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觉醒年代》观后感之六

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觉醒年代》观后感之六

陈延年

　　陈延年，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毛主席曾赞赏道，“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到了他的天才”。可惜的是，如此优秀的一位共产党员，1927年牺牲于上海龙华，年仅29岁。

　　陈延年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早年他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反对派——无政府主义者。那么，陈延年是如何实现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呢？

　　陈延年早期笃信无政府主义，尤其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互助论》又在欧洲盛行。于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弃其物竞天择之口头禅，而谈互助矣。”

　　“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而没有权威和强制的社会较之有国家和权力支配的社会，更能保障人的自由、更完善、更理想和富有生命力。

　　很明显，“互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水火不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什么互助呢？

　　一战的爆发，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互助论”提出的互助合作和共产主义的幻想，很符合一些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所以提倡合作的“互助论”便取代鼓吹竞争“进化论”，在中国的知识界流行起来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互助论在中国传播广泛，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人都曾受过互助论的影响。五四时期，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建立社团，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无政府主义者也按照“互助论”思想建立了不少互助合作社团。

　　虽然无政府主义后来受到广泛地批判，并被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抛弃，但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思想界，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著名作者巴金，曾经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其笔名中的“金”字就来自于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的标志）

　　《觉醒年代》中，为了践行“互助论”，陈延年在北大发起成立了工读互助社，招募了一批青年参与。互助社提倡半工半读，经济独立，财产公有。互助社内，成员思想各异，但都希望能探索一种新的美好的生活方式。

　　可惜的是，不到两月，社内出现经济危机，成员矛盾加深，互助社便宣告破产。什么原因呢？社员们做了讨论和总结，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

　　成员施存统总结道，“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要说是互助社这种手工业作坊式的经济组织，就是一些大工厂也难免在竞争中破产。小业主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必须加强自我剥削，突出的表现就是极大地延长劳动时间，就像现在的小摊贩一样。

　　互助社成员以刚刚毕业的青年为主，缺乏资本、经验和技术，只能靠洗衣、做饭和放电影创收，而且每天只劳动四小时，纵有再高的热情，也难立足。

　　施存统说，“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整个社会还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妄图实行局部的改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空想。因为每个人在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与社会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后来陈延年和弟弟一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这里通过实际的斗争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在法工读早期，陈延年仍然坚信无政府主义，当他听说其父正在筹备共产党，十分不屑与反感。1921年，留法勤工俭的学生中爆发了三次重大斗争，促使他进一步觉醒，逐步抛弃了无政府主义。

　　当时留法学生数量众多，已有1600多人。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发生经济危机，大量学生失业，能找到工作的只有400多人，学生陷入生存危机，有些甚至贫病交加而死。走投无路的学生请求主持留学工作的华法教育会给予支援，但遭到拒绝。李维汉等人组织学生在北洋政府使馆静坐示威，但被警察镇压，运动归于失败。

　　第二次是北洋政府秘密向法国借款打内战，消息被学生们得知，于是学生联合十多万法国华工进行抗议。法国政府担心不好收拾，被迫宣布暂缓借款。学生和华工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第三次是进占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领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中法里昂大学，声言要解决在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可是此大学却成了吴稚晖讨好军阀和资本的资本，把他们的子弟安排到了学校，真正的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却一个也没有接收。

　　一千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听闻吴稚晖从国内招来了一百多学生，即将抵达巴黎入学，就占领了里昂大学。但是吴稚晖等人与法国政府勾结，将学生拘捕，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一百多人被强行遣送回国。

　　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使陈延年等人看清楚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的真面目，也促使他进一步反思无政府主义思想。

　　有了这几次斗争的经验教训，陈延年等人认为只有武力斗争才有出路，他的朋友枪击枪击驻法公使陈箓失败，也给他进一步的刺激。后来在旅欧的共产主义者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他逐步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在1922年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领导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旅法期间的周恩来）

　　回顾陈延年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实际斗争对人思想的决定作用。知识分子容易陷入空想，也容易陷入无谓地争论，究竟什么才是真理，还得经过实践的检验。

　　互助合作的幻想也容易为知识分子接受，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改造社会的良方——不需要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便可以通过自我道德约束和互助改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这同样行不通。

　　历史上已经走过的弯路，但愿后来者不要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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