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梁漱溟论革命党和政党

吕新雨 2015-03-05 浏览:

 [文章导读]抗战之后,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不明确,亟须建立以革命党为基础的一党制,来进行社会革命。而这样的一党制,则需要一个政治化的社会作为前提。而中国共产党确立政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锻造这样的政治化社会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的正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因此,本文作者认为,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因为这样会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广袤乡村就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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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他开始投入到组建第三政治势力,斡旋国共合作的政治活动之中。期间,他对中国政党问题连续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概括起来,主要为两点:一是政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二是革命党与政党的异同。这些,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另类视野。

  梁漱溟看重革命党的原因

  首先,他一贯坚持中国的政党并不具有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政党无法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社会分野不明,在社会上没有真实的根据,党派分野也就缺乏真实的依据,在政治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中国的党派全不是真的党派。说一句笑话,中国的党派都不免是‘乌合之众’”。政党是在国家制度上给国民参政的机会,是根据阶级、种族、宗教、职业、地域等不同,各自结党,是建立在阶级或者其他社会分野上的,这是普通的政党。1946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媒体所讨论的宪法修正案,是积极准备实行多党制,“所谓结束一党训政,就是接着要过渡到普通政党政治,也就是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但是,梁漱溟独具眼光地指出,中国其实并不具有实现多党制的条件。

  但普遍讲来,一党就是革命党,而多党就是普通政党。普通政党大概是承认现秩序,在现秩序下活动,依据现秩序而存在。革命党则不然,是要推翻旧秩序,建造新秩序,目的在革命。真正的革命并非以某一党为对象,而是在对社会秩序有新的变革。革命党即负担此项任务,是与普通政党有别。

  为了要改造社会秩序,有时有实行一党制的必要。假如一个党要行一党制,其目的必须在于建造新秩序,只有在这个目的下的一党制,才能被承认。假如有人要问,中国目前实现多党制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我可以断然的、毫无怀疑的说:不是。今天不是一个普通政党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今天只是把推翻旧秩序的一面做得差不多了,而另一面则是一个革命党尚未完成他的任务的时候。再者,今天是中国社会秩序的青黄不接的时候,饥荒的时代,缺乏社会秩序。老的秩序已被推翻,而推翻旧秩序的西洋近代潮流系自由、民主等也未能在中国生根,建立起新秩序来。”“没有社会秩序,政党各自活动,将何所据而不乱呢?”

  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党来建立新秩序,所应采的制度,我以为与其说是应该采取英美,毋宁说应该采取苏联。

  真的秩序并非黑字白纸一定就成,而须真正建设,要从经济生活着手,要有方针有计划一贯到底的去做!

  但我也还不是主张一党制的。不过,是以为应该距一党制为近;远近的程度如何,不能明言,只是指出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若只是糊糊涂涂的学习英美的多党(制),各自行动,互相竞争而没有社会秩序的依据,自必乱得一塌糊涂。

  这并不意味着梁漱溟认同国民党的统治,相反,他对国民党的专制一直有严厉的批评,民主必须以国民党一党制的结束为前提,这也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始终没有完成作为革命党的“一党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所以不得不口头上要结束训政,以行宪政。但是,他从历史的角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属于革命党,“革命党是代表一种革命运动的,它就为完成其历史任务而存在;普通政党是代表一国内某部分人底;这部分人存在,它大概就存在(其主张要求却可因时而异)。前者,我们可称它为时间上的党;因其重心在某一运动,而任何运动是有其时间性的。后者,我们可以称它是空间上的党,因其重心在某部分人,而某部分人则占一空间。”时间性的政党代表的是历史的力量,是为了建设新秩序;而空间性的政党是在国家内部作为秩序性的存在。革命是社会秩序的翻新改造,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党都负有建设新秩序的任务。当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豁然呈露,或自然步步开展,不必费功夫去建造,就不一定行一党制,通常民主革命就是这样。但是社会革命,则必费一番建造功夫,才有新秩序的出现,就必行一党制,“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本位代替个人本位,实现一种新集团生活,其新秩序之所以新,要在积极地更有组织,所以不免费事。这原是历史上次第不同的两种革命,亦是人间先后出现的两种新秩序。一党制所以不见于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而崭然见于俄国革命者,其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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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吕新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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