密级行动计划实施，要让这个计划成功，在第一时间内必须宣布日本“破产”——这不仅可以有效遮掩日本在战争中掠夺巨额财富这一事实，同时也可使那些与美国利益结成一体的日本精英群体不被触动。

自“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社会的精英就已开始与欧美的精英网络结成各种联盟，成为西方渗透、操纵日本社会的“输油管”。及至二战期间，日本已与欧美形成了一系列盘根错节的合资、合作等复杂关系网，美国要保护的日本精英们大多是跨国公司-军事-情报-政商-媒体-宗教组织-教育学术网络一体化的大型企业主掌人，也是狂热的反共中坚力量、具有极端的军国主义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犯有战争罪。美国需要这些人作为自己战后在太平洋及全球反共联盟的打手与有效工具。

正是基于这种全球战略考虑，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在亚洲付诸行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那些积极参与战争掠夺、屠杀、奴役中国等亚洲人民的日本精英从战争罪中解脱出来，并把日本包装、推销成一个“已经穷困潦倒、面临破产”的国家，继而阻止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南北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向日本寻求战争赔偿。

1951年，美国与日本签署的 《旧金山对日和约》是该计划成功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代号“黑名单”的秘密行动（Operation Blacklist）下，美军心理战负责人、麦克阿瑟的心腹亲信菲勒斯准将等人负责在东京战犯审判前与被告人见面，这个“询问筛选过滤”过程使得美国得以提前“清洗”每一点可让天皇家族成为战犯的罪证等相关信息、让潜在的证人彼此协调证词，或为皇室寻找替罪羊。

在东京审判开始之前，每当发现有什么潜在的证人会在法庭上做不利于昭和天皇裕仁的证词，他们或被强迫更正自己的证词，或面临监禁，甚至更坏的结果，“被自杀”等。这种待遇连天皇家族内的成员也毫不例外，近卫文磨亲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美国方面得知近卫文磨亲王的证词会威胁到天皇是“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挟持”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形象时，就决定，近卫文磨亲王的存在已成了绊脚石。结果，近卫文磨的名字被迅速加到美方出示的 “战犯”名单中，这是除掉这个“后患”的第一步。

1945年12月16日，近卫文磨亲王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家中。官方结论：自杀。

近卫文磨亲王当然不是唯一的“及时”死于“方便”之时的关键证人。在一系列其他的“及时”死亡者阵营中，也包括“南京大屠杀”真正主犯的两名助手。对日军下令“教训”南京的，其实是昭和天皇裕仁的叔父朝香宮鳩彦王，他的两名助手是奉他的命令主持了大屠杀，但二者都于1945年底，在战争审判开始前，突然死于“心脏问题”。朝香宮鳩彦王本人则在战后不仅在安逸悠闲中度过晚生，甚至还受到梵蒂冈教会的特别赏识，不仅皈依成天主教徒，还被授予一个罕见殊荣：“马耳他骑士团”（SMOM）的骑士。

为了贿赂东京审判中的其他证人，一个特别秘密基金也被建立，主要来源同样是“金百合”财富。具有历史性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基金居然是以东京战犯审判中担任检察长、前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季南基金”（Keenan Fund）。

东京审判的一大特征，就是日本侵华、侵亚战争中最恶劣、最主要的推动者与主导者大体上都被美国用尽一切手段保护下来，而在那些被处死的战犯当中，大多都是美国希望尽早从地球上消失的“不方便者”、或对美国的战后利益“无用”的替罪羊——这一批死者大多是为真正的罪犯做 “替死鬼”的。

在幕后操纵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忙于为那些真正的罪犯清洗罪证、贿赂并谋杀证人的同时，欧美媒体也被协调、发动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公关宣传运动，以提高天皇裕仁在西方“自由世界”的形象，并通过西方媒体的强大舆论控制力，将这“新形象”传播到整个世界。

如此，自1946年初开始，日本天皇被推上为其煞费苦心设计的公关舞台，被精心包装、推销成一个“伟大的和平者”，与平民握手、周游于战后日本各地、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也被推到媒体照相机前，以无辜孩子般羞怯安静的形象，出现在西方的报纸、杂志上，天皇的女儿们则被显示普通而谦卑的平民形象：亲自准备简朴的饭菜、亲自刷洗饭碗……

1952年，当美军在表面上正式“结束”对日本的占领时，就如同在东京审判中真正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都被保护逃脱审判一样，那些对日本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组织、企业，也同样被慷慨免责，不仅没有一家银行被改组，而且还重演战后“自由世界”与纳粹德国联手上演的游击战双簧戏，通过各种途径“借尸还魂”而复活、继续壮大。同时，那些反战和平的左翼人士及其同情者们则被系统清除，为蜘蛛网上的仆人们全面掌控日本社会扫清道路。为了保护这些为主人利益服务的日本精英群体，在美国的指令下，日本所有的工人示威活动也被禁止，工会罢工权被取消。这是丛林法则版式下的“自由”与“民主” 。

中国等亚洲诸国本是受到日本侵略战争最大摧残的受害国，然而，这些受害国在战后却被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世界”再次凌辱、并被剥夺被赔偿的机会与权利。

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派遣了富有的石油大亨艾德温·波利（Edwin S Pauley）前往日本，表面上是去“评估”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能力。这所谓的“评估”到底意味着什么，可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来回答：在仅仅抵达东京的两天内，波利就迅速得出“结论”：日本已经是一个“被粉碎的帝国”，穷困潦倒，甚至无力支付美国占领军应由日本支付的费用份额，更不必说有能力拿出任何钱来赔偿亚洲受害者、重建亚洲了。如果日本被迫赔偿巨额战争赔款，她将分文不剩，根本无法重建自己已被毁灭的经济，云云。

当波利宣布日本“破产”的时候，日本天皇从中国等亚洲诸国掠夺的“金百合”财富不仅足以使天皇家族轻而易举地成为全世界最富有家族，即使重建整个世界也绰绰有余。但这丝毫不妨碍波利振振有词地宣布说，日本海外的一些资产“主要是属于财阀或控制巨型金融财团家族的”。

正是基于波利的这些“评估”，日本政府被递送上了一张“战争赔偿单”：十亿美元。但不要误解这区区十亿美元所谓的“战争赔偿”是真心实意用来赔偿亚洲受害国的。如果善良质朴的人们如此以为，那就要对盎格鲁-萨克逊帝国版式的“自由、人权”规则、对基督教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丛林法则之道进行恶补了。

在与日本有关的几乎每一件事上，美国都拥有绝对控制权，这种不容挑战的生杀大权也使它毫无顾忌、丝毫无需考虑由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的存在，并不惜一切手段阻止亚洲任何一个国家要求日本赔偿的努力。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大型公司、财团们都大发战争横财，诸多企业、公司、财团不仅助燃着战争机器，而且也都残酷役使被入侵占领国家的无辜平民及战俘奴工。许多奴工或在极端残酷的奴役体制中丧生、或干脆在被役使完后被杀害。而参与这些奴役的大型财团也几乎都与欧美的军、政、工、商、金融一体化势力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明治维新”后至二战期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融合、合资合作等渠道，欧美日的大型财团与工商巨头们在利益上日益融合为一体，如三菱、三井、住友、川崎重工、日本钢铁等等，这些表面上看似乎是实打实的“日本”企业，实际上都被拴绑在欧美为核心的大蜘蛛网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炉火纯青的“贼喊捉贼”、黑白颠倒术的协助下，日本的这些战争机器财团们却反过身来，要求对他们“受损失”的军工厂申请战争赔偿。这些财团的申请总额超过五十亿美元——这个数额是日本政府被递送的“战争赔偿单”总额的五倍还多。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财团的“赔偿”要求大多被满足。

相比之下，日本对所有战争受害者的全部赔偿总额，不仅仅是在字面单据上的区区十亿美元——即使连这微薄的数目，也不是为了亚洲受害国家，而更是为了美国自己。在美国的设计下，这十亿美元不被允许以现金方式赔偿，而是要以工业机械制品的方式。这其中也大有玄机——这样，日本那些与欧美融合的大型公司、财团们，不仅在战争期间称为日本侵略亚洲、大发战争横财的战争机器，不仅在战后还可接受丰厚的“战争赔偿”奖励，还可从美国的这一天才“赔偿”机制设计中，再次从战争受害者身上刮取利益、赚取利润。这是在伤口上狠搓一把盐。美国版的“战争赔偿”无异于对亚洲人民的再次掠夺、凌辱。

不仅如此，即使这些充满侮辱的实物“赔偿”最终也被美国阻断，并没有抵达受害国手中——因为美国政府宣布，这些机械设备要被用作“抵押”，以偿还战争前由美国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

如此丧尽天良的欺世大盗，却在战后至今的岁月，被成功推销为“民主、自由、人权”的卫士、“人类文明的灯塔”。人心有时会如此黑，它深不见底，犹如地狱的深渊；人类的良知有时会如此丧失殆尽，仿佛在被魔鬼吞噬的同时已化身成了魔鬼本身。

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至1952年，日本已全部付清由美国公司在战前的投资债券，并补偿了所有美国公司要求的“财产损失”。对欧美其他国家的补偿也同样慷慨，如日本在爪哇的第十六军曾夺得187吨荷兰白银，并被运到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这些战争赃物在战后也被归还荷兰。

然而，与这些根本没有受到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欧美国家接到的战争“赔偿”、“补偿”待遇相比，真正的受害者——中国、南北朝鲜、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却都成为被二次欺辱、侵犯的受害者，被美国及其盟友们捏拿在手中任意玩弄。这一点从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清晰可见。

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和平会议”上，《旧金山对日和约》在日本与美国等48个战胜国盟国之间签署，并于次年正式生效。这个“和约”正式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一点是学校教科书都写入的一段历史。但公众不被告知、也鲜有人问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究竟是什么人组织、规划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

这个由美国召集的所谓的“旧金山和平会议”，表面上是为了“与日本签署和平停战协议”、制定有关“战争赔款”等事宜，然而，受到日本侵略战争伤害最大、最深的两个最主要受害者——中国及南／北朝鲜却被以荒唐理由排除在外，没有一个受到邀请参加这次会议。这意味着这些最大的战争受害者也因此被排除在这个协议之外，连一句发言权也不存在，更无法谈论自己的战争赔偿之事了。

“旧金山和平会议”的召开、《旧金山对日和约》的起草，都是出于英美的一个全球战略规划考量，这个战略规划就是要在二战后建立一个以英美为轴心的全球无形帝国，确保这个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全方位主宰世界。通过这项“和约”保护日本不受战争索赔的要求，是确保这个全球战略规划成功实施的重要一部分。

为此，在“旧金山和平会议”召开前，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同制定了《旧金山对日和约》的草案后，总统特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等要员抵达日本，就《合约》内容与日本政府的数名官员多次进行了秘密协商。1951年1月9日由国务卿艾奇逊及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送报杜鲁门总统的一份“绝密”备忘录显示，杜勒斯特使被特别指示与日方讨论“日本参与条约制定过程的程序，以确保日本所有重要的非共产主义政治团体”接受。

《旧金山对日和约》各项条款无处不渗透着盎格鲁-撒克逊的一门超级“国技”：法律文字游戏与国际条约游戏。看明了这一点，就不难洞悉其起草者用心良苦后的真正用意，或为什么中国及南北朝鲜都被排除在外的真正目的了。比如，该和约的第14条款中如此明确规定：

“日本要向同盟国赔偿其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失与苦难这一点是公认的。然而，日本的财力在目前不足也是公认的......同盟国放弃国家及其国民对日本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的所有赔偿要求......”

通过这短短几句话，在英美法律文字游戏大师们的弹指挥手之间，日本的一切战争罪责被一笔勾销，一同被抹除的，是那些未受到邀请参加会议、也如此被剥夺发言权的受害者寻求补偿的所有正当权利。

《旧金山和约》及其一系列相关安排，不仅以“和平”的名义对中国等亚洲受害国家再次公开掠夺，而且还通过一系列遗留历史问题，为英美及其“西方自由世界”盟友们战后联手在亚洲地区实施“分而治之”战略埋下陷阱。比如，有意制造南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东沙群岛等这些本来属于中国的岛屿的混沌暧昧地位、南海与东海的领土争端、亚洲多个邻国之间的潜在冲突与纠纷、从此至今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长期分离与对立、中日韩之间围绕着战争历史问题而发生的民族仇视，等等。《旧金山对日和约》为亚洲的这一系列问题埋下了完美陷阱。

今天，有关日本在二战的罪行、战犯的历史问题也如权术师所愿，成为中国、韩国／朝鲜与日本这几个邻国之间解不开的怨恨与最大的心结。基督教西方大一统联邦若要完全主宰世界，就必须清除一个绊脚石、一个令它们最恐惧的噩梦，就是华夏文明圈为主体的东亚的稳定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联盟。让东亚这几个兄弟邻邦相互伤害、及至把这个心结彻底根除，是必须的选项。

自二战结束至今，为日本天皇及日本国家形象整体进行系统“清洁”、“上光”、“镀金”的工程一直没有间断过，日本对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的掠夺与经济侵吞的证据与资料也被“自由民主世界”诸国压制、清除，许多资料至今仍被归类为“机密”向公众隐瞒。

回顾二战至今的世界风云变幻，对公正的最大颠覆、对正义的最狂强暴，莫过于西方诸强联手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进行的系统而全面的掠夺、欺骗与愚弄，这不限于日本在战争中的疯狂掠夺，也不限于美国及其西方“自由世界”盟友们把这些掠夺的巨额财富秘密“收复”之后据为己有、分赃的二次掠夺，而更是此后至今这些天文数字般价值的巨额财富被用作种子基金、秘密的财富后盾，为战争贩子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秘密武器研制与“黑预算”战争经费，让强权们对全球一个又一个目标国家发动各式隐形、无形的秘密战争。

而恰恰又是中国成为这些战争的终极打击目标。

亚洲民族的命运何以被西方极少数精英权贵绑架？世界公众何以被轻易欺骗？要回答这类问题，只需扫描一下大批实力雄厚的秘密基金如何被有效用于控制各个目标社会的舆论、思维方式与教育。在二战后的日本，一个覆盖全国的“新教育”程序被精心设计，系统地对日本史、亚洲史、世界史进行重构、改写、伪造，并将新的虚构历史融入日本的教育、学术、媒体、历史研究中，以符合其主人在全球实施的无形大战略需要。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战争罪很少知晓，必须追溯到这个源头才可明白其中隐含的真正战略意图。

实际上，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的精英们就已意识到维护帝国主宰地位的一个关键领域：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控制、主宰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也就控制了一个民族的大脑意识、主宰了这个民族对现状及未来的认知，这是精神与文化殖民的一把秘密钥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术中最强大的杀手锏之一。

在一个又一个目标国家，这种历史话语权的全面沦陷不仅彻底而又全面，而且都仅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要做到这一切，需要广泛而系统的覆盖式协同行动，确保普通公众不仅毫无察觉，而且还要把一切试图探求真相的研究都妖魔化、边缘化成不可信的“阴谋论”而被嗤之以鼻 。

这个工程究竟有多成功？一件小事足以说明问题。2013年5月，在“环球扫描” (GlobeScan)及PIPA进行每年一度的国家形象评级中，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是：最受欢迎、“全球公众”认定在国际上“扮演了最积极角色”的国家是：德国、日本。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多年中，在该类“民意调查”项下，日本、德国在世界“最受欢迎的国家”之类的评比中频频高居榜首。

这两个昔日纳粹战争机器同盟，联手高居全球 “最受欢迎国家”之位，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它们都进行了“反省”、“改邪归正”了吗？在《借尸还魂：纳粹帝国的战后复生与全球化》等主题上，我们将会审视德国战后“忏悔”面纱下的真实面相。这里暂时可以借题说一句的是：无容置疑，在二十一世纪的对华终极大战中，这二者都将成为反华联盟的重要成员，也都会以各自的方式，为它们的主人扮演重要角色。

习惯于丛林生活的野兽需要特殊的教化才能开启文明的进化。要让教化及时有效，就必须使用它们懂得的语言。中华武功讲攻守并行，华夏军事战略讲知己知彼。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一味幻想没有冬夏的春天，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必然导致万物枯萎衰亡。文武并用、生杀有时才是遵循大自然规律，才不背逆天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在化生万物的同时升华我们自己。

今天，无论中国如何诉求“和平”、“合作双赢”，毫无悬念的是，无形战的帷幕早已拉开，在不远的将来某个时刻，战争贩子们也必定会一如既往、再次公然挑起战争，并把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抛入灾难的漩涡。为此，它们已经摩拳擦掌了数十年。对此，我们必须戮力同心，枕戈待旦。不仅如此，这一次，华夏吾辈也必须确保：终结战争的权力将不再掌握在它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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