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毛泽东主席“人民管理权”思想的提出与实践

作者：郭松民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2017-03-18 576

毛泽东主席“人民管理权”思想的提出与实践

郭松民

昨天，我在《在毛泽东遗产中寻找打开未来的钥匙——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札记》一文中写到——

　　在毛泽东主席看来，选举权固然十分重要，但参与管理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因为管理权是一切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管理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最主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重新定义了民主，他提出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等的权利。

　　许多朋友对这一观点很感兴趣，希望我能谈的更详细一点，我今天就再写一篇。

　　毛泽东主席以“人民管理权”为内核的民主思想的演进，经历了一个过程。

　　1945年7月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窑洞中，问从国统区来访的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个“窑洞对”的故事，近年来被引用的比率相当高。有些人想以此提醒执政党履行历史承诺，也有人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自食前言，甚至干脆就是大言欺世。但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承诺是相当认真的，并且始终在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民主新路”，可谓矢志不移，九死无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探寻“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动“政治运动”，动员几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对政治冷感麻木的民众“人人起来监督”。今天由于舆论长期的妖魔化，政治运动似乎成了“疯狂”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历史的真相是：“政治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这可以解释新中国前三十年，干部队伍为什么基本是廉洁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垄断性利益集团”。

　　从逻辑上说，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与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是同时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精英对精英的横向监督变得不再可能，因此，只有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开辟人民群众对精英进行纵向监督的渠道，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变质和腐败。

　　毛泽东主席探寻民主新路的努力，也得到了“窑洞对”另一方黄炎培的认同。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这一年，黄炎培已74岁，亲身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变化，他的话当是肺腑之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立即实行西方式的选举民主?这里就必须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了。以欧洲为例，资产阶级在开始自己的革命之前，已经在封建国家的外壳里羽翼丰满，他们掌控了经济，也开始控制传媒和教育，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因此，待到他们推翻了贵族，驱逐了国王之后，就可以搞选举式民主了——在他们占尽优势，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背景下，选举不仅不会使他们失去政权，而且还会使他们的政权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尽管如此，他们一开始还要用财产、教育程度等对投票权进行诸多限制。

　　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中国革命为例，革命胜利时，人民/无产阶级仅仅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旧的社会精英还掌控着经济、教育、文化以及上层建筑等，新中国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封锁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开放选举，实际上等于把牺牲了几千万烈士才夺取的人民政权拱手相让。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选举，而在于在什么条件下选举。

　　新中国成立后，最迫切的任务是把军事、政治的胜利转化为经济、文化上的胜利，继续推进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使人民——其主体是工农兵——能够成为真正进行统治的统治阶级，在这一目标达到之前，开放选举就是一种“左派幼稚病”。而完成这一任务，甚至比建立新中国更困难，所以毛主席才会说“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管理权的思想，形成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上关于大跃进的争论之后，毛泽东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由“秀才”之一的邓力群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根据“批注与谈话”记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我们发现毛泽东主席对民主的理解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要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由充分实现了主体性的劳动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国家——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

　　毛泽东主席在大跃进遭遇挫折后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是大有深意的。大跃进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很明显，是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而牺牲了人民的利益。解决这些问题，对干部进行教育、整风等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毛泽东主席的答案是：必须真正落实人民 “最大的权利”，即管理国家的权利。管理权是一切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甚至所有权有时候都会受制于管理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以实现最彻底的解放，将传统的由权力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升级为人民社会主义。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时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泽东主席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主要方式。从这些批注和谈话中流露出的思想，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文革时毛泽东所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的端倪了。

　　1967年1月，在文革高潮中，上海爆发“一月革命”，由群众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一切权力，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几天后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主席在听到上海夺权成功的消息后，曾经高兴的说：“这样好，以前是解放军解放人民，现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军从旁协助。”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因为，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才能从一开始就把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避免管理权的异化和腐败，出现“修正主义”。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方式，采用“三结合”方式组成，即包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队军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群众组织代表掌管大政方针，并维护群众利益。

　　“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主席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人民群众的新鲜血液，人民群众也开始通过这种形式直接行使对国家、企业、文化机构等的管理权。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的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群众，蜕变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僚精英，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在当时，群众行使国家管理权的基本依托是各类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的雏形则是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如果假以时日，它定能成长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发育自身的政治主体性、训练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组织形式，并成为人民群众监督官员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对一切事务管理权”的主要平台，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二字名至实归，为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国家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