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发展根源：帝国主义的全球控制
美国金融寡头有意识地操控政府和中央银行，影响财政、货币、市场规则、舆论导向等政策杠杆，所从事的金融战争，以大规模掠夺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并打击国际竞争对手。
2015年6月19—21日，由南非克里斯·哈尼研究所(Chris Hani Institute)和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共同承办的“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与危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10届论坛”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来自中国、南非、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印度、巴西、津巴布韦、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百余名学者出席。学会颁发了2015年度(第5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项启源研究员获此殊荣。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 (David Kotz)教授认为，每次资本主义严重危机发生后，都需进行重大的制度重构。用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分析当前的危机，尽管新自由主义非常顽固，但它全球治理的制度结构，造成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资产泡沫和高度投机的金融业，从而为今后的制度重构提供了三种可能的方向：(1)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2)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3)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分析可以为倾向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力量，提供理论依据。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普瑞坦·辛格(Pritam Singh)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向来是不平衡的。危机后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金砖国家发展速度较快，当前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有三大生态影响：(1)金砖国家的人口规模加上其高经济增长率，考验世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2)生态约束使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发展模式，不能在金砖国家复制。(3)由于金砖国家经济崛起给全球生态带来的压力，未考虑生态因素的发达国家的传统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再可行。对全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表明，只有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是走出生态危机的唯一途径。
印度旁遮普邦的包文德尔·辛格·提瓦纳(Balwinder Singh Tiwana)和帕拉玛基特·辛格(Paramjit Singh)认为，作为制度特征，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稳定，历来都取决于国家对市场外部关系和内部运作的干预。因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取决于资本积累的稳定性，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随着社会阶级演变而发展，日益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主导经济和社会事务。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和剩余价值剥削方式的长期结构变化，政府的干预方式从自由主义转向福利主义，再转向新自由主义。
不平衡发展根源：帝国主义的全球控制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认为，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独霸世界地位的确立以及不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加快，各国内部及国际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都在加剧。全球经济政治问题的成因是多元的，但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及其控制下的有关国际组织应负主要责任，它们控制了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并占有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当前的危机也不再简单是市场自发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美国金融寡头有意识地操控政府和中央银行，影响财政、货币、市场规则、舆论导向等政策杠杆，所从事的金融战争，以大规模掠夺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并打击国际竞争对手。它们以“治理危机”为借口，变本加厉推行金融掠夺政策，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因此，亟待改革国际经济组织，积极发挥金砖国家、亚投行、东盟、非盟、二十国集团等的正能量。
津巴布韦非洲农业研究所所长萨姆·莫佑(Sam Moyo)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有两个控制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新形式：废除保护农民、应对国外廉价农产品进口的价格补贴机制;以“发展”名义，持续侵蚀农民土地制度。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2007—2008年粮食危机，抢占非洲的土地，它们不仅生产粮食，还制造了生物燃料价格和土地投机价格的泡沫，把更多的穷困农民驱离家园。发展中国家实施新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反抗帝国主义侵蚀的关键。它要求实现全面的土地改革，保护全体农民的土地权益，并建立地区工业政策体系，抗衡当前市场导向的功能性地区化。
东南非洲贸易研究所利亚兹·泰约伯(Riaz Tayob)教授认为，迈克尔·赫德森提出的“超级帝国主义”论，解释了美国霸权在危机后仍有的持久性，因此需要强调维护国家货币主权在当前的重要性，包括发展融资、满足经常账户需要和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希腊货币危机即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关于法律和金融在危机时期明显为权力服务的悖论，以及缺乏可信的主权债务重建机制，为特里芬悖论所强化的美国例外性等，支持了这一思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本杰明·科恩的“货币的去领土化”论，论述了“第三世界通往国际法的途径”。
新兴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教授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尽管奥巴马坚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则提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倡议，以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金砖国家崛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将在单极和多极的跷跷板上更加频繁地摇摆。20世纪70—80年代，OPEC和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权的挑战，被美国用胁迫和经济激励手段破坏，并重建了其在西方世界的霸权。今天中国以“战略力量”(power of stratagem)为指导，应对单极—多极的斗争，在利用美国霸权体系中关键连接之杠杆的同时，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经济和多维度影响力缩小的美国霸权，进入了新的军事化阶段。这与中国以经济激励和文化“软实力”(“亚洲人的亚洲”)为主，并伴随“以牙还牙”有限强制的战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需要充分认识中国等金砖国家利用国际力量的动态变化，以非对称和微妙灵活的力量反霸权的能力。这是国际竞争的新形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成为普遍性的世界问题。应该在不牺牲资本积极作用的情况下，尽可能节制资本，减少贫富差距。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教授认为，南非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传统，最终聚焦于以种族隔离制度为基础的、超级剥削的劳资关系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在世界发展的当今阶段，成为不平衡发展的一种运动。
共识宣言：加强南南合作，超越资本主义限制
学会发表的第10届论坛共识宣言提出以下建议。
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合作，降低合作的成本，缓解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技术和贸易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增强发展中国家、欧洲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关系。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组织之间的联合，避免发达国家政府推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工人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分离和瓦解。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管制，使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中的投机效应最小化，尤其是要约束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投机效应。阻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到处掠夺剩余价值，缩小各国工业发展之间的鸿沟。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联合国及有关组织，以及非盟、东盟、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投行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并为之斗争，这些替代方案为克服不均衡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唯一的基础。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11届论坛将于2016年6月在印度举行。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