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始末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胡瀛斌 摄)

20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迎来成立100周年。回顾百年前的峥嵘岁月，全总的孕育和诞生，既伴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勃兴和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也经历着帝国主义的屠刀和资产阶级的压迫，由此导致的一桩桩惨案和一笔笔血债，都深深铭刻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史上。1925年5月，全总应运而生，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数百万产业工人被动员、组织和团结起来，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蜕变，开启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

暗夜中的火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很快全国各地的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罢工活动，使得运动的主力军逐步由学生转为工人。当时北京《益世报》由衷赞叹工人：“不但爱国之心之纯粹、真切为我学界所不及，即自治能力吾人亦瞠乎其后。”

两年多后，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20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成立了，并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专职机关。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各地建立起100多个工会，发动100多次罢工，参加的工人达到30万人以上，展现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铁路工人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计划在郑州举行，各站代表、各地工会纷纷前往参加。然而，直系军阀吴佩孚等人绝不允许工人力量的团结壮大，安排军警捣毁、封闭京汉铁路总工会会所，洗劫了文件财物，包围参会代表寓所，破坏了成立大会。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拉开序幕，两万余名工人积极响应“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的口号，投入罢工，铁路全线陷入瘫痪状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罢工通电全国，动员各地工会予以援助配合。

吴佩孚等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买办资本家相勾结，迅速举起了屠刀，于2月7日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在长辛店、郑州、武汉江岸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疯狂逮捕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一时间，工人运动遭受重创，30多个工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陈独秀更是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消极悲观的态度，发表文章提出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认为革命党需要“资产阶级的援助”。

二七大罢工油画

1983年发行的二七惨案纪念邮票

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将在全国早期工运中崭露头角、已颇有名气的李立三从安源调到武汉，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想方设法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加紧恢复秘密工会，更加注意斗争的策略方法，一步步地将工人团结起来，将信心力量凝聚起来。这一段的斗争经历，对于他后来领导创建全总发挥了很大作用，也用事实回击了“工人阶级幼稚论”。

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落成纪念

破晓前的博弈

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纠正了忽视工人运动的倾向，突出强调“积极发展和扩大工会组织，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会议决定在工会内部成立工会运动委员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任命邓中夏担任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会后，李立三也来到上海，与邓中夏组成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

在当时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中，组织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理论和策略上的指引。邓中夏一边抓紧进行恢复工会、组织工人罢工的活动，一边总结经验做法，先后撰写了《论工人运动》《论工会斗争的辩证法》等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

1924年9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由邓中夏、李立三等人主持，发展成员近2000人，成为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重要策源地。他们领导了上海南洋烟厂7000多工人的罢工，邓中夏说这是“复业开张”的第一次罢工。后来，邓中夏总结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取胜的做法，包括事先领得工钱、临时组织得力、口号适当、传单得力、对准对方弱点猛攻和有自卫的特殊组织等，认为这些是“这次相当胜利的主观原因”。

沪西工友俱乐部手绘复原图(图源：党史信息报)

随着工人运动的逐步恢复，邓中夏敏锐地觉察到联合的重要性，提出既要有工人阶级的地方组合和全国组合，也要有工农的联合，还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唯有如此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成为应对强大敌人的有效办法和生存策略。

孙中山历来对工人抱有同情的态度，在国共合作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大了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力度。1924年10月1日，孙中山颁布《工会条例》，规定工人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以及罢工和组织工会等正当权利。在所附《理由书》中，说明出台条例“首在确认劳工团体之地位，次在允许劳工团体以较大之权利及自由，三在打破其妨碍劳工运动组织及进行中之障碍，使劳工团体得到渐有自由之发展”。

这是中国首个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权利的法令，反映出孙中山对工会组织的支持。香港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看到文件后很受鼓舞，特意将文件油印后藏在香烟盒内衬，秘密散发到香港各个产业工会。

可以说，工会斗争策略的系统总结，以及《工会条例》的颁布实施，从理论上、实践上、制度上为全总的成立埋下伏笔。

激动人心的时刻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利用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工农部担任领导职务的合法、半合法身份，积极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召开代表会议，第一项安排就是追悼二七烈士。与此同时，纺织工人、海员等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势头萌动，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劳动大会已经具备了条件。

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等4家工会组织联合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共有281名代表手持自制“劳工证”(缝制布条写有姓名与工会编号)涌入会场，代表着166个工会和团体的54万名有组织的工人。此外，还有广东全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军官学校等代表参加会议，映衬着会场门口的红底白字横额“农工大联合”。

这次会议成果丰硕，共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争斗的决议案》《工农联合的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为了方便工人学习掌握，这些文件全部使用简明易懂的白话文。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当李立三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开宗明义提出“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时，窗外珠江上的汽笛声传来，与会场内的《国际歌》形成历史的和声。

大会决定全总设在广州，并选举了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推选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部长。全总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会实现了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此后，广州成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邓中夏(图源：央视科教)

全总成立后，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创办工人学校，培训工人干部，组织工人支援统一革命战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作为亲历者，邓中夏以无比激动的口吻，在《中国工人》创刊号上写下了这段文字：“我们的队伍更是严整，步骤更是一致，战斗力更是伟大无比”“中国劳动运动历史很短，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之觉悟，革命之要求，奋斗之猛勇，组织之进步，恐怕还有为各国所梦想不到的”。

风暴中的淬炼

全总成立后的第一场硬仗，就是动员组织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毅然发出反帝爱国的时代最强音，展现出工人阶级的强大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一次次严酷的斗争中，这个年轻的组织经受着历练，也获得了宝贵的成长。

上海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劳资矛盾也最为突出。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故意关闭工厂，拒发工资。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刚刚入党3个月的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与厂方斗争，要求进入厂间复工。日本大班举着枪，要求他们撤退，顾正红冲在最前面，决不撤退一步。敌人的枪响了，他倒在了血泊中，临终前仍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顾正红的牺牲点燃了工人的怒火。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游行示威。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中小资产阶级等抗议队伍，奔赴租界各闹市区进行演讲、示威和散发传单。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南京路英租界时，遭到英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重伤，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图源：新华社)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把斗争扩大到各个阶层，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在全总的组织下，罢工风潮像烈火一样席卷全国，集聚起无比强大的力量。在上海，大学生朱有才冒着巨大风险藏下一块钢板用于刻印传单。当巡捕刚撕掉一张，学生们马上就能张贴新的一张。邓中夏后来总结回顾时，认为“传单有力”，对于“镇定军心”和“鼓励军心”发挥了很大作用。

为了支援配合上海工人的抗争，当年6月在香港和广州，同时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在邓中夏、苏兆征等人的领导下，香港各工会组织各行各业的工人离开香港、返回广州，导致香港进出口贸易等大幅下滑，城市各类保障难以维持，经济出现萧条。

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图源：旧址纪念馆)

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也在其中。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示威群众惨重伤亡，酿成“沙基惨案”。

帝国主义的疯狂镇压，并未让工人们屈服。全总在广州召开广州、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运用罢工、排斥英货、封锁香港3项有力武器同英帝国主义坚决斗争，一时间让香港成了“臭港”“饿港”“死港”。邓中夏主编《工人之路特号》，有力回击香港反动媒体的造谣污蔑，对工人进行通俗易懂的革命启迪教育，刊物很快发行到一万份，几乎四五个罢工工人就有一份。

省港大罢工坚持了足足16个月，成为世界工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罢工，组织之严密、领导之坚强、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也是前所未有的。最终，港英当局被迫让步，满足了工人们的部分要求。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展现了工会高效有力的组织能力，在中国革命史、工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永恒的回响

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耸立着一栋鹅黄色的二层小楼。这里原为惠州会馆，始建于清末民初。1925年10月，全总迁到此处办公，使之成为大革命时期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7年2月，在全总搬至汉口后，此处改为全总广州办事处。

大楼台阶的两侧各立一座纪念碑，一个为“工农运动死难烈士纪念碑”，碑座四面刻有“中国职工运动死难烈士碑记”“广东农民运动死难烈士纪念碑”碑文，用以纪念“五卅运动”“沙基惨案”等事件中死难的工农烈士。另一个是“廖仲恺先生牺牲处纪念碑”，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正是在此处遇刺身亡，年仅48岁，碑文由叶剑英元帅题写。

现在，这里被修建为全总旧址纪念馆，全面、系统地展示全总的诞生及其在广州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历史。馆内，邓中夏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手稿陈列在数字化展柜中，复原的礼堂上悬挂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大幅标语，会议桌上的旧报纸刊登着苏兆征在省港罢工期间发表的重要评论。

历史的强音还在久久回荡。百年间，从“劳工万岁”的呐喊到“大国工匠”的荣光，全总始终见证着工人阶级从“求生存”到“争尊严”的蜕变，见证着中国工会坚守初心、勇毅前行，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进取，用拼搏与奉献锤炼出滚烫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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