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评郎平、黄渤在“海里”的发言:最需要的是什么?
评郎平、黄渤在“海里”的发言:最需要的是什么?
郭松民
1月31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影视演员黄渤等九位代表应邀出席座谈会。
郎平和黄渤的发言很有意思,颇有点评一番的必要。
一
新闻原文:中国女排总教练、中国排协副主席郎平对李克强总理说,“我小时候一放学就出去玩,跳皮筋、爬树、上房什么都玩。现在国内的中小学生,一眼望去都是‘小眼镜’!能不能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去玩,让他们自觉自愿养成锻炼的习惯,强身健体。”
郎平是1960年出生的,正是困难时期,但她生得如此高大威猛,堪称中国女性的骄傲!足见小时候并不缺营养,这是题外话,打住。
如果按照六岁上小学计算,郎平刚好是1966年上小学,她的小学、中学阶段贯穿了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在郎平的记忆里,这是快乐十年,“我小时候一放学就出去玩,跳皮筋、爬树、上房什么都玩。”
现在大家都在为如何让孩子获得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而犯愁,于是各种寻寻觅觅,简直上穷碧落下黄泉,但两处茫茫皆不见,家长、孩子都叫负担重,健康也大受影响,如郎平所言“现在国内的中小学生,一眼望去都是‘小眼镜’!”
很难想象如果郎平当年也是“小眼镜”,她如何能够成为令人如雷贯耳的“铁榔头”,为中国争得那么多荣誉?
郎平的话让我们意识到,其实快乐教育也好,素质教育也罢,中国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只是我们对自己的经验和传统不珍惜,满世界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在郎平童年的那个年代,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健康教育?
概括起来,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教育方针比较人性化。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个目标,即强调了全面发展,又符合绝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成为劳动者不是高不可攀的,同时又是非常光荣的。在毛泽东时代,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崇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
根据这一教育方针,学生在学校里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同时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学校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社会,甚至是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这使得学生不仅学习起来更有方向感、更有效率,毕业以后也能够迅速融入社会。
今天各类大中小学校的目标都是为了培养“精英”,培养“人上人”。
有教授对学生说:“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有中学老师说:“读书读得好,才能住豪宅、开宝马、娶美女”,云云。
这样的教育,显然是一种兽性教育而非人性教育,把学生都逼成了物质的奴隶。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无论这些人怎样叨逼叨逼,最终能够上升为精英的仍然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只能做普通的劳动者、小职员等,也就是说,他们都被培养成了失败者——一个大量培养失败者的教育,如何能够成为快乐教育?
第二,当时对高考制度进行了改革。今天的中小学生之所以感到压力大、负担重,没有时间运动、游戏、休息,主要是因为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这个弊端大家都很清楚,就不多说了。
在郎平感到快乐的年代,高考制度实际上已经从单一的“考试制”,转向“推荐与考试结合制”。
很显然,这比单一的“考试制”更有利于让综合素质优越的学生进入大学,也更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
当然,当年的这个改革还处于初期摸索阶段,还没有来得及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制度化,就在1976年后被匆匆否定了,这一否定成了今天所有教育弊端的一个起始点。
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制度多少了解一点的人都明白,“推荐与考试结合制”才是真正的先进的高考制度,高等教育很发达的美国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
不同的是,美国实行的是“精英推荐”,必须是校长、教授以及其他社会名流才有资格推荐。而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人民推荐”,也就是“工农兵推荐”。
二
新闻原文:李克强说,发展竞技体育、争夺金牌可以提振民族信心,但体育更重要的是强健全民体魄,就像多年前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主席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
这一题词,是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所作的。
在全国体总成立大会上正式传达毛主席这一题词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尤其是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体育教授,格外喜悦。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把体育的真谛抓住了。”
毛主席题词强调增强人民体质,特别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旧中国,中国人被人诬蔑为“东亚病夫”,还是一个师范学生的毛泽东就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中就为改变中华民族体质孱弱的状况而大声疾呼。
毛主席的题词,把着眼点放在增强人民大众的体质上,使中国的体育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人民群众不再是被体育遗忘的对象,而成为体育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发展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此,中国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高,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人均寿命已经从解放前的35岁飙升至69岁。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应该永远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最高指导方针!
三
新闻原文:(演员黄渤在发言时)说,希望国家加大对影视产业的支持,给影视创作更大一点空间,进一步激发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希望国家加大对影视产业的支持”是正确的。
“给影视创作更大一点空间”则值得研究。
今日中国的影视产业,问题多多。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影视创作中并没有得到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在影视创作中更是直接被无视了。
以否定“文革”为主要内涵的旧伤痕文学,已经发展成用“民国”否定“共和国”,用旧中国否定新中国的“新伤痕文学(影视)”。
远的不说,仍在热映的《无问西东》、《芳华》、电视剧《风筝》都是这个路子。
这些影视作品,消解了对新中国和共产党领导的认同,渲染一种跳船、弃船心理,对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都构成了严重挑战。在海外放映,也损害了中国的道德权威和形象。
这些问题是因为“创作空间”不够广大造成的吗?显然不是。而是影视创作人员缺乏最基本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一再突破最基本的政治地线造成的。
笔者曾经在评论《大浪淘沙》的文章中指出:“这真是一种极端的文化堕落,甚至落到了封建社会之下,历史终将证明,今天的主流文艺将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耻辱!”
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文艺界最需要的不是“空间”(当然这一问题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对《抗美援朝》等左翼爱国文艺更是严重存在),而是整风——解决最基本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以及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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