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危机”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话术

摘要：纵观日本近代史，所谓出兵中国台湾“关乎皇国安危”，吞并朝鲜是要“捍卫国家生存”，侵略中国东三省是为了解决“满蒙危机”，侵略华北乃至全面侵华则关系日本“国家存亡”，与当今安倍、高市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等言论，可谓一脉相承。

2021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将中国内政问题与日本所谓“国家安全”强行关联。这种操弄“存亡危机”的舆论话术，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日本政府鼓吹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其以虚假的“国家安全”粉饰扩张野心，鼓噪他国威胁的舆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形成“炮制‘危机’焦虑—挑动敌对情绪—制造‘有事’挑衅—寻机扩军开战”的罪恶链条。近代日本的所谓“存亡危机”时刻，并非自身领土主权遭到侵犯的时刻，而是其对他国领土主权的侵略野心或行径受到阻碍或遭到反抗的时刻。从1874年借琉球漂流民事件侵略中国台湾，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不断故伎重演，最终走向覆灭。

“存亡危机”话语的早期实践

“存亡危机”话语在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已现雏形。当时，日本政府将本属清朝宗藩关系内部事务的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包装为日本的“主权危机”和“生存危机”。法理层面，日本诡称琉球“自古为我帝国所属，且现今累沐皇恩”，指责台湾少数民族行为构成对日“无道暴逆之罪”，“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地缘政治层面，日本宣扬琉球为“皇国之翰屏，犹如手足之于头目”，进而将侵略中国台湾粉饰为“自卫自存”。日本报刊媒体积极配合，如《东京日日新闻》连续发表社论，强调若非即刻对所谓“台湾施加于我琉球人之暴行”，“兴师讨伐、尽数剿灭，则不足以彰显国威”，并称“本国昌盛崛起之开端，便系于此番一举”，而能“使皇国威名光耀四海万国”。《邮便报知新闻》依据所谓“文明等级论”，将台湾同胞污名为“蒙昧无知的野蛮之辈”，鼓吹侵台“并非出于征伐之故”，而是“对其施以教化，令其俯首归顺”。《新闻杂志》报道日本各地备战情况，鼓吹“征台”是“关乎皇国安危兴亡之天下头等重事”。由此，日本国内迅速形成支持侵略的舆论风潮。

甲午战争是日本“存亡危机”话语在社会舆论层面泛化的重要节点。1894年，日本将朝鲜东学党起义及中国的应对行动，视为对自身“利益线之公然侵犯”，进而将出兵朝鲜包装为“自卫之道”。1894年8月1日发布的《对清宣战诏书》称，中国“损害帝国之权利利益，危及东洋和平”，日本要以一切手段“宣扬帝国光荣”，构建起“自卫保国”为表、对外侵略为里的战争话术。战争期间，日本舆论机器全面启动，营造“举国一致”的狂热氛围，以“危局迫切，欲保全帝国国威，则断无安然息事之理”等论调持续渲染“危机”，称“今若不早谋决断，他日反必招致祸患”，要求政府“必当断然出手，行果决处置”。舆论界还通过设立战况专栏、夸大日军战果、污蔑中国“卑劣阴险”等方式煽动情绪，公共舆论被军国主义话语裹挟。对外宣传方面，日本通过收买英文媒体、实行新闻审查、在欧美刊物上撰文鼓吹等方式影响国际舆论，将自身粉饰为“文明进步之代表”。《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日本攫取巨大战争利益，更使其迷信于以虚构“存亡危机”进行全面动员进而发动侵略战争的模式，在“危机”渲染和对外侵略相结合的帝国主义道路上狂飙突进。

野心膨胀期的“存亡危机”话语

随着日本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存亡危机”话语日趋系统化。19、20世纪之交，该话语主要聚焦朝鲜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日俄战争、日本吞并朝鲜和侵略中国东北。

189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其起草的《外交政略论》中宣扬，一国“独立”“自卫”之道在于“守卫主权线”和“防护利益线”，并将朝鲜定位为日本“利益线之焦点”。1900年，山县有朋又宣称朝鲜“在日本国防及经济上皆有至为重大关系”，日朝“唇齿相依”，日本能否吞并朝鲜“关系日本国运之兴废”，“若朝鲜为他国所占，则日本国民永无高枕之日”，将扩张诉求包装为解决“生存危机”、维护“生存前提”。日本媒体全力配合渲染“危机”。如《新闻杂志》称，朝鲜“关乎本国在东洋国权之盛衰”，若落入沙俄之手，不但有损朝鲜独立，“我必束手坐待遭其兼并”，而“若我方主动取之，非但可大振国威，亦足以阻遏沙俄步步蚕食之势”。《时事新闻》称朝鲜问题“关乎日本立国之利害，决不可等闲视之”，其结果将影响日本“在东洋权势之消长”，大言不惭地将吞并朝鲜与“捍卫国家生存之必然选择”画上等号。《东京朝日新闻》强调“朝鲜乃日本防护线的紧要前哨”，“关系日本帝国的康宁安全”，“绝不可拱手让与他国或与他国分享”。

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趁机侵占中国东北，并迟迟不愿撤兵。日本政府一方面以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特权为条件，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利益，另一方面以“主权线”“利益线”为基本内容，构建针对俄国的“存亡危机”话语。山县有朋、大石正巳等日本政要宣称，俄国向南扩张构成关乎日本存亡的紧迫危机，“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而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巨大变动之机”，断言俄国将凭铁路不费一兵一卒吞并朝鲜，日本的国家“寿命”将随铁路延长而逐渐缩短。如此渲染下，日本将谈判无果并向俄国发动攻击的行为，美化为“对内完守帝国自卫之权，对外永固东洋长久和平”之举，从而将一场争夺殖民利益、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包装为“捍卫生命线”的自卫战争。

日本媒体秉持同一话术，一方面将俄国蚕食日本殖民利益等同于对日本民族的“生存威胁”，动员国民为“宣扬国威、完成国事、发展国力”而战;另一方面夸大朝鲜内部“混乱”及被俄国控制的危险，称俄国觊觎朝鲜之野心为“关乎东亚与本国存亡安危之绝顶巨患”，形成若“沙俄控制朝鲜”则“日本将走向灭亡”的核心论调。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大幅扩张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并于1910年吞并朝鲜，进一步固化以虚构“存亡危机”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战争动员模式，为此后发动更大规模侵略战争提供“操作范本”。

走向世界大战的“危机狂欢”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存亡危机”话语与法西斯主义全面结合，发展到顶峰。1927年“东方会议”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纲领。“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鼓吹“满蒙权益论”，在议会演讲中将中国东北地区定位为日本的“生命线”，大肆渲染“满蒙问题是关系我国存亡之问题”。在此过程中，日本将自身资源、经济短板与帝国主义争霸焦虑包装为国家“生存危机”，把扩大对华侵略视为“自存自卫”的“唯一出路”。

日本主流媒体积极围绕三大论调展开舆论动员：一是“满蒙危机论”，鼓吹满蒙地区对日本国防及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借中国人民收回铁路主权的正当行动炒作所谓“满蒙危机”，称“作为日本权益大动脉的满铁”面临破产危险，频繁发出所谓“在满特殊权益已受到重大威胁”警告。二是“对满强硬论”，从利益掠夺的现实需要和日俄战争“战果”的历史先例出发，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必要手段”保护本国在“满蒙”的既得殖民利益。三是“日满不可分论”，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美化为“助力中国发展”，将关东军侵略行动美化为以“正当防卫手段”解决“国家危机”。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制造“有事”借口，进而吞并中国东北。

全面侵华开始后，日本政府宣称，七七事变是中国“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导致的，“在中国政府煽动下，极端抗日风潮已大盛”，“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已陷入危殆”，必须采取“自卫行动”，将全面侵华视为“捍卫国运”的“圣战”，扬言“圣战胜利的桂冠，必须依靠国家总动员计划所构建的完美国防来果断夺取”。在此期间，日本媒体展现出高度一致的狂热宣传态势。首先，他们迅速建构起“中国挑衅导致日本自卫”的叙事框架，将战争责任完全推诿于中国，诡辩日本是“万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随着侵华步伐推进，日本舆论进一步将中国抗战歪曲为对日本在东亚“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根本挑战，声称此次“事变”关乎日本的“国运进展”，要“不惜一切代价”“谋求东洋和平”。其次，媒体将日本塑造为“被迫应战的受害者”，把国际社会的批评视为“妨碍圣战”的压迫，继续强调侵华战争是关乎“日本国家存亡的极端重要问题”，“皇国的前途不容偷安”，扬言若不彻底获得“胜利”，日本的“子孙后代将面临更艰巨的困难”，日本将“永远困居于岛国一隅”。“国家命运系于此战”的集体焦虑，为发动全面侵略披上“自卫自存”的道德外衣，以实现对全社会的总动员，标志着近代日本以虚假“存亡危机”驱动对外扩张的惯技发展到顶峰。

军国主义集团在一次次军事赌博中尝到甜头，通过操弄“存亡危机”话术，将全体国民绑上法西斯战车。由于被侵略者的顽强抵抗和反法西斯力量的逐渐凝聚，日本帝国主义深陷泥潭、颓势渐显，然而其执迷不悟地延续既定侵略路线、迷信既有动员路径，在所谓“ABCD包围圈理论”(指美、英、中、荷对日经济封锁)基础上，继续以“存亡危机”话语扩大法西斯侵略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将国际社会的反侵略制裁歪曲为扼杀其“生存空间”，宣称此乃“帝国自开国以来未有之危机”，必须“官民一体、举国一致，最大限度发挥国民总力”，“以突破眼前未曾有之国难”。主流刊物《读卖新闻》渲染日本正逢“为实现皇国使命而勇往直进的重大时期”。《东京日日新闻》称，若美英等“敌对性国家对日的压迫攻击，威胁到皇国的权威与存立”，“将予以断然排除”，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作铺垫。1941年12月8日开战当日，日本各大报纸扬言美英为“威胁帝国存续、阻挠我圣业完成之敌”，齐齐鼓吹“皇国兴衰、东亚存亡，全系于此一举”，必须将美英势力驱逐出亚洲，否则绝无可能“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之圣业”。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败退，这套话语扩展为“文明存亡”乃至“种族灭绝”叙事，声称美英的目标不仅是击败日本，更是要“将大和民族从地球上抹杀”，以整个民族的命运为赌注制造“终极危机感”，压制国内反战厌战声音。至战争末期，该叙事又发展为“战后危机论”，宣称盟军的占领“必将摧毁日本国民的精神根基”，使国家“彻底崩溃”，驱使全体民众充当“玉碎”炮灰，为军国主义陪葬。

纵观日本近代史，所谓出兵中国台湾“关乎皇国安危”，吞并朝鲜是要“捍卫国家生存”，侵略中国东三省是为了解决“满蒙危机”，侵略华北乃至全面侵华则关系日本“国家存亡”，与当今安倍、高市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等言论，可谓一脉相承。日本右翼势力再度操弄这一话术，干涉中国内政，背后的政治目的和扩张冲动昭然若揭。“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是重蹈覆辙还是前事不忘，亦全在于今人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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