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因中兴事件而轰然倒塌

贾根良 2018-05-01 浏览:

新结构经济学因中兴事件而轰然倒塌

——在第十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的发言

贾根良

提要:新结构经济学反对从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实施国家追赶战略,反对研发核心技术,反对中国发展芯片产业,主张“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在中国流行了三十多年,但在“中兴事件”和这次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中已经轰然倒塌。有媒体曾宣传说,林毅夫世行归来为中国经济指明道路,但在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基本上与十八大以来党的大政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引下,国内经济学已经到了重视和研究演化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学者独创的“新李斯特-马克思发展经济学”的时候了。本文为2018421日上午在第十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的大会发言。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出版后,媒体进行了大力推介。例如,在京东商城上就有如下推荐语:林毅夫世行归来为中国经济指明道路: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本书“推翻”了发展经济学1 .0版本的结构主义和2 .0版本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发展经济学3.0版。《新结构经济学》开启中国经济学家理论创新的新纪元。这些推介语都是不实之词。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无“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号称是在对旧结构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然号称“结构经济学”,那么,无论“新”、“旧”结构经济学,其理论框架中就必须有“结构”分析,但新结构经济学却没有“结构”的思维。

在旧结构主义经济学看来,欠发达经济存在着市场缺失(注意这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林毅夫所谈的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缺失是指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在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何言失灵问题?)、制度刚性和结构刚性的缺陷,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造问题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例如,普雷维什和辛格从结构差异关注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与出口制造业的发达国家之间旧国际分工问题,但在价值链分工的今天,这种结构性问题就转变成了新国际分工中价值链高端与低端、核心技术的控制与依附的问题了。

但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看不到上述结构问题的一点影子。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是,任何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该经济体在此时点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的相对价格,并由此决定在那个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种分析框架中,我们也看不到旧结构主义经济学讨论的制度刚性和结构刚性问题。

“结构主义”思维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结构转变是连续的还是非连续的?在旧结构主义经济学看来,结构转变最突出的特征是非连续变化,如从马车到火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在这当中有“结构”的非连续变化吗?没有。为什么说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结构”概念呢?因为它只假定连续变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突变,如熊彼特所说的对马车无论如何改进也不会导致火车的出现,没有考虑到技术经济范式对“比较优势”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新结构经济学所谓的政府干预实际上是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支持,但它对从一种比较优势(如马车)“飞跃”到另一种“比较优势”(如火车)无法说明。更重要的是,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到韩国,有哪一个国家的崛起不是违背比较优势的结果?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捍卫的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而新古典经济学却是经济思想史中抛弃动态经济发展主题转向“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的“静态的插曲”(谭崇台,198932),是与生产、技术创新、规模报酬递增和由此内生的制度和组织变迁无关的“交换经济学”。这样的一种经济学怎能称得上“开启中国经济学家理论创新的新纪元”呢?

二、新结构经济学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低收入经济向中等收入的历史性转变

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产业政策制定究竟应该是以技术赶超理论为基础,还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回到了经济思想史中李斯特的古老问题:国民财富的基础究竟是生产力还是交换价值?所谓交换价值就是古典经济学的“蓄积的财富”,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剩余”。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与亚当·斯密一样,新结构经济学也混淆了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它关心的是经济“剩余”而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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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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