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白毛女应嫁黄世仁”,横扫30年“重写文学史”
一句“白毛女应嫁黄世仁”,横扫30年“重写文学史”
1980年代,先锋们就有人“依法”提出“杨白劳欠债还钱”之说,90年代,“白毛女应嫁黄世仁”说已令人青目,经过20余年的观念更新,这一“崭新”价值观念早已在生活中日益“普世”。
“白毛女”和“黄世仁”,早已成为典型,用何其芳的话说,就是“共名”。生活中二者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审视二者关系的观念颠倒过来,乃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这两个“共名”又是文学提供给社会的“文化符号”,所以,《白毛女》故事诠释的变易和颠倒,文学自身也功不可没。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将“杨白劳应嫁黄世仁”的颠倒,归结为30年“重写文学史”的功德,我想不算夸大。
文学艺术是个高雅的形而上的东西,后毛泽东时代,是“文学艺术的春天”,粉碎专制,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创作自由,人的尊严,等等等等——30年的辉煌历程,多少神圣话语,多少可歌可泣,多少魏巍功德,为名家、大师、博导、教授提供了书之不尽的话语和题材,足以永垂青史。
然而,这形而上的象牙之塔,又是建筑在形而下的泥土之上的。罪孽尘世,芸芸众生,杨白劳们与黄世仁们生活依凭不同,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难于和谐。杨白劳们要反抗翻身,文学就出现贺敬之式的《白毛女》;黄世仁们卷土重来,也一定要将为“白毛女”“更新价值观念”。
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这话没错。
30年“重写文学史”,打造出了一个“白毛女应嫁黄世仁”的普世价值观念——在一句简单明了、俗而又俗的话语面前,轻轻地,30年文学的巍巍功德,被概括了,也被颠覆了。
述说“文学艺术春天”常用一句话:“生活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是的,是发生了“深刻变化”,岂止“深刻”,简直是天翻地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深刻”与天翻地覆,就表现为黄世仁与白毛女相互位置的变易颠倒。黄世仁与白毛女,作为代表着两大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文化符号,他们关系的变易,折射着社会变化,同时也折射着文学的变化。
30年的文学,从小痞子到大师,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使命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部分人从事丑化、妖魔化和颠覆过去年代,即白毛女和杨白劳们扬眉吐气的年代,这在他们的话语里,那叫做“专制”或“封建专制”“文化专制”年代。那些巍巍大师,从外国的《古拉格群岛》,到中国的“往事”“牛棚”“干校”的“随想杂忆”之类,这些与诺贝尔奖靠边的鸿著,说穿了,无非是起着这种作用,与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殊途同归。
另一部分,则直接为黄世仁们的重振雄风从事张扬或论证:我爱美元、成功人士、丰乳、肥臀、过把瘾就死、有了快感你就叫、新启蒙、告别革命、讨伐伪崇高、一听样板戏就起鸡皮疙瘩、诺贝尔情结、奥斯卡情结、文革博物馆……一言以蔽之,他们无非为暴发户的统治和生存打造下舆论环境耳。
生活的主人,必然也要成为文学艺术的主人。
白毛女、杨白劳、小二黑、朱老忠、梁生宝、肖长春……都是极左的产物,乌托邦,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工具、政治传声筒、有政治没有艺术、有阶级性没有人性……
于是,大宅门,晋商,闯关东,走西口,大染坊,京华第一楼……就取而代之,成为主流。
回头一瞥:原来古今“先富”与“成功人士”重新统治舞台,取代“工农兵”,重新做了文学艺术的主人。
沈从文热,徐志摩热,林语堂热,周作人热,张爱玲——海派文化之母——热,热烘烘的,一浪高过一浪,终于烘烤出了“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环境,“宁做小三,不加穷汉”,“白毛女应嫁黄世仁”怎能不顺理成章!
前人有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一句“白毛女应嫁黄世仁”,胜过30年汗牛充栋的辉煌文学—— 这巍巍“象牙之塔”之下阳春白雪的高雅,所起的作用,也不过为了打造这句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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