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空军一号”：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

毛泽东与中国“空军一号”：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

徐秉君

毛泽东在专机内工作

世界各国通常把国家元首的专机命名为“空军一号”。严格来说，“空军一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号。那么，毛泽东乘坐的中国“空军一号”是什么样子呢？

“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尚没有专门的“空军一号”，甚至没有专门一架飞机用作领导人的专机。通常是领导人乘坐哪架飞机，哪架飞机就被确定为专机，专机内的设施也非常简单，远没有西方国家的完备奢华。

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无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大都是依靠苏联的援助。起初，连中国领导人的专机也是苏联援助的苏制里一2型飞机，后来又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伊尔－14型飞机作为领导人专机。20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出访、视察等大都乘坐这类专机。1959年又引进了苏联伊尔－18型飞机，作为国家领导人国内专机或出访用专机。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先后从英国、苏联、美国引进了“三叉戟”“伊尔－62”及波音707等波音系列的飞机作为专机。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远行或到各地视察，甚至到苏联访问都是乘坐火车专列，似乎从不乘坐飞机。其实，毛泽东不但多次乘坐空军专机，而且在他的专机上还演绎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1956年5月，毛泽东要去广州，这次远行他决定乘飞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领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毕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必须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起初，刘亚楼建议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不同意，坚持要坐空军的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乘飞机出行，为什么要坚持乘坐空军的飞机呢？当时，苏联顾问团的飞机是最好的，而且苏联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也是一流的。莫非是对乘外国飞机不放心？可是在1945年8月去重庆谈判时，他就是乘坐美国人的飞机去的呀。或许是受此前“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影响，对安全有顾虑？1954年4月，周恩来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飞机，躲过一劫。既然如此，那毛泽东完全可以选择乘火车，为什么还执意要乘飞机呢？事后证明并非如此，因为后来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活动，仍然乘坐的是苏联派来的专机。

可是，在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事后，毛泽东才说出了其中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来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首次坐专机遇险内情

领受任务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部署这次专机任务。在专机选用上，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当时空军只有里一2和伊尔－14两种型号的运输机。伊尔－14是从苏联引进的新型飞机，性能优于里一2飞机，而且速度比里一2飞机每小时快120公里，但因装备部队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还未完全摸透，为了确保专机安全，决定放弃选用伊尔－14飞机方案。里－2飞机虽然速度慢，但装备部队已经五年多了，性能稳定，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比较全面。最后选择了当时状态最好的两架苏制里－2飞机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飞机。

里一2飞机是一种小型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选定的两架里一2飞机分为主机和副机，其中主机8025号为毛泽东的座机，另一架里－2飞机为副机，任务是一旦主机发生故障，就让毛泽东改乘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行起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在机组选配上，选择最优秀的驾驶员，最后确定由胡萍担任这次重要专机任务的主机机长。胡萍1937年参加革命，是组建空军时从陆军的团级干部中选拔为飞行员的，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后来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他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积累了丰富的飞行经验和指挥经验。所以，在刘亚楼的心里，空军首次执行毛泽东专机任务的重任非胡萍莫属。副驾驶陈锦忠也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后来他担任了飞行团团长。专机领航员是团领航主任张振民，他是专机团的领航权威，仅靠一把尺子和航行资料，就能精确计算出正确航线。通信员是柳昆尚，他也是专机团同行中的业务尖子。副机机长为时念堂，也是一位飞行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后来任专机师师长。

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专机，机上设备远没有想象的那样豪华和完备。飞机上的设备有限，一些保障设施还都是临时加装的。为了便于毛泽东休息，在专机上临时加装了软床垫。临行前，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喜欢睡硬床，汪东兴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加装的软垫换成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太大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为毛泽东布置好了硬床。

1956年5月3日，是专机启程的时间。按专机保障程序，正式飞行前必须要对专机进行空中试飞。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便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其他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接着，刘亚楼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今天的天气很好，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出差错。就像我坐你们飞机一样，情绪要放松一些，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胡萍自信地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5月3日7点30分，毛泽东一行来到专机前，机长胡萍代表机组向毛泽东敬礼报告：“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陪同毛泽东登机。

为了确保专机安全，这一天全国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站、导航站都全力保障专机飞行。按计划副机先升空前行，主机随后。胡萍让专机保持在海拔2700米的高度。在飞行过程中，刘亚楼几次到驾驶舱查看飞行情况。虽然飞机上有自动驾驶仪，但胡萍担心自动驾驶仪出偏差，一直和副驾驶陈锦忠人工操纵。

8025号专机在武汉南湖机场中转加油后，再起飞不久就进入山区上空。江南的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准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飞机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由于受气流的影响，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这种老式飞机没有增压设备，所以无法爬升到云上飞行。大家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可是他除工作以外还与大家谈笑风生。

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上空时，云层更低，云底高只有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就看不见跑道。尽管遭遇复杂气象，但两个机组临危不乱，精准操作。飞在前面的副机机长时念堂凭着高超的技术，穿云下降，一次成功着陆。这对主机机长胡萍来说更不在话下，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着陆，还曾在云底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这回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完全根据仪表，直线穿云，精准对准跑道，平稳落地。

在飞机上颠簸了近8个小时的毛泽东竟毫无疲态，兴致很高。他走下飞机后，一边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一边打趣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接着，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如果说毛泽东广州之行的颠簸是序曲的话，那么返回北京的行程则是惊险的乐章。在结束广州的视察后，毛泽东坚持要转道长沙、武汉回北京。这期间，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并写下了俅调歌头•游泳》著名词作。由于北京天气不好，所以专机一直待命。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中午12时许，何廷一乘副机先起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乘主机，其他工作人员乘后调来的第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架。先期返京的刘亚楼则在北京亲自指挥。

专机起飞后，按照预定航线向北飞去。起初航路气流干扰不大，专机飞得比较平稳，但飞到河北衡水地区上空时，天气突变，北面和西北方向乌云翻滚而来，航路上遇到危及飞行安全的雷区积雨云，飞机一旦闯入，后果不堪设想。飞在前面的副机随即用无线电向后面的主机报告，但由于强大的雷电干扰，飞机上无线电通信失灵，不仅主、副机联络失灵，而且飞机与地面也失去了联系。

随后，毛泽东乘坐的主机也飞临了雷区积雨云区的边缘。由于遭遇强烈气流，飞机开始剧烈地颠簸，毛泽东也不能看书了。卫士长李银桥担心他吃不消，劝他躺下休息一下，或吃点水果。毛泽东摇了摇头，淡淡地一笑，然后与工作人员简单聊了几句。看得出来，飞机如此颠簸让他颇感难受，因为他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

尽管胡萍机组具有丰富的经验，但遇到这种复杂气象也很焦灼。特别是当主机与副机、地面都失去联系后，胡萍心里更是万分焦急。这与以往不同，因为飞机上坐的是毛泽东，不能有一点闪失。由于与地面指挥失去联系，专机只能独立处置眼前的危机。

陪同的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情况。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仔细分析气象云图，最后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绕行避开危险。”紧急关头，胡萍果断决定：采取蛇行绕飞的方法，躲开危险的雷雨云区。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飞往北京。

此刻，北京西郊机场指挥塔台一片紧张，由于与专机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大家都为专机的安全担心。塔台指挥员蔡演威已经急得大汗淋漓，对着无线话筒把嗓子都喊哑了，却听不到毛泽东专机的一丝回音。时间一分一秒地飞逝，仍不见专机的回音，除了急促的呼叫声，塔台上的空气紧张得像是凝固了似的……直到半个多小时后，蔡演威才与专机接通联系，大家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当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平稳落地后，刘亚楼赶紧从塔台下来，急忙奔向停机坪，迎接毛泽东平安归来。机舱门刚打开，刘亚楼就急切地说：“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里了！”毛泽东走下飞机，微笑着握住刘亚楼的手，幽默地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我可揭穿了你的鬼把戏了。”刘亚楼会心一笑，转头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欣慰地说：“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毛泽东特意走过来，与机组成员握手告别，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最后，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乘坐最多的专机

后来，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他外出考察时一般不乘坐飞机，而是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毛泽东出行视察都习惯于乘火车专列。可实际情况是他还多次乘专机出行，仅一架伊尔－14专机他就乘坐过23次。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伟人座机展区，陈列着一架架不同年代的空军专机，虽然毛泽东乘坐过多架专机，但其中有一架编号为4202号的伊尔－14飞机，是毛泽东乘坐次数最多的一架空军专机。

伊尔－14型飞机是苏联伊留申设计局在伊尔－12型运输机基础上改进设计的活塞式双发运输机，1950年7月15日首次试飞，1954年底投入苏联民航航线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是比较先进的运输机。后来为了满足苏联领导人的需要，对该型机进行了改装，它便成了苏联领导人的专机。当时中国从苏联进口的4202号伊尔－14Ⅱ型飞机，就是按照专机规格向苏联订购的，主要是对飞机的重要部件，如机身、机翼大梁、起落架均做了加强；在客舱的前半段，右侧设有软床及一桌一椅，左侧设有两把椅子，中间设有一张桌子，桌上摆放一个花瓶，现在机内的陈设仍保持当年使用时的情况。

据机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机上的设施非常简单。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日，毛泽东健步登上飞机，环视了一下座舱，思索片刻，就走向小方桌旁边的座椅。这张小方桌，就是毛泽东在飞机上的办公桌。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背着个圆桶似的帆布口袋，紧跟着毛泽东上了飞机。“这是什么？”机组工作人员好奇地问。“铺盖。”李银桥回答。机组的同志笑了：“飞机上什么都有，还用得着带这个？”李银桥并不接话，只管从那个帆布口袋里往外掏：枕头、枕巾、床单、毛巾被、睡衣……清一色的粗纺棉布，已经洗得起毛了。毛泽东的铺盖摊在飞机座舱里的木板床上，与机上的设施形成强烈反差。看着毛泽东俭朴的生活用具，专机机组人员非常感动。

从1957年3月19日至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先后23次乘坐这架编号为4202的伊尔－14II型飞机，航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郭桂钦多次担负毛泽东座机空中服务工作。她回忆说：“毛主席每次乘坐我们的飞机，从起飞到落地，不管航程多远，白天还是晚上，毛主席从来没有在床上休息过一次，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这架专机舱内，挂着一幅由著名记者侯波拍摄的毛泽东第一次乘坐这架飞机时的工作照，格外醒目。照片与实物对应，让人备感亲切。透过这幅照片，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学习、伏案疾书的情景。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图片中为什么会有两只茶杯？据曾经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林克回忆，这张照片是1957年3月19日，毛主席从徐州飞往南京时在飞机上拍摄的。当时毛主席正在和林克一起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英译本。侯波过来拍照时，林克起身闪在了一边，而桌子上林克当时用的茶杯，无意中也留在了历史画面里。郭沫若看到这张照片后，非常激动地专门题写了一首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林克回忆，这张照片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习时拍摄的，题中“工作”二字似改为“学习”才对。

最后一次乘坐专机

毛泽东最后一次乘专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武汉地区事态严峻，这让毛泽东忧心忡忡，焦虑不安。7月13日，为阻止林彪、江青一伙在武汉揪所谓的“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在中南海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当晚，毛泽东就登上专列，开始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外出。7月14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汉。那天，他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1号，周恩来住在百花1号，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住在百花2号。为了工作方便和安全方面不出意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也搬到了东湖宾馆。

7月20日，武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七二O”事件，“百万雄师”的人冲进东湖宾馆百花2号，带走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并将其打伤。林彪、江青得到王力挨打的消息后，经过周密的策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把王力挨打事件渲染成“陈再道发动兵变”，并危言耸听地说：“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

7月21日晨，毛泽东的随行人员都接到通知，随毛泽东去武汉王家墩机场。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快到机场时，毛主席才决定坐空军的飞机。上午9时许，随行人员跟着毛泽东的车来到了机场，这才发现机场的气氛很紧张，十几名干部战士正守卫着一架尾翼编号为232号的伊尔－18型专机，奉命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专机。一位执勤干部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杨成武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员的命令是我下的！”

这时，毛泽东已下车朝飞机走来。杨成武说：“你们看，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战士们这才将舷梯推过来。杨成武引导毛泽东先行登机，随后，随行人员也一并登机。毛泽东登上飞机落座后，机组还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机长王进忠问杨成武：“首长，往哪个方向飞？”还未等杨成武回答，就听到毛泽东说：“先飞起来！”

随行摄影师钱嗣杰回忆说：7月21日上午9时30分，飞机轰鸣着从武汉的一机场起飞，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架飞机要飞往何处。他补充说，这很像主席的专列从北京出发时，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并不知道主席的专列要驶向哪里。过了10分钟左右，听代总长杨成武说，此次飞行的目的地是上海虹桥机场。

据专机机长回忆：上午11时，飞机安全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我将飞机滑到停机坪，刹车和摆平尾轮的惯性把毛主席从沉思默想中惊醒。他侧过头，望了望窗外，很惊诧地问道：“落地了吗？”“是，主席！”站在机舱门口的毛主席一扫机上的倦意和烦闷，他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走下舷梯，同张春桥带来的几个人握手。接着，毛主席转过身，用眼睛搜寻着我们机组同志。于是，我们快步上前，握住他那温暖的大手。主席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啦。”毛主席依旧是那样幽默，那样风趣。他再次向我们挥挥手，转身进入一辆黑色小轿车离去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随着空军装备建设的不断发展，老式的运输机逐渐退出专机序列，但大都转到飞行部队继续服役。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老式运输机才开始逐渐退役。

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昌平大汤山脚下，中国第一座航空博物馆建立。该馆属于空军装备部，是亚洲最大、全国唯一的航空专业博物馆。该馆目前收藏有148个型号的336架飞机。馆藏主要来自空军调拨、与国外博物馆交换以及私人捐赠等。

2014年，中国航空博物馆106架老飞机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在馆藏飞机文物中近三分之一成了“国宝”，其中包括毛泽东曾乘坐过的里－2、伊尔－14、伊尔－18等专机，均已成为镇馆之宝。

如今，毛泽东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乘坐的空军专机，以及乘坐次数最多的那架伊尔－14专机，都默默地静卧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伟人座机展区，透过时代的风云，继续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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