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魏巍专版：永远的红杨树

       我在21岁当战士时就和魏巍同志认识了，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参军不久，因试着写一些反映连队生活的小诗而引起注意，被部队驻地天津市文化局 (那时叫文化组)借去帮助编辑一张《文艺与革命》小报。文化局院里有一座小楼，楼顶有一间布满灰尘和蛛网的大房子，里面堆满书籍。小楼无人问津，却成了我 的乐园。在借调的半年多里，我利用闲暇在那里面阅读了“文革”前众多诗人的作品，其中就有魏巍在战争中写下的诗集《黎明的风景》。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魏巍 在他的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散文作品名扬四海之前，就已经是卓有成就的诗人了；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魏巍在战争年代写诗时，用的笔名叫“红杨树”。

　　谈及魏巍同志的作品与人品，首先还应从他的诗歌说起。他早在十五六岁时，就在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抨击旧社会、同情劳苦大众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秋，17岁的他，在家乡黄河畔写下直舒胸臆的长诗《黄河行》。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去吧，黄河哟/趁着大堤的劲风/载着我 们/快快出征”。诗成后几天，他即胸怀救国大志，沿着黄河，辗转到山西，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有机会进入延安抗大，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 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块热土上，他真正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诗的梦想。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军民诚挚情感的氛围中，他诗情勃发，在战斗的间隙，写 出以《黎明的风景》为代表的大量诗作。正如这首长诗的小引所写：“有一种鸟/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我听到她的鸣声/大地就降落了黎明/苦战的人们呵/你来 听听/她此刻正放出快活的鸣声……”而此时的诗人，正如那只鸟，自由地展翅翱翔在血与火的战场，一边战斗，一边吟唱。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以抒情与叙事既交 错又融合的写法，生动地展现出战地一个连队的诸多画面，诗意地描述了战争的苦难与在苦难中战士们坚定昂扬的斗志。全诗韵律自然，节奏明快，明快中蕴含着悲 壮，坚定中又略带忧伤，而诗的主题则是对最终胜利的必信。《黎明的风景》之外，诗人有大量的短诗发表，都是对根据地生活的描写。有对战地极富诗意描绘的 《游击队之夜》《蝈蝈，你喊起他们吧》，有表述对战斗热切渴望的《高粱长起来吧》，以及对战士英勇无畏精神的张扬、对军民鱼水深情的歌颂。他的诗，既没有 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技巧的炫耀，大都是直抒胸意，是战士情感的真实流露，其文字浅显、平实、自然、流畅，看似直白，但却诗意盎然，既大众化又极具艺术性， 意境深沉悠远。他的诗，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他这大量的诗章，构成了他对那场硝烟弥漫的伟大战争全方 位的诗的认识和解读。

　　魏巍原名叫魏鸿杰，参加八路军后改名叫魏巍，到晋察冀战场后，他又为自己起了一个极有特点、极具诗意的笔名“红杨树”。他在晋察冀的诗作都是以 这个笔名发表的。在他的诗篇中，有的诗句是明确写给自己、激励自己——“红杨树”的，如《诗，游击去吧》《诗没有死》中有这样的诗句：“战争，难解难分的 复杂的风暴/红杨树呵，司令员说/给你十几个同志/带着你的诗游击去吧/呵，在这样的时候/连山里的石头/也难忘今天的苦难/你们还忘不了红杨树/你们还 要他的诗/诗呵，游击去吧/永远不要叛变/游击去吧，诗呵/时时刻刻想着/怎样去报答人民。”“红杨树呵，报答人民/记清楚/人民不仅养育你的诗/人民在 饥饿里也养育了你/记清楚/在这苦难的年代/你应当把智慧也用于战争/把战争也当成诗”。“而假若面对着刺刀/我的意志堕落了/诗，我的诗呵/你不过像一 片败叶/死于污泥/你叫谁人去哭你！”这是红杨树怎样钢铁般的决心呵！这是怎样的真挚的、让人感动的诗句呵！“叛徒”这两个字，从革命开始直到现今，都是 沉重的，让人遗憾和愤恨的，但它不可能绝迹，这就需我们时时警惕。现在揪出的那些“大老虎”们，不就是革命队伍的叛徒吗？

　　谈起晋察冀根据地时，魏巍曾说过：“晋察冀那鲜血与战火浸染的土地与生活，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成长、成熟的摇篮，也是我们共和国的摇篮，同时又是 我们那些写诗的青年成为诗人的诗歌的摇篮。”魏巍正是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这10年的战斗生活，在革命队伍中血与火的锤炼，在与人民群众在生死面前的血肉联 系中，一步步确立并坚定了他崇高的理想与信仰，奠定了他一生不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铸就了他的文学观，确保了他的作品始终不变的导向与风格。到解放 战争后期，魏巍已成长为骑兵团的政委，他骑马率部挺进大西北，一路上依然与诗神同行。

　　新中国成立后，魏巍调京工作，但他的写作依然是业余的，笔下的文字依然与党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几次奔赴 朝鲜，冒着炮火在前线采访，又一次次被战士们的行为与情感深深打动，写下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作品。当时，《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坛与 整个社会引起的轰动可谓空前。《人民日报》特别将一篇文学作品刊登在第一版。随即，毛主席看过后，指示印发全军。朱总司令读后，连呼“写得好！很好！”在 其后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总理专门提起《谁是最可爱的人》，并以此号召文艺工作者“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周总理还特意提出要认识一下魏巍这位朋 友。这篇散文对志愿军的鼓舞和在人们群众中的反响同样强烈。当时，“最可爱的人”几乎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而在日后漫长的时间中，“最可爱的人”也成为解 放军中英模人物的称谓。这篇散文也一直在中学的课本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后被全文镌刻在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碑上。

　　在魏巍成为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后，又写出一大批青年题材的思想政论式的散文，这些作品像“最可爱的人”一样，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祝 福走向生活的人们》就是一例。这篇文章是1955年他在北京石油地质学校送别毕业班同学石油地质前线的讲演。正是这次讲演、这篇散文，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 那些热血青年，他们满怀激情地奔赴祖国四面八方的艰苦荒凉的石油前线。直到30年后的1985年，当年魏巍送行的同学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举行 毕业30周年聚会，他们特别邀请魏巍同志参加。这群现今已年过半百的人，激动地对他述说着30年不忘的心迹，畅谈当年受他作品的激励鼓舞，毅然奔赴祖国最 荒凉、最艰苦的石油前线，成就了30年的奋斗经历与业绩。当时的热血青年，现在都是石油战线的工程技术骨干或中上层干部。但他们的情怀一如既往。他们争相 把自己获得的石油大会战纪念章、各种立功奖章送给魏巍同志。一位女同学还拿出珍藏30年的刊登《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的1955年第11期《中国青年》回 赠魏巍。那场景的真挚、热烈，让魏巍激动不已，很快写出散文《这就是我们的哲学》予以回报。其后他们每10年聚会一次，都请魏巍同志参加。笔者有幸陪同魏 巍同志参加过一次，那次魏巍同志生病了，是带着氧气去的。那真挚热烈的场面，令笔者唏嘘不已。当年，魏巍发表这一批散文后，曾收到全国各地青年雪片般的来 信，想每一封来信的后面，都有一个激昂奋发的故事吧。就连《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在2003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偶然见到魏巍时，亦难掩如小青年一般 激动不已的心情。尽管那时范敬宜已72岁，而魏巍已83岁了。范敬宜其后专门著文说，半个世纪来，我一直想能见到魏巍，是他上世纪50年代的文章，激励我 大学毕业时主动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而毅然奔赴东北的白山黑水间。范敬宜在东北虽也受了不少苦难，但他从不言悔，终于成就了他的事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他说：在我青年时期“是魏巍的文章使我懂得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他最后写下一句极富诗意的话：“燃烧的激情已经变为悠长的恒温”。这 就是魏巍作品的影响与力量。

　　魏巍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特点，是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长久交往并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上世纪90年代初，当得到《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述的李玉安 “烈士”没有死的消息时，魏巍激动不已，急切地写信联系并与之相见，很快成为真挚的朋友，其后又满怀深情写出散文《他还活着》，记述李玉安几十年隐姓埋 名、坚守本色的可敬行为。而在此前，魏巍与《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述的马玉祥、井玉琢及当年的营长王宿启已交往几十年。在《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 中，他记述了志愿军连队文化教员戴笃伯，其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是朋友，戴笃伯转业回湖南后，魏巍还不远千里去探访他。与烈士胡鄂生的女儿胡继红的来往， 则是情同父女。在他晋察冀的诗歌中，曾记述过的一位在解放战争战场英勇无畏的战士徐清华，到上世纪90年代，回乡务农的徐清华因生活极其困难，辗转找到魏 巍。魏巍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给当地政府写信，介绍情况，并自己资助徐清华同志，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

　　魏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又不仅仅是他笔下的人物。他可以为可敬的王震将军撰写碑文，也心甘情愿的为一个乡村党支部书记张振山树碑立传。在“子弟 兵母亲”戎冠秀的有生之年，他几十年坚持去探望，给老人过生日。而对冀中的另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刘大娟，她虽没有戎冠秀显赫的名声与贡献，但她在战争年代 一样无私地支援八路军，长期烧水做饭、缝缝补补、传递消息，魏巍依然像对母亲一样敬重她。一直保持着与老人的亲密联系，半个世纪间，常常专程去看望她，坐 在老人的土炕上，与她拉家常。甚至在他儿子结婚时，还专门带着儿子、儿媳到老人处“认亲”。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在魏巍作品中出现的诸多英模人物中，几十年，无论时事怎样变迁，没有一个变得或落后，或颓唐、变质了，或成为腐 败分子了。没有，一个也没有。倒是有个别生活困难的，有为了不给国家找麻烦，甘愿去做修鞋匠的。他们一生都在默默奉献。这与现实中的另一种状况形成鲜明对 比。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曾到青岛双星集团采访，集团总经理汪海先生曾对我们说，80年代他获全国劳动模范时，与他一起获“全国五一劳动奖”奖章的10人 中，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部分要么企业倒闭了，要么自己腐败了，有的甚至进监狱了。不知当初为他们歌功颂德的写作者们作何感想。

　　魏巍创作历程的后期，在不断有诗歌与散文作品问世的同时，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东方。》与《地球的红飘带》 《火凤凰》，组成了他笔下的战争三部曲，完成了他对革命战争完整描述的宿愿。与此同时，他在晚年，特别关注思想战线的斗争，写出一大批触及社会尖锐矛盾， 文笔犀利、思想性极强的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杂文作品。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重的作家与他影响力极大的作品，却受到了某些方面的非议，甚至是批判与攻 击。也有人把他归于“御用作家”，这更让人不可理解。其实他应是“国用作家”，是人民的作家。也有人指责他是“极左”。这当然也是对他的曲解。难道能把坚 持真理、弘扬公平正义说成是“极左”吗？能把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叫“极左”吗？难道呼吁反腐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 “极左”吗？常言正直的人无正直的路可走，而高尚更是极难被普遍认同，此之谓也！所以如此，大概更多缘于他作品之外的东西。魏巍性格刚强，为人坦荡，刚正 不阿，坚持原则，“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丁玲、陈明语)。他绝不见风使舵，绝不投机钻营。面对谬误和邪恶，他就像战士一样，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宁可牺 牲自己，也要守住阵地。对别人的非议，他不辩解、不理睬、不低头。他在意的，是要求自己的思想、行为和作品时时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新时期以来， 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呼吁惩治腐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位真正的战士、诗人，共和国合格的公民、人民的作家，心情一直被忧国忧民的情思笼罩着。令人欣 慰的是，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大力反腐败、反“四风”，弘扬正气，坚持公平正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是美好的。

　　又想起诗人的笔名“红杨树”这三个字。杨树是我国北方分布极广的树种。常被赋予许多美好的寓意。据说生长在西北大漠的胡杨树，生一百年不倒，倒 下一百年不腐。而在我的家乡张家口坝上，解放前是没有树的，因为气候恶劣。解放后种过不少树种，惟有杨树可以长大。每年深秋，在风霜的侵蚀下，树叶变成金 黄色，极其壮观。剖开其主干，那树心竟是红色的。不知魏巍同志当年以“红杨树”做笔名，其寓意是否正源于此？今天，诗人与他的名字已成为永恒，愿这株千古 不朽的红杨树，永远“巍然于天地之间”(刘白羽2000年5月为《魏巍文集》研讨会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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