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

秦程节

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是毛泽东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不仅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了长期友好的无私援助，而且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促进受援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近年来，学界关于毛泽东外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对于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今天，回顾、梳理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和实践，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实施对外援助的战略考虑

毛泽东认为，已经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的人民的斗争。他充分考虑到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背景，从战略高度上对实施对外援助作了多重思考。

1、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深刻意识到对外援助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他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1474页。）他深知，来自国际革命力量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和帮助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人民也应当积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在他看来，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而是既要管好自己，还应力所能及地去管别人，“所谓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性大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而且“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157页。）其次，从国际共运事业的立场看，“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这一事业需要世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中国支持、援助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与经济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9页。）

1955年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外交活动空间，也推动着国际反帝、反霸斗争进入新高潮。这一时期中国除一如既往地援助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外，还重点支持那些与中国有着相似历史遭遇和现实发展困境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仅在道义上支持，而且在物资援助方面也表现出国际主义的精神。对此，毛泽东认为“这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页。）。1967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关于中国政府援助修建非洲坦赞铁路的文献选载（1956.2—1970.7）》，《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可见，这种“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后应该援外”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2、团结、壮大世界和平力量，维护世界和平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4页。）的论断，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力量异常强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单靠一国的力量根本无法消除战争的威胁，化解和消除战争威胁的惟一可靠办法就是团结和增强国际和平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中苏友好时期，他认为“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页。）。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兄弟国家相互支持、援助，也是彼此应尽的义务。

此后，中苏交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毛泽东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美苏全球扩张这一国际斗争新形势出发，把援助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纳入到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加以考虑，充分认识到处于美苏之间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并且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力量，“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在这个“中间地带”里的亚非拉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在历史上都曾受过西方列强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等关于打破西方封锁、开展和平外交的论述》，《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都在反对殖民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页。）。亚非拉人民普遍的反殖、反帝斗争，从根本上摧毁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打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战略部署。毛泽东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这就分散了帝国主义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3页。）。基于此，毛泽东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为“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页。），将亚非拉反帝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32页。）。由此强调：“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要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都是愿意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3页。）可见，尽最大力量援助这些国家，是扩大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的现实需要。

3、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与遏制，争取对新中国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险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华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方针，全方位实施遏制战略。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压力，他曾向巴基斯坦客人坦言：“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5—16页。），“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页。）。不仅如此，美国拉拢西方国家，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百般阻挠。虽然毛泽东也曾表示：“不承认我们，我看比较好”，“美国愈晚承认愈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36、125页。）但基于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需要，毛泽东还是表达了渴望获取更多国际承认的意愿。1958年，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我们现在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八十一个国家中只在三十一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而五十个国家认为我们是非法的”，“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56、436页。）此外，在台湾和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图谋制造“两个中国”，企图让台湾当局代表长期霸占联合国，阻扰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

上述事实表明，美帝国主义是威胁新中国政权的主要危险源。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和遏制，毛泽东认为，中国不仅要同美国做坚决斗争，还必须利用和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来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这种愿望：“美国只要有机会，总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09页。）那么，争取国际支持和帮助，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毛泽东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因为这些地区大都属于“中间地带”国家，他们“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页。）。“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页。）他们的反帝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或分散了帝国主义力量，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反封锁与反遏制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都在支援我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所以，毛泽东将亚非拉国家视为中国建立和加强对外关系的优先发展对象，不仅在道义上热情支持他们，而且更加积极地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希望通过对外援助，以实际行动来增强亚非拉地区人民反帝斗争的决心和能力，并尽可能地扩大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4、化解政治军事危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

毛泽东认为，坚持国际主义并不排斥国家利益，因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国际主义绝不意味着取消祖国，绝不意味着牺牲祖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8页。）。因此，我们的对外援助，有的是军事援助，有的是经济援助，其结果都是有利于援助国与受援国政权的稳定，其中很多援助实际也是有利于中国自身国家安全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略决策时，除了出于“不能置之不理”的道义责任考虑外，权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否则“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3页。）而毛泽东的“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战略决策，也是综合考虑了种种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因素而做出的，目的也在于全力避免越南沦为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造成地缘政治危机。正如刘少奇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因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新中国对朝鲜和越南都曾进行过巨大的援助。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在国力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特别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力度。仅1967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达到19.94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参见顾龙生：《毛泽东经济评传》，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究其原因，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威胁不无关系。随着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苏关系出现严重裂痕并最终决裂，中国承受着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重压。而借重于美苏两极格局之外辽阔的“中间地带”，紧密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新中国才有可能在错综复杂和激烈动荡的国际格局中摆脱被动状态，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外援助是中国寻求扩大“中间地带”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它为“中间地带”成为中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依托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的主要原则反映了毛泽东的基本看法和主张，体现了他所遵循的基本政治哲学和外交准则，是我们正确理解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丰富内涵的关键。

1、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

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是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的一项基本方针。1950年4月，应越共中央请求，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援越军事顾问团进行援越抗法战争。在接见顾问团成员时，毛泽东强调：援越抗法是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应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尊重越南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不要有大国的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仍然要戒骄戒躁”，“要把他们的解放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钱江：《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在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进行援助时，毛泽东特别注意尊重受援国的民族自尊心，不干涉内政。抗美援朝战争时，毛泽东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志愿军“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0页。）。1956年9月，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毛泽东同埃及驻华大使谈到援助问题时表示：中国愿意尽力援助埃及，“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但为了避免刺激埃及人民自尊心而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毛泽东继而强调：“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末现在可以记帐，以后再说。”（《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9页。）

毛泽东之所以在外援问题上始终强调要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因为中国曾经深受其害，“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6页。）。1958年，苏联领导人企图借援助中国“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在军事上干涉中国，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如果“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92页。）显而易见，毛泽东认为苏联的举措有损中国的主权，表明“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2页。）。深刻的历史教训，使新中国在开展对外援助过程中始终抱有低姿态和平常心，“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6页。），表现出对受援国的充分尊重，没有像苏联等国那样趾高气扬，附加种种不平等的政治条件。对此，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动情地说：“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刘鸿武等：《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2、遵循平等互利原则，“绝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

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是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援外政策的独特之处。毛泽东历来主张帮助是相互的，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那种认为“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1、334页。）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曾给予中国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并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但随着这种援助的发展和深化，苏联在援助问题上不时表现出的某些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出现严重分歧，为迫使中国屈服，“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8页。）。这暴露出来的是一种“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6页。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有鉴于此，毛泽东一再提醒中国援外工作要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我们绝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不能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或施舍，而应看作是一种平等互惠的交换，通过援助来满足双方的利益要求，“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8页。）

1954年9月，毛泽东会见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时强调，中印之间共同点多，容易谈得来，“我们应当增加相互的接触和来往，不互相损害，而互相帮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90页。）。10月，他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坦诚相见：“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等关于打破西方封锁、开展和平外交的论述》，《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再次重申，中缅两国都面临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重任，故“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17—318页。）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来访的非洲客人谈及“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指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切实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国真正受益；尽量减轻受援国的负担；严格履行承担的义务。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51—652页。）时郑重表示：“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7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多次告诫中国援外工作人员要平等待人，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待遇，如果存在援外的中方人员违反平等互利原则而“称王称霸”，或者“自高自大，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受援国“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91、537—538页。）

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一系列主张和做法，契合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民族独立国家渴望改变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共同心愿，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赞扬。1956年，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介绍中柬关系时说：“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给予我们的援助”，“没有任何令人或多或少感到不安的对等要求。中国的援助是适宜地、谦逊地提供的”，“它保全受援国的尊严”。（周弘主编《中国援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1965年，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也曾充满感激地表示：“不论什么时候，中国从来没有抱着这种或那种可能要我们给予支持的动机，要求我们支持它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政策。这使得我们应该作出的和可以作出的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对中国有利的一切决定，都是在充分了解事态和十分自由的情况下作出来的，因为中国给予我们的援助是兄弟般的援助，不是建立在任何限制的基础上的援助。”（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191页。）

3、受援国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毛泽东还强调受援国应善于利用外援而不依赖外援，即对外援助必须建立在自己国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他继而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仅仅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611页。）。正确的态度应是，把对外援助与自力更生有机结合起来，基本立足点应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站住脚”，免遭颠覆。

在援越抗法战争期间及以后，毛泽东多次提醒越南要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钱江：《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上册，第85页。），经济建设，“要搞自力更生，既不要依赖苏联，也不要依赖中国。要搞农业、轻工业，和初步搞些重工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10页。）。1957年5月，毛泽东在答复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请求中方供给劳动力和派遣技术人员援助的信函中表示：“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1页。）其用意亦很明显，旨在提醒对方要慎重对待外援，要把外援与本国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强化自力更生能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鉴于中苏关系发生变故而导致的苏联逼债的深刻历史教训，毛泽东对吸收和利用外援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感到外来援助固然重要，却并不那么可靠，“我们是吃过亏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09页。）。所以，毛泽东反复提醒亚非拉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应“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8—129页。）。他郑重告诫来访的非洲朋友，非洲的解放需要依靠非洲人民，非洲的事情需要依靠非洲人民自己的力量去办，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94页。），但是“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3页。）。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对外援助的目的，旨在提供必要的帮助来推动受援国政治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并非是大包大揽、包办代替，造成受援国的政治依附和经济依赖。即如他一贯所主张的“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39—340页。）。可以说，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辩证统一，是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的重要特征。

三、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评价

新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在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功绩。

第一，推动了受援国的独立和发展。在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实施了长期的、包括军事、经济、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对外援助计划，有力地推动了受援国的独立和发展。从1950年至1965年，中国先后向35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过援助，协议规定的援助总额达126.5亿元人民币（参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编《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91页。），帮助亚非拉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在众多受援国中，非洲国家历来是新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和优先对象。据有关数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总计达77亿元人民币之多。（参见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相对于西方国家提供援助时附加种种条件的不良企图，中国“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51页。）的对外援助做法，无疑更符合受援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注重“授人以渔”的援助，切实增强了受援国独立自主地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的能力，因而愈加受到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多次盛赞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他说：“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了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第二，拓展了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空间。中国长期以来慷慨无私的对外援助有力地配合了中国整体外交战略，为新中国挫败美、苏的孤立与封锁，重返国际舞台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美国对我们的政策就是想把我们孤立起来，但一切办法都没有成效。全世界反对我们的人不多，顶多有十分之一，我们是不孤立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09页。）据统计，1955年亚非会议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7个，其中非洲国家14个，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受援国。截至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国的受援国顶住了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巨大压力，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为改善中国国际地位和外交空间作出了贡献。例如，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顺利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23个提案国以及76个对此提案投赞成票的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受援国，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为“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4页。）。对此，邓小平评价道：“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第三，塑造了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对外援助实践有效地塑造了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使“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例如，为了援建坦赞铁路，毛泽东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这种真诚的、负责任的友好援助不仅为中国争取了良好的国际声誉，而且也赢得了非洲各国坚定的政治支持，使“中国在非洲基本塑造了‘患难与共’的政治形象，‘平等待人’的外交形象，‘互利双赢’的经济形象和‘亲和友善’的文化形象”（门洪华：《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一些西方人士对此也深以为然，认为“中国作为援助国，在更贫穷国家中的声誉是无与伦比的”（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0—1989.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中国通过慷慨而没有条件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为中国争得影响，使他们的国家成为对世界局势发展的一个主要发言人”（贺文萍：《中非关系中的话语权建设：经验与挑战》，《对外传播》2015年第5期。）。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评价道：“中国领导人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将本国有限的资源运用到了极致。他们通过慷慨的援助、独立自主的外交信条以及对访客的影响力，使中国成为了推动世界局势演化的主要力量之一。”（薛琳：《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助非洲的战略反思》，《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

第四，展示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智慧。中国的对外援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的兼济天下的情怀，以及“仁者爱人”的仁爱友善精神等传统文化精髓。1951年10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时曾反复强调：中朝山水相依，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0页。）。这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传统文化基因在抗美援朝决策中的最生动诠释。1953年8月，印度发生水灾，为了向灾区人民表示友好和体现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毛泽东在原计划援助资金的基础上，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二十亿人民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90页。）。1954年11月，当得知越南部分地区面临饥荒，请求中方紧急救济一万吨大米和五百万米布匹时，毛泽东批示“似宜满足越方要求”（《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14页。），其对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重视和关心，也正体现出“和衷共济”“天下一家”的文化情怀。1958年9月，阿尔巴尼亚人民经过长期反对法国殖民地的武装斗争后获得独立。法国曾以中国中断对阿援助作为中法建交先决条件。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正全力实施反华封锁战略。若能与西方大国之一的法国建交，是对美反华封锁战略的沉重一击，对中国十分有利。在这种外交义利观的选择上，毛泽东坚决表示：“如果它（指法国）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指阿方）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我们与法国没有关系，只要有可能就会支持你们，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资上”。（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他特别声明，中法建交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和不能干涉中国对阿方的援助。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毛泽东“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页。），他的对外援助思想也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在实践中也曾出现过不足。比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在对外援助中量力而行坚持不够。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力是有限的，对外援助不可能做到有求必应。毛泽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5页。），“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51页。），总而言之，“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9页。）。有鉴于国力发展水平的限制，1963年5月至8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表明，中国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援助）的要求，给予的帮助不大。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那时给予的帮助可能多一些。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8、332页。）这体现出毛泽东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行事原则。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影响，由于单纯强调援助项目的政治意义，而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经济条件对承担国际责任的制约，也没有充分估计到援助项目的巨大成本，导致对外援助有时也因缺乏可行性研究而出现规模过大、承诺任务超重等超越国力的现象。比如在援建坦赞铁路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修建这条铁路只有一千七百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关于中国政府援助修建非洲坦赞铁路的文献选载（1956.2—1970.7）》，《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然而，根据工程实际预算，坦赞铁路修建费用远远超出预期。对项目的后续工作量的估计不足，导致一些项目建成后在运转上出现问题。此外，如何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难题，而纵观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和实践，有时也过于偏重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例如，在意识形态因素作用下，毛泽东曾强调：“凡是越南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越南人民需要我们什么援助，我们就给他们什么援助。”（周弘主编《中国援外60年》，第200页。）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外援助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浓厚，秉承“世界革命”理念的需要，中国的一些对外援助项目，“不仅超出了当时的能力，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适得其反”（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理论体系、现实挑战与中国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页。）。当然，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局限，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在实践中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总之，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理论魅力和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新兴援助体”而备受国际社会瞩目，如何进一步深入挖掘、弘扬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的精髓，用以指导当下的中国对外援助实践，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良好形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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