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局势的三大思想误区!
尽管去年美国在台海议题上明显落居下风,但从大势看,台湾问题趋向复杂化、外部化,为中国发展与复兴增添了变量,因此将问题单纯化、内部化,是应有的战略思维。在这一点上,赖清德上台,应视为协助我们将问题化繁为简的机遇,而不是障碍。去年,我展望台海局势的总结是“被逼还手”,今年,是“小题大做”。
主动创造“被逼还手”的环境以寻求进展。简略看去年,从气球事件到中美领导人会晤,中国终于把要求美国支持和平统一搬上了台面,这是不可忽视的进展,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偷鸡不成蚀把米,主要就是北京展现了适度且合理的强硬,而不是让步。
在此经验基础上,随着“台独金孙”上台,以及美国进入换届选举周期,中方最佳的应对姿态,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小题大做”。一切挑战“一中”的言词和作为,都要给予最强硬且具有实效的回应,如此方能防止台湾问题的外部化和复杂化,且能向统一目标推进。
简言之,就是以攻为守。
以下理一理思想误区障碍。
误区障碍一:争取台湾民心,但求心灵契合。
此一思想路径具体表现在加强两岸交流,特别是经济让利。公平地说,让利成功建构了维系两岸关系的基石,但我此前也说过,大陆让利的成果要在结束经济让利后方能见效。在结束前,台湾已经涌现了不安感,就是让利政策的“早期收获”,结束后,我们还会看到更丰硕的成果,无需想得太复杂,认为失去了重要抓手,其实完全可以想的简单点——失去后必有所得。
台湾政界对于“终止ECFA”议题的基本态度,是恫吓大陆推远了台湾民心,但事实经验告诉我们,就算让利加倍,也无法拉近民心。不过,持平而论,让利确实有“牵制民心”的效果。
在2024大选前,大陆(有条件)恢复台湾石斑鱼输入,有利于屏东县农民,但屏东票投赖清德的热情仍达到48%,加上亲绿的柯文哲得票22%,两者总共得票70%,比2020年大选高出8%。相对地,协助恢复输出的国民党则为31%,比2020年大选还低4%。
柯文哲22%的得票率,可视为屏东人对民进党的积怨,因为柯对大陆的态度是诉求务实,而屏东依赖大陆市场的农产品除了石斑鱼,还有凤梨、芒果、午仔鱼等项目。换言之,结束让利的成果,是务实诉求的利多——南部人难以将积怨绿营的红利给予蓝营,那是国民党的问题——因此才说,让利有“牵制民心”的效果,但不会拉近民心。
那么,结束让利,大陆是否会连“牵制民心”的愿望都丧失了呢?不会的,因为台湾农产品基本无法找到替代市场。故而,结束让利会让民进党失分更大,而不是更小。
但求心灵契合,诉求当然是对的,但方法并非只有讨好一途。就如同教育孩子,不能一味宠溺以求心灵契合,此一思想障碍必须移除,才能调整出更有效的方法。总言之,结束让利,利远大于弊。
再者,ECFA除了农渔产品之外的项目,大部分受惠台商都能转移到RCEP地区避风,包含大陆。因此在大陆势必得拼经济的2024年,借由结束让利,吸引更多台资进驻,当然有利于己,而且绝对合情合理,没有什么“推远民心”的问题。
况且,推远两岸民心,本就是绿营全力推行的政策,这批人执政就是借由大赚人民币,作为推远两岸民心的资本。ECFA继续运行,其实是协助“台独”推远两岸民心。
台湾有一种说法认为,大陆终止ECFA是惩罚亲大陆的台湾人,这就是将问题复杂化的错误看法,因为如上述,大陆可以关一扇门,再开一扇窗,借由吸引台资进驻大陆并给予优惠待遇或其他替代方案解决问题。
惑于僵固的统战思维,只会掉入姑息养奸的陷阱,统战也要求灵活,而不是一成不变。
台湾对大陆树起的贸易壁垒,就是大陆可以“小题大做”的题目。这一贸易歧视现象世所罕见,大陆必须借此理由结束让利之外,还得否决台湾进入国际自贸协定的企图,让民进党无从借由“反中”在全球经贸上套利。
误区障碍二:“九二共识”的善意模糊。
“九二共识”是搁置主权问题以推进两岸关系实质进展的良政美意,因此天生就是“战略模糊”,但民进党不接受善意,甚至利用“模糊”否定共识,并解读为恶意。
无能的国民党不但无法坚持己见,还向绿营妥协,一定程度上否定共识,朱立伦公开说此为“没有共识的共识”,投机的柯文则甚至说“九二共识是大便”,希望寻求新的名词,却又提不出替代方案。
大陆该向台湾要求说清楚“九二共识”了
大陆坚持“九二共识”是坚持模糊的善意,但善意在无形中反倒成了障碍,被绿营洗脑的台湾人民不明所以,美西方则积极掏空“一中原则”,想方设法搞“一中一台”。因此,大陆可考虑不再公开言说“九二共识”,改为清晰诉求“一中原则”,去除模糊空间,务求化繁为简。
选后一周,瑙鲁就与台湾“断交”,AIT主席罗森伯格大动作操弄“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以作为美国回应,华盛顿又一次空喊反对“台独”,但实质支持“台独”论述。
操弄台湾未定论,此前仅限于美国国会的叫嚣,行政机关还不敢公开唱和,但现在美国国务院也不演了,直接挑战中国红线。
虽然在名义上,AIT不是官方单位,但罗森伯格是布林肯的心腹,其说法就应视为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说法,中方可“小题大做”,直接质问布林肯是否支持“台湾地位未定论”,没个说法就不罢休。
心口不一,是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原则。诚然,现在处于选战四面楚歌的拜登,极不愿台海生波,因此会严加管束赖清德,但罗森伯格代表国务院发出了“对华不示弱”的消极讯号。此一讯号提醒了中方,就算“台独金孙”不敢言“独”,美国也敢,想有效遏制拜登政府借暗挺“台独”套利或避险,就是得让台海局势升温,而不是帮美方建立“挺独护栏”。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国际共识,美方现在只肯承认是“认知”(acknowledge),而不是“接受”,此一姿态成了当前台湾问题的祸端。由此,北京实无必要在两岸问题上保持善意模糊,宜改为“战略清晰”,杜绝一切钻空子的“一中一台”心证。
此外,只讲一中原则,也是否定国民党的“一中各表”,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完全切断两岸的“一中”共识?事实上,国民党已避谈“一中”,选前侯友宜绝口不谈“一中”,就更别提支持者大部分是“天然独”的柯文哲了。换言之,台湾主流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否决了“一中”,大陆模糊的善意已消耗殆尽,只有清晰化“一中”以正视听,去除复杂化的思想障碍,才能防止台湾政客鬼飘太远。
那么,赖清德任何违背“一中原则”的言词或行为,哪怕是多小的事,大陆都应小题大做,毕竟再也没有比赖清德更好用的台湾牌了。借此公之偏执倒逼美国修理“台独”,本小利大,而唯有严打“台独金孙”,才能有效震摄台湾在野党,并同时给予其“反赖”的杠杆。
误区障碍三:拜登至少比特朗普好对付。
今年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美国选举。声望跌至低谷的拜登,已渐次感受到境外盟友与敌人的冷对,故而毫无疑问,拜登会诉求“我至少比特朗普可预测”,以防止他的声望在国际社会崩盘,加剧民主党低靡的选情。
美国这一境外认知作战,势必会对我们形成一种思想障碍——无论拜登多么“反华”,至少比特朗普好对付,所以对拜登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示强,要给予同情的理解——此一思维会使问题复杂化。
我相信北京高层不会以二分法看事,认为拜登连任比特朗普回锅好,聪明的决策者不会迷惑于“二选一陷阱”,而是会拟定“无论谁当选,我都能获益”的战略。
事实上,特朗普的若干诉求对中国有利,其中,“反干预主义”最应获得中方的支持。美国内部的“反干预”论调是我们的朋友,即便标榜者是我们的敌人,北京也应利用此一论调孤立首敌——也就是奉行干预主义的新保守主义鹰派(neocons)——借力使力推进统一进程。
诚然,美国政界的反华姿态并没有改变,但在斗争手段的选择上已经出现严重的分歧,且不是两极对抗,而是多极对抗。
“反干预主义”(反“世界警察”,反全球主义)的成员,不是只有共和党中亲特朗普的“新右翼”,还要加上民主党中的“进步派”,他们在俄乌冲突、以巴冲突乃至对胡塞组织的打击上之立场,都站在拜登的对立面,并且互相串联。
“反干预主义”已成了亲共和党媒体的重要斗争工具,右倾现实主义者并不害怕使用“克制”这个词,根据20多年来的经验,“克制”既不幼稚,也不软弱,而是常识——这就是新右翼的最新说辞。
“新右翼”抨击拜登正在滥用毫无意义的军事暴力,此外还否定以“促进民主”作为美军核心使命的左翼论调,也质疑以“美国例外论”作为扩军与扩大军事联盟的理由。“新右翼”主张这一切都只会消耗美国的人力与资源,让美国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
以上论调,当然是我们应该支持的思维,就算其论述不过是选前的斗争工具。
美国大选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鹅
因为“特朗普主义”,敌人正在质变,如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此一智库早在2022年就从新保守主义转向新右翼,在外交政策上出现180度转变。尽管现在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仍是“反华”急先锋,但宣扬的是特朗普主义,即“反全球主义”。
该基金会甚至否定了美国的文官制度,将所有非民选官僚都视为铲除对象,从特朗普的角度看,就是想摆脱新保守主义鹰派,军工复合体对总统的牵制,甚至控制。
我们现在有一个思想障碍,就是特朗普必然会诉求对华强硬以作为选举主轴之一,从而使得拜登不得不对华示强。原则上,此一思维不能说错,但若看两者对抗中的细节,就能轻易发现两人虽然都“反华”,但诉求方法各异其趣。
简单说,拜登的方法是扩大军事与经济联盟围堵中国,但特朗普反对这种方式,他认为让盟友甚至敌人都为“美国复兴”服务,壮大美国,才是对抗中国的良方,而任何消耗美国资源的盟友,都是敌人。
关于台湾,特朗普于去年受访时已给出了暗示,他公开说台湾也是小偷,偷了美国白领的工作。此一表态,可视为特朗普不希望在中美关系上受制于台湾问题,直接否定了拜登的“民主联盟”论调。
换言之,至少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的论调较符合中方利益。虽然此公善变,但其反全球主义的基本主张从未改变,可作为今年中方小题大做,制衡拜登打“台湾牌”的良方。当然,并不是说要粗暴支持特朗普反拜登,而是支持“反干预主义”,细腻地为自己垫高筹码。
美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近日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他以两种金融名词形容美国的盟友和敌人对特朗普回锅的不同策略:其一是“特朗普看跌期权”,其二是“特朗普对冲”。
采取“对冲”途经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做最坏打算,提前准备特朗普回锅后的被动应对策略;“看跌期权”途径则是主动在选前为自己创造利多,好为特朗普执政设下损害底线,比如普京,不急着现在与乌克兰和谈,因为特朗普若当选,俄罗斯显然能取得更好的和平条件。普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拜登继续深陷援乌困境,间接帮助特朗普当选。
中方也应该选择“看跌期权”,因为特朗普选情较佳,拜登版的印太战略“看跌”,故而宜在投票前尽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不可逆的实质进展,以确保就算特朗普上台,也难在台湾问题上漫天喊价,甚至可借此让他认为“出卖台湾”对美国绝对有利。
结语
小题大做的目的,并不是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全面决裂,而是让局势适度升高,方便特朗普以反干预主义修理拜登,从而避免此二人在选战中用比狠的姿态打“台湾牌”,让美方取得主动权。
此前我已说过悖论在产生策略时的启发,正所谓“愈独愈统”,但美国和台湾当局在“台独”的意义上偷换概念,嘴巴不“独”实质挺“独”,中方的对策就是“小题大做”,揭穿所有口是心非的小动作并予以大反击,让台海局势升温,而其目的却是为了降温——减少台湾问题的干扰,有利于大陆心无旁骛拼经济。
只要知道如何控温,今年就不会出大事,甚至可以取得进展。台海局势升温对特朗普有利,对拜登不利,所以为求控温,民主党对中方不让步也不行。换言之,2024年就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收获日后博弈筹码的大机遇。
大陆今年的政策首要剑指经济问题,合情合理也属必要,因此处理台湾问题应该要放在拼经济的总体战略里,如此方能齐头并进,而不是让两个问题互相耽误。
在思维上去繁就简,在政治面小题大做,就是让大事化小的最佳途径,重点是,要有目测可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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