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建设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垮台

作者：李瑞琴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1 2524

党风廉政建设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垮台

李瑞琴《上海党史党建》2008.6

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党风廉政建设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关系到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是否稳固。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将最大限度地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苏东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党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教训更具根本性。原苏东国家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没有深刻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执政党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逐渐脱离人民群众、权力腐败蔓延，从一个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党蜕变为代表官僚阶层的党。人民对党从失望到冷漠，最后彻底放弃了这个由党内腐败分子严重败坏的党。研究苏东各党垮台与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重大失误的关系及深刻教训，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对于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一、苏东共产党廉政建设基本回顾

从总体上判断，苏东共产党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在理论上不能说不重视，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至于理论要求和实际践行相脱节。苏共从赫鲁晓夫时期以后，党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但没有得到扼制，反而愈演愈烈；戈尔巴乔夫时期以特权反特权、以腐败反腐败、革新苏共、改变党的性质，这种多刃剑战略把苏共致于了死亡的境地。东欧党风问题也是从存有隐患到发展蔓延逐渐严重起来。

1.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党群关系总体是好的，但存在出现问题的隐患

列宁认为，越是环境艰苦，越是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由此，列宁提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关于加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理论。一是充分认识到争取广大群众认同和支持执政党的重要性；二是充分认识到执政党必须实行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的政策；三是根据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调整和检验政策。列宁以伟大政治家的务实精神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制订和执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愿、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人民支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期票”就有到期的危险。突出的实践就是及时调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代之于新经济政策。此外，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建设时期，都特别要求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团结、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这句话在俄国大地上流传甚广，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列宁严于律已、身先士卒，各级党员干部鞠躬尽瘁、无私奉献，这一时期是党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在于，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进行管理的机关，而在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进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2]。这也预示着，执政党必须长期警觉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斯大林时期，苏俄当时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党的各项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斯大林领导的苏共能够坚持党的优良作风，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斯大林能够从理论上认识到脱离群众危险性的存在。斯大林指出：“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里、共青团组织里，不论是工会组织里、经济组织里都存在。”[3]斯大林还提出了要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避免党脱离群众，使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避免遭受损害的危险性。但由于国内外复杂的环境，党内斗争和对敌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也由于斯大林的工作方法问题，这一时期党内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官僚主义逐渐扩散，党群关系出现紧张状况。斯大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也出现了主要靠听汇报，看文件，作指示，发命令来了解和解决问题的情况，很少深入实际，接触群众。由于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苏联国际威望的迅速飙升，在党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风气也日趋严重，这使上层领导很难听进群众的意见，下层意见也很难上达。[4]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党群关系、党的作风，较之于列宁时期，不仅存在着隐患，而且不良倾向已经抬头。这就要求斯大林后的苏共领导要承担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着力加强党的各项建设尤其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任务。

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漫长岁月里，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执政的年代也曾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但是，在后来各国共产党都没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权力腐败、破坏党内民主等不良现象开始出现。

2.党风廉政建设实践式微，特权与腐败问题逐渐严重，党群关系出现巨大裂痕

以苏共进入赫鲁晓夫时期为标志，苏东各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特权与腐败问题也开始发展和蔓延起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呈现出明显发展的势头。

一是在最高领导阶层，特权与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苏东各党最高领导人中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等恶劣风气逐渐严重。列宁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光辉而神圣的领袖形象受到极大损害。

赫鲁晓夫上台不久，就集苏联党政大权于一身，独断专行，大搞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不仅喜爱阿谀奉承，贪图荣誉，而且贪欲钱财，经常收受国内外贵重礼品。“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其恶劣嗜好严重影响和污染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等基层领导，使得党内裙带关系之风盛行，沽名钓誉、欺上瞒下、贪污贿赂、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这一时期，全国性大案要案不断发生。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干部；其女婿丘尔巴诺夫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

波兰党的总书记盖莱克和总理雅罗谢维奇在波兰大量引进外资、实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带头仗权敛财，为自己及子女修建豪华别墅。盖莱克动用了200 万美元公款建造私人别墅，其夫人在巴黎买珠宝一次花公款达4万美元。一些中央、地方和部门领导也“争相效尤”，不少党员贪污受贿，重大贪污案曾发生一百多起。1980年7 月，波兰最高检察院统计全国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并确认的人中有10名中央书记、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182名省部级干部；1981年调查表明，波兰全国有800个百万美元的富翁，大部分是党的干部，被西方称为“红色资本家”、“红色贵族”。[5]

1988年，南斯拉夫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导人米兰科·雷诺维查无偿占有亚得里亚海内乌姆疗养地的土地，用公款购置自己的别墅，曾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一度激成反对南斯拉夫政府的社会动乱。

罗马尼亚党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大搞个人崇拜、一言堂，实行家长制统治，违背不许把近亲纳入同一领导机构的规定，把包括夫人、兄弟在内的20多位家庭成员安排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并企图把自己的傻儿子送进政治局。中国前驻罗马尼亚大使陈德来说：“罗马尼亚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严重错误有关。他思想僵化，滥用职权，独断专行，发号施令，脱离群众，严重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活动的基本原则，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在罗马尼亚人民中的声誉。”[6]

二是一些丧失共产主义理想的投机分子、机会主义分子为了捞取官位、攫取更多个人、小集团利益加入共产党组织。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党组织后，严重冲击和破坏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阶级性和先进性，各种不良思潮在党内有了生存的基础，并为特权阶层的形成营造了氛围和环境。“党成了人们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而“目睹党内不断滋生的种种不良现象，许多坚定的社会主义拥护者不再加入苏联共产党。就其实质而言，苏共党员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观点差别已经很模糊了”[7]。投机分子入党、坚定的社会主义拥护者不满党内不良风气不入党，都极大地损害了苏共的形象。

三是官僚特权阶层形成。这是执政党走向腐败变质道路的标志。在苏共，这个特权阶层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许多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荡然无存。不少人并不满足于既有特权，而是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8]

四是思想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盛行。这是一个执政党衰落、颓废的典型状态。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言行不一、形式主义、夸夸其谈、只说不做的现象在党的会议上随处可见。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自我标榜为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其“内容空洞的‘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以讥讽的态度对待列宁”[9]，党逐渐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应有的支持和权威。罗伊·麦德维杰夫说：“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仅阻碍了国内健康的民主力量的发展，而且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行动方针和指南也助长了党和国家统治阶层的不良习气，包括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许多地方高层领导人的自私自利等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在苏共内部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教条主义和苏共干部队伍的普遍腐化使这个党丧失了抵抗力。”[10]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11]。

3.专权腐败登峰造极，错误的改革路线导致国家危机四伏党群关系降至冰点

历史推进到1985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以全新“改革家”的姿态出现在苏联人民面前，人民曾对他报以无比的期待。但是，戈尔巴乔夫不仅令人民群众大大失望了，而且成了苏联剧变的千古罪人。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利用苏共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特权阶层等严重的党风问题，打着革新苏共的旗号，妖魔化苏共历史，以达到其彻底改变苏共马列主义性质的目的。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依然大搞专权、特权，权力腐败极其猖獗。腐败事件数量之多、情节之恶劣、群众反映之强烈、对党的形象损害之重都为苏共历史之最。

(1)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即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线的大批高级官员，这些人立即享受各种特权，并成为积极推崇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急先锋，在改革中浑水摸鱼、大肆侵吞国有财产。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顾问，1994年6月已经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八名。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厂长卡丹尼科夫，1990年开始把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12]类似于这样的情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比比皆是。

(2)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为发生了“8.19”事件，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停止了大兴土木的计划。[13]瓦•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用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14]

(3)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的破坏也达到了历届苏共领导人之最。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时兼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集国家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15]。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

(4)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一系列错误的改革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不仅毁坏了党的凝聚力，更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瓦解，党群关系恶化到顶点，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丧失殆尽。如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过的：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于死亡。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贯彻到东欧后，迅即引起了东欧各国党思想理论的严重混乱，各国社会开始动乱不止。尤其是他“在改革与内部革新方面令人生厌的方针，使昂纳克政府的压力不断积聚。1989年夏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于垮台和被推翻的危险处境。”[16]与此同时，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这些问题都被反对派用来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加上人民群众对权力腐败、贪赃枉法、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等现象的不满和愤怒，两方面结合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共力量。

二、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使原苏东共产党垮台

人民群众是共产党雄厚的执政基础，苏东各国共产党之所以遭至毁灭的命运，被人民抛弃，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下面主要以苏共为例剖析党风廉政建设与共产党垮台的关系。

1.官僚主义作风拉开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埋下了党群关系恶化的隐患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往往是由某些让群众反感的坏作风造成的。令群众深恶痛绝的恶劣作风之一，便是形式主义的孪生兄弟——官僚主义，其要害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在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执政党即苏维埃领导者阶层有着很特殊的要求，一方面承担着重要的管理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艰巨工作，因为这些国家还不能实现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直接结合，只能实行领导者阶层即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支配和管理全民生产资料的体制。另一方面这种状况又给政府官员留下了将公共财产作非公共支配和将公共权力作非公共行使、以权谋私、谋取特权的条件和机会。

列宁晚年清醒地预见了官僚主义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复活和因此而脱离人民群众的严重后果，直截了当地把苏维埃国家称为“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17]，并告诫党员干部，“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8]。在列宁的领导下，1918年苏俄成立了国家监察部，1920年改为工农检察院。俄共（布）九大后成立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3年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合并，以加强对执政党的检查和监督。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十一大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决议》。这些决议和制度，为监督和严厉查处那些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党员干部，确保在新经济政策下，党和国家的性质不发生变化，防止“人民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斯大林时期尽管在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实行了高薪制度，有一些特殊待遇，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苏联社会的物质条件并不富裕，广大党员干部即便是享有一定的特殊待遇，也能够把这个权利看作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依然崇尚艰苦奋斗、团结进取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的根本宗旨。

赫鲁晓夫时期后，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逐渐显露，民主法制不健全、监督制度不完善、干部人事制度缺乏竞争机制，官僚主义开始滋生和蔓延。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浅尝辄止且缺乏章法，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问题，苏联的各级行政机构反而更加臃肿。赫鲁晓夫毫无理性的非斯大林化、鲁莽突兀、主观臆断的国家发展思想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粗俗狡黠的思维举止，使广大普通党员和群众深感不妥与反感；勃列日涅夫固步自封、不思改革、注重奢华、贪慕虚荣等嗜好，影响和消磨了党和国家、民族的进取意志。如有学者指出：“在赫鲁晓夫时代，理论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在党内日益蔓延起来，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互相吹捧、阿谀奉承的庸俗之风抬头。”“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党风问题更加严重，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成为苏共的主流思想体系。”[19]这样，苏共从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励精图治、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密切关系，蜕变为统治稳固、功成名就后的骄傲自满、贪图安逸、高高在上，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学风上开始出现对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以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

官僚主义的盛行使党群关系出现裂痕并逐渐加大，这对于执政党应该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但没有引起苏共的足够重视。这是苏共最终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2.权力腐败严重恶化了党的形象，破坏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党的形象问题决定着人心向背、决定着党的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东各国共产党无不出现权力腐败的恶疾。从国家领导人到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从中央书记到省委书记，都有腐败案件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还出现在党的权力中枢，出现在自己的亲属中，形成了腐败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严重性令人惊心动魄、令人民群众深恶痛觉、极其怨恨。这些腐化坠落分子把理想权力化，背弃革命理想，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20]

如果说，人民群众曾经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党，那是因为，这个党是为着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英勇不屈的党。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74%是共产党员，11%是共青团员，有300万共产党员牺牲在战场。[21]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前方有英勇的战士，后方有无数民众投身到战斗中，大批卓娅式的平民英雄壮烈为国捐躯。正是由于苏共曾是这样的党，才获得了人民如此的拥戴，苏联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壮丽史诗般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是，当战争过去和平到来后，权力腐败的恶疾却开始吞噬无数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生命和鲜血浇铸而成的党的英雄肌体，且恶疾呈现着蔓延趋势。这些使人民群众不堪忍受的恶劣做法，人民群众怎么可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怎么可能一如既往地真心拥戴共产党？！

3.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生质的变化

有文章这样总结官僚特权阶层的特点：（1）贪恋权势，贪图享受，瓦解了苏共的宗旨、败坏了苏共的风气、消解了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并从根基上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党地位的作用；（2）安于现状，粉饰太平，极力反对和阻挠任何有损于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因而它又扮演着积聚社会矛盾、酝酿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积怨和引发社会动荡的角色；（3）具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突出特点，当苏共执政地位还比较稳固时，它主观上并不想去直接搞垮苏共，甚至口头上、表面上还极力维护苏共的领导权和执政地位，而一旦苏共的执政地位受到外部某种政治势力的严重挑战而发生危机和动摇时，它便随风转舵，成为关键时刻瓦解和抛弃苏共的力士和急先锋；（4）在原体制下，利用手中掌管的权力，从事半合法半非法的经营活动，是国有资产、人民血汗的隐性占有者和私人资本的隐性积累者，而当他们化公为私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便不顾一切地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22]“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23]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加深了对苏共的失望感。

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些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不断呈上升趋势，有人估计，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以各种形式享受特权的人数不低于1000万。[24]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路线，特权阶层意外发现这是谋取其长久根本利益、并使之合法化、公开化、私有化的绝好机会。特权阶层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大肆捞取个人私利，把国家财产直接攫为己有，另一方面，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走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1991年，莫斯科出现了上万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25]戈尔巴乔夫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特权、大肆腐败，在苏共历史上可谓登峰造极。戈尔巴乔夫及其党羽肆无忌惮的大行特权，打着民主的旗号践踏民主，践踏民意，贪脏枉法、攫取国家财富据为己有，令人民群众深恶痛觉、极其厌恶愤恨。当戈尔巴乔夫宣布“已经濒于死亡”的苏共解散时，人民只能表现为冷漠、失望和放弃，甚至是拍手称快。

列宁曾说过：“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26]。执政党要“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情绪，了解一切。理解群众，善于接近群众，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27]苏共瓦解和苏联剧变的历程，特别是俄罗斯私有化的现实生动地说明，由于苏共脱离群众、腐化堕落、蜕化变质、为了其私利而集体背叛，因而失去了执政能力，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因此，真正搞垮苏共的并不是苏共外部的反共势力，而是苏共内部的腐败势力。

三、启示

苏东各国共产党在国家剧变后瞬息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苏联“8.19”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有的自杀，有的被投入监狱获刑。德国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下台后被抄家，扣发退休金，冻结存款，赶出住所。他逃到苏联，又被以滥用职权、蓄意杀人等罪名引渡回德国，受到审判，最后客死智利。捷克斯洛伐克党总书记比拉克被捕、雅克什被问讯。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被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席阿利雅也被捕入狱，受到审判。而波兰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虽以解散波兰统一社会党为代价换来了一任总统，但到头来还是要受到审查。罗马尼亚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夫妇，最后被处以极刑。[28]

为什么曾经坚如磐石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无数先烈英勇捐躯换来的江山，执政几十年后竟然亡党亡国，党的领导人会有如此悲惨的结果？！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深刻反思，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把教训变为财富，把经验化作宝藏，避免我们的党重蹈覆辙。

认真总结和研究党风廉政建设与苏东共产党垮台的教训，可以从中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 时刻不忘党的根本宗旨是加强和维护党群关系的生命线

苏共在很长时期里代表了苏联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得到人民的高度信赖，因此激发了人民忘我的革命和建设热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夺取并巩固了政权，打败了外敌入侵，建设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007年11月7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之际，《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布尔什维克是伟大俄国的建设者》的长篇文章，怀念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文章说，在俄国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党最先着手由人民制订工资水平，让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有机会进行思想辩论，尽管他们拙嘴笨舌，不那么老练，但具有健全的思想政治意志和实践特点，善于行动。布尔什维克发展党员，不是在学生和教授之中，而主要是在工人和士兵中间进行，其中许多人昨天还是农民。从1917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不断增加，多数来自于人民。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真正人民的党。”[29]但是，这个人民的党执政后，在和平年代，逐渐忽略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至于出现了根本违背党的宗旨，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官僚特权阶层。当一个党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蜕变为一个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背离的、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集团时，它已经抽去了自己的存在基础，不可能逃离被人民群众抛弃的悲剧性结果的。所以，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要永葆其执政地位的稳定，必须始终如一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如一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像维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可掉以轻心。

2.夯实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执政党须臾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任何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不可能保证经济的永远发展和繁荣，不可能保证工作永远没有失误。党的执政权威并不是惟一体现在其执政绩效上的。执政党必须将其执政绩效与价值追求结合起来，通过党的优良作风，充分体现出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夯实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样，即使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也不会影响和削弱党的权威。甚至，在同人民群众一道克服困难、拼搏前进中，方显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本色。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一个探索与前进的过程，其中存在着挫折、失误和某种暂时的倒退。“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30]关键在于党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构筑牢不可破的、能够经受各种风浪和险恶环境考验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3. 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把握世界大势发展社会主义，永葆党的思想理论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理论，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就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政党，必须做到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其思想理论和行动方针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永葆先进，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最终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戴的基本保证。苏东剧变的一个深刻惨痛的教训就是，党的理论和思想脱离实际、落后于生活，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给各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党的高级领导首先蜕化变质，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改革中将国家引向了资本主义，造成了世纪性悲剧、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倒退。如澳大利亚学者科伊乔·佩特罗夫说：戈尔巴乔夫“是自我毁灭的共产党人，是跑到敌人阵营里的叛徒。他出卖了工人阶级。他把西方反对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以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的怪论奉为真理。”“戈尔巴乔夫毁灭了共产主义，毁灭了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专政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出现剧变的决定性因素。”[31]

4.创新党风廉政建设体制，确保党内外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苏东各党没有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廉政建设监督体制，也是苏东党风廉政建设出现重大失误、苏共党内特权阶层长期发展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东各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长期处于不受任何监督与约束的环境下，很难抵御金钱、权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势必松懈了意志，放松了自律，而逐渐发生质变。要避免这种因时代条件和环境发生变化，党有可能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的潜在危险，就要靠民主和法制来确保党的领导、国家机构清正廉明，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只有将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党内外民主作风转化为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作用和价值，才能确保党内外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所展示的、新时期新阶段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科学战略：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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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方日报》2001年8月16日。

[2]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3]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4] 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5]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d/yd_b/yd_b_021.htm

[6] 徐鹏堂：《罗马尼亚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及教训——访中国前驻罗马尼亚大使陈德来》，《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7] 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页。

[8] 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4页。

[9] 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10]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11] http://bbs.zol.com.cn/index20070922/index_123_984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