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全党重新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观

作者：何平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5-07-30

建议全党重新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观

6月12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我觉得意义重大。众所周知，自从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背离陈云同志的经济观以来，危机频发的问题不仅始终未能根治，而且更加严重。这一问题不仅使生产出现大起大落，而且使人们的心理产生恐慌和不安。实践证明，消除经济危机离不开陈云同志的经济观。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体会，改革越是强调反对计划经济，推行市场经济，我们面临的危机就越多，因此，是该对照陈云同志的经济观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改革前不同时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离不开陈云同志的经济观。建国初期，中央曾提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既要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又要有一部分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既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又要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一理论正是集中体现了陈云同志的经济观，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有机的统一起来，因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由于我们的工作较好的贯彻了这一理论，随后才被公认为改革前三十年稳定发展的最好时期，相反，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由于我们过分强调计划经济而忽视了自由经济的补充，因而导致自由市场的匮乏。

二、改革后不同时期的实践同样证明，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仍然离不开陈云同志的经济观。以农业为例，改革初期，由于较好地把握了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关系，因而被群众称为农村改革以来的最好时期。随后，在一味排斥计划经济，并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曲解为完全对立的关系，导致国家计划落空，生产失控，市场失衡，危机频发。这一问题近十多年更加凸显，群众称这一时期为改革以来农业发展的困难时期。其中，“种难卖难”是他们最多的话题，充分流露出他们面对市场危机的无奈。这一危机实质是完全实行自由经济的结果，如果认为是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显然掩盖问题的实质。

可见，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的认识必须有两个市场的概念，一个是国家市场，一个是自由市场。要确保一个国家的总体平稳，就必须顾及国家市场的需求，最有效的办法是依靠国家计划，实行计划经济。任何生产单位和个人的计划很难顾及到国家市场需求。这一点，农民兄弟已有所认识。内蒙土豆卖难，山东菜农韩进绝望自杀的悲剧等一次又一次惨痛的教训，使他们逐渐懂得，农民只能看到产前个别自由市场的需求，却看不到整个国家市场的需求；农民的生产计划只能着眼产前的自由市场，而不可能着眼于国家市场；农民只能把握自己的计划和生产，却无法把握所有生产单位的计划和生产；农民不仅无法预测产后的国家市场，而且无法预测产后的自由市场。事实上，在国家放弃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生产几乎处于失控状态，任何高明的政府官员或经济学家都很难预测产后的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情形，甚至政府号召种啥啥倒霉。因为这种号召缺乏统一的计划，也不能保证计划的实施和兑现，势必带有很大盲目性。要把握产后的国家市场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才能避免产前的盲目、产中的失控、产后的失衡。国家产前没有计划，产中不能保证有计划生产，产后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市场经济。这是站在一个国家整体角度应有的发展观。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计划在顾及国家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很难顾及到某一个地方的需求。这就需要计划外的自由市场来补充，自然离不开计划外生产，实行自由经济。改革前，一度时期我们忽视自由经济的补充，导致自由市场短缺，但不能就此认为不讲市场经济。不同的是改革前市场经济的生产和销售，依据国家市场的总体需求，由国家进行引导；而改革后市场经济的生产和销售，则是依据自由市场的需求，由自由市场的价格和机制所引导。可见，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并不与市场经济对立，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存在，正是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对立统一，才使市场经济更加完善。单一的计划经济或单一的自由经济所形成的市场经济都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

因此，经济危机频发的症结不在于我们现在仍然批判的计划经济，恰恰在于我们错误地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因而不断地放弃计划经济，使我们的市场经济由改革前单一的计划经济逐步滑向了单一的自由经济。尽管在应对危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措施之后又产生新的危机，甚至更大的危机。如果我们的思维继续停留在完全否定计划经济条件下，危机的症结是找不到的。当然，完全否定自由经济的存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就如何消除危机，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议：

一、必须保持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协调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的则依靠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无法实现的则依靠自由经济来补充。改革前的失误就在于突出计划经济的同时，忽视了自由经济的补充；改革后的失误，又在于突出自由经济的同时放弃了计划经济。为此，我们要坚决反对计划经济能做到的却放弃，计划经济做不到的却坚持。

二、必须把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纳入国家计划扶持的对象。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的人民性、公开性、先进性和私有制经济的自私性、隐蔽性、落后性对比，公有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所谓自私性是因为私有制经济只为个别人的利益着想。所谓隐蔽性是因为私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归个别人所有，所有者的一切经营活动劳动者无权过问。由于自私性不希望人民监督，隐蔽性不利于人民监督，因而自私性、隐蔽性决定了私有制经济的落后性。公有制经济正好和私有制经济相反。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公有制经济的人民性要求人民监督，公有制经济的公开性有利于人民监督，公有制经济的先进性不怕人民监督。但在实际运行中，公有制经济能否体现人民监督，则取决于人民能否参与管理。如果人民不能参与管理，而只是处在被领导被管理的状态，就不但使官僚主义得不到遏制，而且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都不能保证。国企改革使广大工人失去了当家做主的地位，无疑是不要人民参与管理，因而导致失败的结局。中石化的问题就是最好的说明。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国有民营的模式。所谓国有就是全民所有，而不是少数人所有，更不是家族所有。所谓民营就是针对官营讲的，官营就是当官的说了算，民营不只是当官的说了算，更不是厂长一人说了算，企业领导不再是党委政府委任，而是通过工人或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企业领导和工人之间要建立管理者被监督，监督者被管理的平等关系，充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国企改革后的经营分明是官营，而不是民营，问题就出在官营。但民营不等于私有，也不等于公有。山西煤老板的经营是民营，也是私有；华西、刘庄、南街等新型集体化村也是民营，却是公有。但私有条件下的民营仍然是少数人说了算，只有公有条件下的民营才能确保广大劳动者拥有管理企业的权利。显然，无论民营私有的煤老板，还是国企官营的中石化，都不是理想的发展模式，民营公有才是理想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的计划经济一定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私有制经济为补充的原则，并且积极引导、鼓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以民营的方式实施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确保公共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人民幸福。问题是一方面改革以来我们的扶持对象偏向于私有经济，可以说大量的扶持资金都流向了私有经济，而且相当一部分贷款一去不复返，导致银行亏损不断加重。如山西柳林县煤老板邢利斌2012年初花费七千万元为女儿举办极尽奢侈的婚礼，但在同年10月，柳林县人民法院宣布该老板的金融负债近300亿元已无偿还能力，与该老板有借贷关系的国开行、招行、交行、信用社、北京信托、吉林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纷纷陷入信贷危机。这位老板的金融负债不仅超过该老板所在地级市新中国以来国企贷款的总额，而且是山西大型国有企业太重现有贷款数额的8倍。类似这样的问题已导致不少农村信用社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只是因为中国农民只存款不消费的国情暂时掩盖了这一危机。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基本上是官营而不是民营，企业领导实际都是党委政府任命的，不是工人选举产生的，因而不能够很好地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企业领导和工人之间缺乏体现管理者被监督，监督者被管理的平等关系。这就注定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削弱和瓦解，并危及到基层政权。好在全国仍有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好在中国农村分田到户后，华西、刘庄、南街等一批新型集体化村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公有制的优越性，不仅为农村改革，同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国企改革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好在近年来多数大学生就业的首选目标已转向国企，国企最终赢得了人心，赢得了人才资源;好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遗憾的是我们将一大批国有企业卖给了个人。假如现在每个省有50个中型国有企业，每个县有5个类似华西、刘庄、南街等新型集体化村那样的村，我们就会乐观许多。难怪，接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新中国改革前后几十年建设，对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钱学森教授曾在90年代初强调：“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我想，钱老一定是通过对中美发展及中国改革前后发展的实践进行对比后讲的，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三、必须把教育、卫生等重要事业的建设纳入国家财政支出计划。改革前，尽管我国的经济很不富裕，但在国防、教育、卫生等重要事业的建设上，国家所担负的财政支出至今让那些当时经历过的人们感觉到国家力量的存在。改革初期，我国在教育、卫生方面所担负的财政支出也是令人满意的。当时上大学的生活费基本上不用学生负担，其中师范院校补给学生的经费高于生活费。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医药费，无论职务高低，基本上都是国家负担，但后来的情况就令人不满意了，如果不是非典暴露出问题，恐怕今天的乡镇医院早已办不下去了。这一情况使我们的人民失去了以往的优越感，导致人们的抱怨声越来越多。政府要扭转这一被动的局面，最根本的还在于把教育、卫生等重要事业的建设纳入财政支出计划，而不是将这些事业一味推向市场，更不是把教育、卫生事业当成谋利的企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称不上社会主义国家。

四、所有贵重地矿资源（包括城市建设用地）必须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组织实施有计划开发。目前，我国贵重地矿资源（包括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私人垄断趋势已在各地形成或正在形成，这一情况不仅导致贫富悬殊的出现，而且带来许多问题。个户依靠地矿资源带来的暴利短期内获得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收入，其财力超过了一个县、甚至几个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土地私有造成房价难以抑制的问题令政府无奈，令两会代表争论不休，至今拿不出令人满意的办法。同样，由于矿产资源的私人占有，导致不顾一切的私采乱挖，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引发各种冲突和群体上访。对此，群众气愤地议论道，这哪里像盛世年代，简直是乱世抢劫。这一危机继续下去，国家危在旦夕。

五、所有公民的面粉、大米等主要粮食需求由国家粮食部门实行统购统销。粮食问题历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任何时候不能麻痹。目前，农村老年人无力种地，中年人不愿意种地，青年人不会种地，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而农民不愿意种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收购价格低。为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牢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粮食的生产周期不是三天两天，恢复荒了很久的耕地不是一年二年，劳动力长期转移到城市后再重返农村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防止发生意外。针对自由市场低价从农民手中购回，高价向公民出售的情况，建议政府每年产前向农民下达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粮价，从农民手中订购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产品，再以统一的市场价向公民出售面粉、大米，由于价格因素造成粮食部门的亏损，政府从三农扶持资金中拿出足额予以补偿。这样既可以避免三农资金使用过程中层层打折的问题，及时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又可以确保公民的利益不受影响。

总之，我们要消除经济危机，就必须认真研究陈云同志的经济观，重新认识计划经济、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三者的关系，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的关系，以及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关系搞不清，工作就会出现误导，甚至把危机的症结盲目归罪于反腐败，导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并发。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