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何谓？——诗人章闻哲谈王竞成《延安颂》

大诗人何谓？

——诗人章闻哲谈王竞成《延安颂》

章闻哲

学者何究云：“扩音器模式下的‘大诗人’与’消音器’模式下的‘大诗人’之间，区分盖在前一种‘大诗人’特别要求关注‘大’之方位，大之涵盖，以求鉴别庸碌，立其文化焦点于崇高挺拔之山麓。而后一种则默然琢磨词技与语意，夯实其位于筑词为诗的匠人之中，而于此匠人之基础上复寻求超拔为艺术。两种‘大’意，于同代视野与心理学距离上，一般都更首肯后者，因为前者有‘自大’之虞，向来为美德之反面，故位处险峻。后者自然是位处美德，乃谦逊之示意。” ——依据此理，“大诗人”之问，就有险峻之虞，不如不问。但在学术的范围，“大诗人”是一个很可扩展的议题，人格之伟，道德之高，都可论“大”。社会主义之“大我”抒情可谓之“大”，改革开放之后文学着重于个体心灵之看护，于“小我”之中展露人类景观与精神样貌之多样化，并从中辩证地判断高贵人性之地理位置，这一陈述与抒情的经纬上，同样可遇“大诗人”。彰显国家立场与道德的抒情诗人，或展现民族宏伟壮丽之精神与物质景观的诗人，均在“大诗人”的可评估、可视性范围。

本文对于王竞成组诗《延安颂》的议论，不在于把谁定义为“大诗人”，而主要在于从特定角度探讨“大”的多样性中的可能，或者我们能从怎样的文化复式结构里见出“大”之风度，“大”之必然。《延安颂》以经验主义看，是一个必然的政治抒情主题，然而，王竞成的书写中，基于“超自由主义”，总是包含着一种“超越政治”的诗歌意志，而在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在一种“诗本能”与“纯诗意志”上无限接近、还原政治景观与政治功能。这种双重性，揭示“超自由主义”对于革命传统人文与反意识形态人文主义的双重超离与把控。换言之，在王竞成的抒情中，两种相反的人文形态意外地遭遇了统一与和谐。我们既能从中体会到延安本土地理与革命精神、历史之间的血融于水的关系；又能从地理景观的具体意象与政治景观的抽象之间通过象征与隐喻结构领会到土地自由的呼吸，一个地理名词下的伟大属性的光芒与诗性，乃至诗人自身对于延安的那种出自肺腑的、于政治激情与景观激情上发表的双重情感对于传统政治抒情和后现代技术抒情的气质性改写与创新。这是否属于一种超验的创新，一种超越任何樊篱的创新，是我们潜在地指认“大诗人”的源起。

以李杜观“大诗人”之标准

许多诗人都想成为“大诗人”。说明“大诗人”的境界在这些诗人看来，还不能以他们当下的自诩为定义，离诗人当下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我们单纯一点，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凡诗作影响巨大者，都是大诗人。这里将涉及到诗“为何影响巨大”的问题，也就是，什么诗，才配得上“影响巨大”？

诗史上，李白、杜甫当为公认的大诗人。根据这两个诗人的作品特色来判断“大诗人”的要素，则大诗人应当包括以下特征：辞彩文句，如豹添翼，不仅彪柄异彩，而且自由放旷，不拘一格，傲骨在兹，谐和在兹，两厢交汇，矫健而恢宏，是为李白式大诗人；庄重高拔，奇峻而朴雅，常以为民请命为诗钵，体察疾苦为诗珈，行走山河，胸怀天下，诗骨锤炼凝缩之间，忽生自然禀赋，犹出水芙蓉，不染自丽。清俊净澈，收放自如，是为杜甫式大诗人。以此两种观之，则“大诗人”，一源自民意，二源于自由。唯此二者堪以任民族之诗长，并因此为大诗人。

王竞成颇有大诗，一曰《致一百女诗人》，一曰《致一百男诗人》，又及；《燕山夜话》。此三者，洋洋洒洒，动辄百首，少则十数章，从量上观无疑是庞大的；从思想上观之，纵览当今诗坛女诗人、男诗人作品精神，与本体风骨，挟带猜想与遐思，简直堪称集诗意、诗评、评传，史料、诗话于一体，虽有时有意淫之词，却实为宏达之著。若以卑下者视之，则颇以为放浪之作，或戏谑狎昵之作。后者之视，亦在多数，因其题材与抒写形式不无带有“聚众围观”之时尚意味，因其间，有生理、心理之“女学”，有社会、生理之“男学”，虽诗学，精神，而不无“人体”之虞。这是标题与诗中臆想成分所带来的一种观感。但是，这亦已然成为一次历史诗歌事件，故不无是“影响力事件”，而堪堪成为大诗人放旷豪达之写照。王竞成之《燕山夜话》，以其草民王者意绪，即对“燕山”这个地域的诗写中，既有帝王之视，又有黎民之志，这两种身份在诗中自由切换，从而衍生出滔滔不绝之“燕山颂”，英雄意气，王者尊象，或自立于诗歌之山头，以诗中王候自诩，其整体观瞻，不得不说亦是长风浩荡，浪荡不羁，而风采自生。约略而有李白之征，不得不说亦有大诗人气象。

超自由主义秩序作为内在化的政治激情对政治抒情诗的授权意向

然以《延安颂》观之，则诗人一向之放旷不羁，似有所敛，不过意象之跳跃依然不具有规则，这是王竞成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从一种主体语言的生理性结构上反映了思维与诗意的无所缚系，反映了自由意绪由内而外的涌动与不可扼止的激情。由此，意象之间实际的关联即便包含了历史事实与主题命令，但自由意志依然显得深入本质。这种参差的意象组合，在王竞成诗中常常给人以琳琅满目而无章可循之观，然而仔细一看，却大有其内在秩序——这一秩序，并非是社会德育的部分，而是诗人对于崇高概念的化学行动之结果。此法序亦堪以为个性宣布其合法化、公理化的语法与诗规。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王竞成语法中有许多不够舒服精进，这也许是常规思维束缚下的观点。就《延安颂》来说，其作为显著的政治抒情性作品和作品意图，只有在这种王氏模式下才有了对意识形态与反意识形态之间秘而不宣的压抑与反压抑的抒情形态的解放可能。因为歌颂中，通过这种意象的不规则组合，减缓了政治正确的反诗意绪；同时，通过这种稍感不握的凌乱感，歌颂才有了一种诚恳的内质或自发的热情，而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命令。可以说，王竞成极少政治抒情，但是一旦其使用这种抒情法则，他就是一位令政治抒情不再矫饰、伪装和虚情假意的突围者，或者说，在这种抒情里，只有王竞成式的政治抒情，才会有出自内在的政治热情，甚至权力的审美和真实的“政治观”概念下的抒情——即将政治化为真实的内在化抒情，而不是基于社会功能的歌功颂德。这种对于正统的诗歌道德来说，也许是要被有所“微言”的。因为，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虚情假意包含着政治的反思理性，即不是无意识的热情投入。

而王竞成的诗，恰恰给予读者以这种不理性的狂热成分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是指对观众或读者的赤裸的“政治纯洁”的输出，丝毫不顾及诗歌对于意识形态的某种“主观的真理性洞见”。后者常常是在直观上被带入到我们的大脑意识，并受到形象、感性陈述的享乐主义的鼓励，而被视为生理和心理上的合法的正直的洞见。当然，王竞成本身，也许恰恰是一位“超自由主义”【与历史的自由主义不同，超自由主义，超越了一般理解中的政治冷漠的自由行为与思想，超越了虚无主义，同时，超越了政治的实用主义，实际上带有超验性。这是仅从语言势态上来分析的结论，而不是从诗人潜在的主观需求或动机上来分析的】诗人，因此，他的抒情意志也不受到任何关于此类认识的束缚与阻挠，这种情况，在他的《仰望星空》等诗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延安颂》在超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有着对“延安”这个传统政治抒情对象进行语言上的重塑意志。即一个传统的直观的历史地域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建筑形象，将不再直接或再现于诗人笔下。事实上，这种重现的意志，与王竞成的自由意志是相反的。但是，同理，自由意志也有着将历史建筑的抒情正统所带来的庄严性切换成他自身的建筑语言，成为其自身个性化代言中的崇高建筑的新的崇高性的创建。抒情正统无疑有两种，一种是意识形态支持性，一种是反意识形态。王竞成的自由意志，是一种纯粹诗人的自由意志，它既不服从反意识形态，也不服从意识形态。他在两者之间自由往来，他既像是左翼的文艺兵，又像是右翼的文艺兵。但无疑本质上，他以诗的自由主义超然于左右两翼，使得两者都可能沦为形式。

这是一个诗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一种思想或诗意的表述中存在一种历史无法自行鉴别的心理学与社会学事实。它说明诗人之最大可能，是跳脱时空束缚，归还自由本真。

《延安颂》与超自由主义之大诗人论证

《延安颂》因此又潜在地成为“大诗人”之“表率”。因为，在细碎凌乱的意象对读者视野的鞭挞方式里，总领性、常规性的政治抒情与政治自身的内部语法与逻辑，将在超级自由主义模式下被移位，发生审美的超政治与超自然的结构质变。高尚的术语，作为一种指示性的高尚倾向，在对对象的溢美中，既包含高尚意志，又包含新的高尚秩序。后者比如说：“一条河的宽广/天下/中国崛起的起点”这样的句子下，宽广，天下，崛起，起点，都是高尚体系的，它们用于修饰或陈述“延河”，而不直接是更显赫的历史点——“延安”。无疑河流作为地理体系里被视为有滋养作用和文明发源之用的客体，它在这里被转接到一种对革命的滋养与哺育中。它类似一种小众的视角下的发掘，但被发掘者的存在又极具事物生发规律之最一般化的指代功能与涵盖功能。宽广，包含着“天下”，而“天下”包含着革命的目标，因此，包含了“崛起的起点”。“天下”是一个传统起义话语和统治话语里的雄心的象征，与延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所存在的人文话语方式中陈述的现代世界属于两个本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文化语系。因此，“天下”而不是“世界”，这样的意象，本身就是凌乱的一种表现。恰恰是这样的表现，超离了纯粹的政治抒情对于其自身目的性的结构方式。诗人断片式的意识象形，始终需要读者通过多维的阅读经验去修复其连续可能，其表征因此被视为凌乱本身。也正是这种凌乱的秩序给予政治抒情这样的理性形式提供了非传统的政治抒情图式与非传统的政治力量结构。使得诗歌自身超然于政治之上。

这类参差的超然的表述结构在《延安颂》里，为数众多，如“火红的一颗心的大海”，“枣园的阳光抱紧中国一瓣瓣牙芽的新生”“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大写的灯火的家”——这些句子里，“火红”的意象与“大海”之间的鸿沟，“中国”与“一瓣瓣芽”之间的鸿沟，“灯火之家”与“大写”之间的鸿沟，需要借助历史背景与传统崇高话语体系和非社会意象结构体系等之间的对话传统与可能的对话方式来修复它。如“大海”作为一种广博的象征，一种容量或胸怀的象征，它在这里担任的是革命根据地崇高的理想与目标所预示的博大属性的代言。火红，在此则代表了红色革命精神；中国的新生，被嫁接到一瓣瓣“枣芽”的新生上，或者相反；“大写的”这个用来形容崇高品德与行为的定语，它的潜在背景是社会主义对于奉献精神的宏扬与提倡，在王竞成诗行中，显然是用来将这种社会主义道德术语与道德本身的继承主体重新提到读者面前，使得一个伟大的地理形象在历时性与同时性的纵横时空结构上通过这种道德承载得以突显。然而，“灯火的家”，它的传统位置应当是“人”——大写的人。这种意象的置换，偏离了人的政治性聚焦，而替之以景观，但又生发新的象征性的温暖与光明——依然带着政治属性的转寰。这样的处理不仅使得诗境明亮灵动起来，更重要的是，将一种道德的模范形式从杰出个人移转到了普通家庭，使得革命根据地传统的社会风尚——政治的人民性与社会的人民性作为内置的革命精神构造，以朴素与纯洁性的重现，潜在地与历史或当代其余地域文化形式中的政治文化社会图景构成新的审美对话与对照。这种想象性的对于“大写”范畴的归置，综合了诗人对于历史延安（事实延安）与“概念延安”的思考与联想，包含了对当前延安现象与概念的混合性描述。

其次，在《延安颂》里，超历史概念与历史概念之间的汇合，尤其反映了王竞成作为超自由主义（我们还须将它与超现实主义区别开来，超现主义的本质是以现实世界为其基础建筑，之后乃有了“超现实”的本体版图；但超自由主义，并不依据任何基础，或遵循任何规则，又在你认为必须反规则时，遵循规则）者，对于客体的一种介于自然与人本之间的把握。换言之，服从自然，服从人性或内在的需求，是诗人把握其抒情节奏与方式的基本媒介，也是抒情本体反映和包容的范围。这种操作，再次超越了显在的政治语势，而使得诗情回到诗情。如在《延安小米粥》这首诗中，这碗“小米粥”不再是粮食本身的历史内涵赋予下所倡议的诗情，而是灯光、雪、延河水煮熟的山岭、南尼湾的土、青苗的混合体，这些通过延河和南尼湾的标注而集体被认同为陕北大地上的风物，本身的组合亦是带有风光与诗意的，而诗人意兴显然不苟于此，在最后，王竞成指出，这些，就是“延安灯光的根”——此语不仅升华了诗意，而且使得散乱的景物，有了一个中心，同时，又回到了小米粥的本质上：粮食作为革命的基础，自然也是民族光明未来的基础。“根”——诗人不说是革命的根，或者延安的根，却说是“灯光的根”——这样的表达，不仅奇峻，而且再度体现意象的错落与参差——这种凌乱的秩序，常常给人以做脑筋急转弯题目的感觉，因为重新组合的意象始终不在一种自然延续的象征次序上，而是常常意外的跳将出来，乍看十分随意，任性，实则不乏精心布局。

《延安颂》的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特征是：吸收了仓央嘉措式的抒情风格。把对延安的歌颂化成了一种类情歌式的抒情。众所周知，仓央嘉措的情诗，其传递给读者的典型性乃是其宗教与情欲之间的矛盾，通过宗教与世俗情感的双重纯洁性与庄严性表达，而化为僧侣个体乃至可归属于民族、宗教史的浪漫主义史诗。王竞成借用此风格的意义在于，它潜在地将一种政治景观与建筑归之于一位诗人的重大使命，也即一种属于更高精神领地的，需要无条件服从的神圣性本身的担当。而将诗人“超越政治”的部分意志视为一种个人情怀中的“世俗表现”。这样，我们就在政治信仰与世俗表现之间遇到了那位藏族僧侣式的神圣模式。它不仅净化了政治抒情中的功利成分，而且净化了传统社会主义和历史社会抒情结构中过于“社会化”及囿于唯物樊篱的非诗意成分。这种“多情的”“神圣的”表达，体现的不只是情感的去表演化，而且近乎天然地呈现了某种高远而纯朴的心灵格局。

超自由主义并非是评价“大诗人”的标准。但是，这一主义的操作形式所反映的不拘一格——反传统中的传统，尊自由中的政治意兴，甚至对语言本身之磨砺与随意之间的自由切换，散乱与中心化之间的结构特性，都表明了王竞成诗思中的一种不以方圆为方圆的野性，旷达与自在。可谓别具匠心，而又毫无筹谋；精心勾织，而又散乱无序。思虑幽深，而又轻浅天真。——这种特征，仿佛拙秩局促，而又似有黄钟大吕。“大诗人”似乎不无欲将从中出焉。“大诗人”何谓？试简述之：朴素豪达有之，精敏深邃有之，庄重大方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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