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戳穿歪曲恩格斯的谎言

戳穿歪曲恩格斯的谎言

周新城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庄严日子，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重弹老调，刻意制造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与老年恩格斯的对立，进而把老年恩格斯歪曲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看到网上一篇东西，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候写的，还不成熟。晚年恩格斯写《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纠正了《共产党宣言》的幼稚想法。他说，“恩格斯所写的《导言》是马克思主义的收官大作。不读《导言》 ，就如同一出大戏，只看了开幕，却没有看到结尾，就无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过程和全部内容。《宣言》有初出茅庐的激情、雄心和理想，《导言》则有历练之后的老辣、睿智和现实。”

人们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理论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和泛滥，在2007年前后达到高潮，一批“理论家”使劲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论坛充斥着民主社会主义言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要变天了。著名代表人物有辛子陵、谢韬等。他们喊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鼓动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经过艰苦的斗争，他们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稍有气候，就会沉渣泛起。上述这这篇文章的出现就是明证。”

他说，晚年的恩格斯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才是成熟了。根据是两条：一条是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不再要消灭资本主义，转而主张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另一条是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主张通过普选实行和平过渡。

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往往引经据典，言之凿凿，颇能忽悠人。然而稍微认真读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马上可以发现，他们正是通过歪曲经典著作的原意，按照自己的设想，把恩格斯歪曲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现在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再稍微做点说明。

恩格斯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记得辛子陵曾经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根据主要是两条，一是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的谈话。在谈话中，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他由此得出结论：“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2007年许多人曾经批判了辛子陵的谎言。时过十多年，网络文章又把这一套搬了出来。这段话的本意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决不会束缚后人的手足，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况将由实践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必经的道路，至于怎么走（“详细情况”），就要靠革命者自己的实践进行探索了。这段话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不再赞成共产主义这一奋斗目标了。

另一条是辛子陵不断炒作的“93个字”。辛子陵说，“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但到晚年思想变了。晚年，“他们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了。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不赞成自己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未来世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相互融合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走错了道路。

辛子陵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的依据是，1886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的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更坏。”辛子陵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宣布这句话证明了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他翻来覆去地说，要“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引者）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辛子陵这一论断，暴露了他的无耻文人的反动本质：为了论证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断章取义，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拉大旗当虎皮，忽悠那些不大了解经典著作的人。

我们不来正面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这是大家熟知的），仅仅就他说的“93个字”来看看他是怎样歪曲经典著作的。

首先，这“93个字”是什么意思？

恩格斯自己承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存在早期的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痕迹的不成熟的观点，那些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指他晚年的观点——引者）决不是完全一致的”。这“93个字”说的那种“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的早期著作。当时恩格斯在英国居住，他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实地调查，广泛收集材料，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写成了这本书。这本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但是，由于是早年著作，正如恩格斯本人所说的，它“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这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这部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最初阶段即“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些观点还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更坏。”恩格斯明明是在反对超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即联合资产阶级一起来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思想是幼稚的，需要澄清。恩格斯强调的是：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想，它有着强烈的阶级性，而不是什么阶级都可以接受的超阶级的东西。他认为，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那是无益的，甚至有害的，这怎么能证明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呢？他放弃的是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痕迹的、超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而不是放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按照自已的意思随意曲解恩格斯的话，这就是辛子陵的本事！

其次，超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什么是错的呢？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经济上掌握生产资料，政治上掌握政权。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资产阶级根本不想从资本主义关系中“解放出来”，他不仅自己不赞成搞共产主义，而且还会竭力反对工人阶级搞共产主义的。同资本家一起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听起来十分动听，大家一起解放，一起建设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那该多好，但实际上这是“自作多情”的空话。所以，恩格斯接着“93个字”说：“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恩格斯，由于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还有超阶级“共产主义理论”的痕迹的话，那么随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痕迹”再也不能允许存在了。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这时如果还有人鼓吹什么超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所以恩格斯接着说：“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阶级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事实是，在从1890年1月至1895年8月写的一系列著作中，恩格斯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那些基本原理，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例如1890年他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里，在谈到为什么我们这个宣言要叫共产主义宣言而不叫社会主义宣言时，他说：“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这表明恩格斯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又如，就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中，他还强调说，“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这表明他始终坚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公有制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一思想同《共产党宣言》完全一致，而同民主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恰恰反对把生产资料转交给整个社会，反对消灭私有制。再如，晚年恩格斯再三声明，“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指出：“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读到这些话，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恩格斯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恩格斯是强调暴力革命的

民主社会主义者断言，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根据是1895年恩格斯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他们撰文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是对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肆意歪曲，是通过胡乱拼凑，把本来分散在互不相干的段落中的话，按照作者的意图拼凑成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的东西。在《导言》中，恩格斯总结了1848年到1895年这一段时间（包括巴黎公社在内）革命斗争的经验，认为阶级斗争很复杂，资本主义在发展，人口在增多，资产阶级的势力也在增长，反动军队更以三倍的速度膨胀，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又不很高，在斗争中很多被骗跟随资产阶级走。在这种形势下，只靠过去那种简单的“筑垒的巷战”、“旧式的起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恩格斯认为，应充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斗争，宣传群众，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但他在指出合法斗争的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和赞扬巴黎公社的暴力斗争。他指出，在1870-1871普法战争后，“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当时“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可见，恩格斯决无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之意。需要指出一点：这篇导言是恩格斯1895年3月6日完成的，3月8日，他给社会民主党联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应你们的要求，这篇《〈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用的语言比较缓和一些，但你们不要因此把我说成是暴力革命的反对者，是议会迷，那是你们糟蹋我的名誉。显然，他在《导言》发表前就发出了警告，果然发表以后，恩格斯就被说成是议会迷，否定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这个担心今天又出现了。

1890年9月，恩格斯曾经严厉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的“青年派”。这件事情本来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不大的事件，时间过去130年，不是专门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早已忘怀了。辛子陵从故纸堆里把它挖了出来，他用这一件事情证明，恩格斯晚年思想变了：他放弃了暴力革命，放弃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了。而主张暴力革命的人，还只是停留在“青年派”的水平上，没有跟上恩格斯思想的变化。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辛子陵没有直接说，倒是他的老伙计谢韬明确说了出来：伯恩斯坦跟上了恩格斯思想的变化，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则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在这样的重大原则是非面前，为了澄清事实，我们也不得不翻一下历史旧账，看看恩格斯是怎样批判“青年派”的，这一批判能说明什么。

1890—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个左倾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别“青年派”。这一派别是由文学家、新闻记者和党史研究者组成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党的理论家和青年领袖自居，在德国党内制造了一场“大学生骚动”。青年派用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历史和现状，只是把“唯物主义”等词句当作标签来使用。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直截了当地重复“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庸俗的社会宿命论。他们否认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积极作用，说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形成的，丝毫没有人参与，说经济关系像玩弄棋子一样玩弄这些人。在实践方面，他们不顾客观条件，盲目鼓吹革命行动，忽视利用议会和其他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的积极意义，否定争取改良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是一批半无政府主义者，用貌似革命的空谈，攻击党“腐化”，借口反对“权威统治”和“个人迷信”而否定党的纪律。如果听任“青年派”的理论和策略来支配党，就会使党走向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不得不站出来批判青年派的主张。在恩格斯的带动下，从1890年8月开始，以倍倍尔为首的党的领导先后在德累斯顿、马哥德堡和柏林的党员和工人集会上以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对青年派进行反击，全面阐述了党的革命策略，揭露青年派“革命空谈”的危害性。1891年10 月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鉴于青年派对党进行没有根据的攻击，决定将青年派一些领袖人物开除出党。

那么，恩格斯是怎样批判青年派的呢？

恩格斯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一文中批判青年派的理论和实践的。《萨克森工人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是青年派的机关报。这家报纸公开宣布，恩格斯是支持他们的，恩格斯说，这是“极端无耻”的行为，是一种阴谋，申明他同在这家报纸的关系，仅仅是“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而已。

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批判青年派的。

在理论方面，青年派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恩格斯指出，青年派在理论上的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个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特具有的无限优越感。”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并在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以来，各式各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层出不穷。自己标榜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贩卖的是反马克思主义货色，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不得不花很大精力来同这些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行径作斗争。只要不怀偏见，谁都可以看出，恩格斯批评的是被青年派“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他自己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

事情有点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些法国人中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那时马克思主义也被歪曲得不成样子，以致马克思本人不得不宣布：“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请注意：马克思在宣布“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这六个字是打引号的，稍微懂点语法的人都知道，这“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被一些法国人歪曲了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宣布自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辛子陵却用这句话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自己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他们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转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了。自命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辛子陵，采取了这种不顾语法常识的卑劣手段，真不知该说他什么好！

在实践方面，恩格斯批评说，青年派“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备受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辛子陵从这句话引伸出结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这是对恩格斯思想的严重歪曲。

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在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这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决定。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新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个方法过渡到另一个方法。青年派固守着构筑街头堡垒、武装暴动一种斗争形式，而反对其他任何斗争形式，攻击一切合法斗争。在缺乏革命形势、敌对势力强大、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况下，盲目地、不顾生死地进行暴力斗争，势必给党带来重大损失。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形势，严厉地批评了青年派的这种冒险主义的策略思想和行动，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了。过了9个月时间，1891年6月，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

无产阶级用暴力进行革命、取得政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取得政治统治权。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要知道，即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过来的。”但是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涉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必然进行反抗。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在紧要关头他们会用暴力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进行镇压，这时，无产阶级就不得不采取暴力革命形式来夺取政权。这是阶级斗争客观的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无产阶级用什么手段取得政权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有过激烈的争论。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肆宣扬和平过渡，宣传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专门写过一个文件《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纲指出，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有和平与非和平的两种可能，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是防御性的，政治上是有好处的。但要把可能与现实、愿望与愿望的实现区分开来。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必然拼命反抗，使用武力进行镇压。在要命的时候它必然要使用暴力，否则它要那些国家机器（包括警察、监狱、军队）干什么？1954年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写信给中共中央，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中下面一段话删去，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当时中共中央回信坚决反对，表示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不能修改。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同长征、艾地谈话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又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讲了我们对波立特的答复，明确指出：“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可惜，艾地不听毛泽东的忠告，迷信和平过渡，没有准备武装斗争这一手，结果吃了大亏。印尼共产党惨遭屠杀，血流成河，被迫解散，至今未能恢复元气。这类历史教训，难道还少吗？

当然，用什么手段（和平的手段还是武装斗争的手段）取得政权，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毛泽东也谈到：“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地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内。”“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地取得革命的胜利的。”同时，在实际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必须灵活地运用和平和非和平两种手段。不能放弃议会斗争，共产党应该通过议会斗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但不能迷信议会斗争。还是毛泽东指出的，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能不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不是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革命实践，都证明暴力革命是普遍真理，决不能放弃。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只是改良主义者的一厢情愿。

最后说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高度警惕的，绝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把伯恩斯坦看作是接班人。我们举一个例子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强调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坚决反对“全民党”的思想。当伯恩施坦等人提出要把德国党由“片面的工人政党”改变成为“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时，他们二人专门为此发了一封《通告信》，建议不赞成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应当退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不这样，那就是党“自己出卖自己”。能把建议退党、至少应当放弃显要职位的人，看作是自己的接班人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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