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组织：“打狗团”

▲《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封面

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组织：“打狗团”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催生“打狗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桩桩惨案突然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从4月12日到14日，三天之内仅上海一地便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继而蒋介石又与汪精卫联手，“宁可枉杀一千，也不使一人漏网”，一时间，中华大地，到处是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被杀的场面，到处悬挂着被杀的共产党人的头颅。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被迫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但是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蒋介石绞尽脑汁，命令特务到处搜查共产党，不少投降国民党的中共叛徒——有的甚至是知晓许多秘密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为了在蒋介石的面前邀功请赏，或者苟延残喘，带着凶残的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使周恩来感到迫切需要建立必要的机构对付这些特务和叛徒，同时还认识到，蒋介石早就预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中共方面却蒙在鼓里，全然不知，无一点防范措施，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情报机构，情报工作严重不足，无法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在周恩来的亲自谋划下，1927年5月在武汉建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情报机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同年11月，又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一方面通过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一方面严惩特务、叛徒，以保卫党的安全。

特科下设四个科和若干个小组，其中第三科为行动科，又叫“打狗团”，由谭忠余、王德明等人负责，有成员20多人。这些成员一部分来自中央军委原特务工作处，一部分来自上海武装纠察队。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对党绝对忠诚，且人人都英勇善战，个个都有百步穿杨之神功。

中央特科将刺探情报和严惩特务、叛徒两项工作结合起来，情报部门向“打狗团”提供特务、叛徒活动的准确情报，使得“打狗团”如虎添翼，每次行动都马到成功，一时间名扬上海。

二、坚决铲除何家兴、白鑫等中共叛徒

1928年，广袤的神州大地仍然阴云密布，寒气逼人，白色恐怖像幽灵一样，紧紧地笼罩在党的周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人出卖了。

罗亦农在屠刀面前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惨遭杀害。出卖他的叛徒不是别人，就是罗亦农的贴身秘书何家兴。

何家兴20世纪20年代初曾留学苏联，1921年他在莫斯科认识了正在苏联留学的罗亦农。善于钻营的何家兴在交往中逐渐取得了罗亦农的信任，回国后担任了罗亦农的秘书。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何家兴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成为无耻的叛徒。罗亦农被害之后，何家兴为了邀功请赏，又准备出卖党的机密。

对这样一个出卖过党的高级领导人并知道许多秘密的叛徒，若不及时铲除，将会对党造成极大的危害!党中央指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铲除何家兴!

任务下达后，中央特科情报科迅速摸清了何家兴出入的规律，并秘密转告“打狗团”。“打狗团”成员日夜守候，寻找机会，张网以待。

4月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条嘈杂的街道里，何家兴坐在黄包车上正兴冲冲地哼着小调，化装成拉车的、做小生意的、叫花子的“打狗团”成员迅速围了上去，神枪手们突然开火，无耻的叛徒顿时毙命在“打狗团”的枪口之下。

初战告捷，真是大快人心。“打狗团”乘胜追击，又连续处决了被捕投敌的戴冰石和陈尉年。

残酷的斗争环境考验着每一位革命者。那些为了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一旦发现风声不对，或者对自己不利，便调转方向，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党的秘密和革命同志的生命讨取高官厚禄。

1928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里开会。下午四时许，会场突然被国民党特务团团围住，正在开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农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兵运工作负责人邢士贞及军委秘书长白鑫等五人全部被捕。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原计划也要参加这次会议，因参加中央更重要的会议才幸免于难。

六天之后，即8月30日，除白鑫之外，其余四位领导全部惨遭杀害。

军委主要领导被害，党内同志极为悲痛。一定有叛徒，否则，这样小范围的绝密会议，国民党特务是无法发现会场的。中央指示特科：迅速开展侦察，查清叛徒，予以严惩。

特科按照党的指示，通过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国民党驻上海反共特派员杨登瀛的关系，迅速查明白鑫就是叛徒。早在一个月前白鑫便已向国民党自首，并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员、上海市党部情报处处长范争波秘密策划，内外接应，乘我中央军委在其家开会的机会将他们全部逮捕。

叛徒白鑫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7年曾在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教导营任党代表，1928年随彭湃一起参加了广东陆丰农民革命运动。这个投机分子在起义当中表现得积极，并且与彭湃也比较熟悉。彭湃来上海工作后，白鑫亦调来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秘书。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在白鑫家里开会。

大革命的失败，使白鑫感到革命并不是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浪漫、那样丰富多彩，而是充满了艰难困苦、流血牺牲。他完全失去了斗志，丧失了信心，不久，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叛变。8月24日，中央军委决定在白鑫家里召开重要会议。白鑫与特务约定，当他外出泡开水回来时，特务便立即包围会场。狡猾的国民党特务为了不暴露白鑫而达到长期利用的目的，当场也将其逮捕，然后暗中放出。

特科对叛徒的侦察，白鑫已有所耳闻，他知道“打狗团”迟早会找上门来。为了保命，他偷偷地躲进了范争波的家中。11月初，他准备于11日晚乘火车离开上海去南京，然后出国。特科得知消息后，决定在白鑫离开上海前动手。

11日下午，“打狗团”作了周密的布置：先派一批人埋伏在霞飞路和合坊4弄43号范争波家附近，专门执行镇压的任务;另一批人监视范家附近马路上的巡捕。打入敌人内部的杨登瀛去范家，名为送行，实际上是为了证实白鑫是否尚在范家，以及出逃的具体时间。

夜间11时左右，正当白鑫在门口与范争波拱手告别之时，一辆汽车风驰电掣驰到跟前，不待停稳便跳下三个人来，同时扬起右手开枪。眨眼工夫，白鑫连同范争波都已躺倒在血泊之中。随后行动队迅速撤退，消失在夜色里。

“打狗团”的神枪手百发百中，神出鬼没，每战必胜。消息传遍上海，使得叛徒、内奸、特务一提起“打狗团”，就心惊胆战，魂飞魄散，不敢轻举妄动。

三、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带来严重威胁

“打狗团”打击了敌人的凶焰，伸张了革命的正气，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但是，“打狗团”的工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艰难险阻，也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1931年4月25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机要秘书、主持调查科日常工作的钱壮飞正在办公室值夜班。夜已经很深了，钱壮飞正准备和衣而卧。突然，连续从武汉发来六份特急电报，而且都注明“徐恩曾亲译并转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

徐恩曾是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因为是周末，他早已跑到上海十里洋场寻花问柳去了。

什么事这么急?一定是出了大事!钱壮飞当机立断，用破译徐恩曾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往来电报的专用密码本迅速将电报译了出来，看罢不禁大吃一惊，顿时浑身冒出了冷汗。其中一份电报是：“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即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顾顺章已经叛变，中央危在旦夕!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去上海，将电报内容报告上海地下党李克农。李克农犹如五雷轰顶，马上安排好刘杞夫，立即与中央联系，几经周折，终于在27日(星期一)晨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

顾顺章曾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创建中央特委的时候，他是中央特委之一，并负责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1930年因支持“左”倾冒险的“立三路线”，犯了不小的错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仍主持中央的保卫工作及中央特科的日常工作，中央的各种机密、中央领导的住址、中央工作的规律他都十分熟悉。这样一个人叛变，若不立即采取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央决定，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事变。周恩来在陈云的协助下，果断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全部掐断，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作废，立即撤出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机关;人员全部转移;并布置从各个方面了解国民党特务活动情况，以便进行反击。

27日上午8时许，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压放了一天两夜的六份电报亲自交给了徐恩曾，然后乘火车去了上海。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再在南京待下去已经不可能了。

徐恩曾译出电报后，马上向各方面作了通报，并迅速与陈立夫一道奔往上海。顾顺章带着陈立夫、徐恩曾立即向各个目标扑去。

一处处人去楼空，一个个希望化成了泡影。顾顺章所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央特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已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不得不撤出，苦苦建立起来的各种情报关系也全部作废，“打狗团”没有了很好的情报来源，好像变成了盲人。

继顾顺章叛变不久，6月份又发生了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事件，更对“打狗团”造成了严重影响。

自从顾顺章被捕后，中央作出严格规定，中央机关所有人员不能随便与人来往，以免发生意外。然而身为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根本不听中央作出的规定，仍然与从前便姘住的妓女杨秀贞来往。

顾顺章从自己给向忠发介绍的保姆(已被解雇)口中得知杨秀贞有件衣服在某裁缝店缝制尚未完工，即带特务在裁缝店附近守候。果然不久杨便去取衣服，特务们一路跟踪杨秀贞，等待向忠发的出现。6月21日，向忠发悄悄溜出与杨秀贞幽会。22日清晨，当向忠发到“探勤”车行叫出租车准备返回时，被叛徒叶荣生发现。一声呼哨，特务们蜂拥而出，将其抓住，押解到善钟路法租界巡捕房。

向忠发被捕后，周恩来迅速组织人员进行营救。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央准备在向忠发被押出白云观侦缉队时在途中用武力劫持营救。

为此，中央指示特科派人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员王斌会谈，要他提供押解的时间和路线，王索价三万元，先给一万元作保证。特科还答应，万一出事可送他去苏联。协议达成后，先付了一万元。但王斌根本就没有把押解时间和路线告诉特科，以致营救未成。向忠发被杀后，特科派人与王联系，要他退还一万元，王支吾搪塞，拖延不还。

与此同时，中央得知，向忠发被捕不久即叛变，并供出了许多党的秘密。行刑时，作为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竟然还跪地求饶。

国民党特务王斌此时趁火打劫，骗取我有限的巨额资金，不除其人于理不容。

接受任务后，特科人员刘鼎很快在南京路一家照相馆设法搞到了王斌的照片，特科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通过旧交光华书店熟人了解到王斌的家庭地址——白尔路永安里5号及住宅电话号码。“打狗团”又派李士英在王斌家附近租房居住，并在高台上放了镜子，以便观察王斌每日进出的行动规律。

1932年4月22日下午，“打狗团”负责人小朱、老邝分别带领阻击和掩护两组队员进入维尔蒙路和爱米格路埋伏。不久，王斌坐着考究的人力车过来了，当经过国恩寺门前时，小朱等乘车追了上去，利用超过王车之机，迅速抽枪瞄准，一枪击中王的头部，王当场毙命。刹那时，人流四散，车马混乱，老邝带领其他队员掩护小朱等迅速撤离现场。

这次镇压活动取得了预期目的，打击了顾顺章的嚣张气焰。顾叛变后曾吹嘘中共特务工作是他主持的，现已土崩瓦解，击毙王斌证明特科的力量依然强大，仍在活动，使得叛徒不得不有所收敛。

四、接连消灭马绍武、黄永华等“反共高手”

1931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是党诞生10周年纪念日。然而，与1927年一样，这一年对党来说，同样是一个大灾之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使党中央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特科的工作几乎全部被毁：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更使遭受严重摧残的党组织雪上加霜，特科工作几乎夭折。

为了恢复和加强特科工作，党中央派中央委员陈云、康生和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潘汉年领导特科工作。他们首先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叛变所引起的一系列紧迫问题，重新组建中央机关，调整特科组织。这时，中央特科经过调整，缩编为三个科：一科(总务)，二科(情报)，三科(“打狗团”)，科长分别由陈云、康生和潘汉年担任。特科在他们领导下继续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王斌被镇压后不久，国民党调换了杨登瀛，派黄河清担任上海反共特派员，希望他能够在上海这块中共地下党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有所作为。岂知黄河清根本就不是中共地下党的对手，很长一段时间毫无建树，就连中共地下党的影子也没有找到。蒋介石气急败坏，撤换了黄河清，派遣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特务组主任马绍武为上海反共特派员。

马绍武一上任便表现得十分积极，叫嚷要在六个月内消灭上海共产党，破获中共领导机关，并立即行动，大肆搜捕地下党，气焰十分嚣张。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整个上海，部分地下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时，蒋介石在江西苏区几次“围剿”红军失败，使他更加害怕上海地下党力量的壮大。为此，他决定趁热打铁，在马绍武工作的基础上，再大幅度增加上海反共力量，争取早日消灭上海共产党，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巡捕房、帮会、复兴社等特务增加到了3000多人。这些特务对党的机关和革命者进行侦察、盯梢和逮捕，使党的组织不断暴露，活动更加困难。

如果不消灭马绍武，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损失将不可估量。于是，中央指示特科要积极、稳妥、迅速地镇压马绍武，改变党组织的被动局面。但是，马绍武十分狡猾，行踪不定，经常更换汽车，很难掌握他的行动规律。

1933年6月，特科情报部门终于从上海市警察局三科帮办陆元虎口中打听到：马绍武于14日晚将与丁默邨等人一道到广西路小花园弄“甜心”妓女家吃花酒。

“打狗团”迅速行动，立即派人了解该妓女家附近的环境，并选择最恰当的地方埋伏起来。

晚上七时许，马绍武坐着自备的汽车前去赴约。当到达小花园弄时，汽车停稳，马绍武整冠下车，突然从不远的地方射来多发夺命的子弹，一弹中头顶，一弹中左耳，一弹中脑部，当场一命呜呼。

马绍武被击毙之后，国民党又派警察局督察处特务组主任黄永华任上海反共特派员。

黄永华与马绍武一样，是一贯反共且十分凶残的家伙。马绍武被杀，使他变得更加谨慎，行动十分诡秘，其住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并化名姓谭，在南京路新新旅馆内将618房租下，作为其从事特务活动的场所。黄永华出入从不坐别人的汽车，经常带着保镖，上下汽车必先命保镖持枪监视。

不管他如何谨慎小心，处处提防，仍然逃不脱应有的惩罚。1933年8月25日晚11时10分左右，黄永华正在新新旅馆电梯旁等候时，被早已守候在此的“打狗团”一枪毙命。

此后不久，“打狗团”又除去与马绍武、黄永华并列“反共高手”的上海市警察局的密查员雷大甫。

五、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结束“打狗团”

马绍武、黄永华、雷大甫等连续被“打狗团”镇压后，国民党感到十分震惊，派彭公哲为驻上海反共特派员，彭之后又派游定一为反共特派员，并且指使上海特别党部调查科、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市警察局督察处特务组，采取各种措施，破坏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

这样，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迁往中央苏区，在上海只成立中央局，由李竹声、盛忠亮负责领导白区工作，同时管理特科。这时，特科再一次调整，缩编为两个科：二科(情报科)和三科(“打狗团”)。

1934年，江西苏区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转移长征，中央对上海党组织的领导减弱。此时国民党特务逐步改变策略，采取放回组织、长期跟踪、留根、精神压力、突击等多种狡诈手法，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他们或把一些党员在叛变后释放出来，待与我党接上关系后再进行破坏活动;或让叛徒带路指认;或由叛徒在马路上守候、盯梢，有的甚至盯梢长达几个月，待把党组织和地下党员的活动情况掌握后才下手。

另外，特务在得知中共领导机关或联络点后，并不全部破坏“一网打尽”，而是保留其中的一些地方，破坏其余的地方，对保留的地下党员，继续跟踪，扩大线索，然后再破坏一批，保留一批，又继续跟踪，实行狡诈的“老鼠笼”办法。对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对象，在弄堂口派人监视，并且故意露馅，引起被监视人精神紧张，有的甚至因此搬家等，于是敌人立即派特务跟踪、盯梢、抓捕。或者已知某人是共产党员，但并不立即逮捕，而是派几个特务到这人家中，在数小时内逼其叛变，并答应为他们做事，然后留在党内暗中进行破坏。

自从特务们采取了这些狠毒的办法后，使上海地下党组织又受到了极大的破坏，1934年6月和10月，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叛变，这样，“打狗团”的工作再也难以继续下去了。这年底，名噪一时、威震敌胆的“打狗团”停止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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