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巴全天候友谊的奠基性贡献

毛泽东对中巴全天候友谊的奠基性贡献

王  颖

2015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巴基斯坦。他在21日发表的《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重要演讲中说：“一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沉浸在热情友好的海洋之中，仿佛回到亲如手足的兄弟家中。”他还用“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一词来定位中巴关系：“全天候就是风雨无阻、永远同行的意思。”

这绝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对两国人民共同心声的表达。中巴全天候友谊由来已久，是两国历代领导人关心和培育的结果，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为之作出奠基性的贡献。在中巴成为“铁杆朋友”“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的背后，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1965年3月4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

“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

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邻国，曾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47年获得独立。巴基斯坦独立后不久，由于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与印度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的失利使巴基斯坦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限，要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就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巴基斯坦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和欢迎。1950年1月，巴驻苏联大使奉命照会中国外交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提出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相互对立，世界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新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外交上选择了“一边倒”政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在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帮助的同时，也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对于巴基斯坦建交的提议，毛泽东十分重视，立即亲自为外交部起草给巴基斯坦政府的复文，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尽早与巴基斯坦建立外交关系。”经过双方的努力，1951年5月21日，两国正式建交。

中巴建交后，巴基斯坦对华有一些友好的表示，但不久两国关系就笼罩上了一层阴云。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势力的蔓延，在全球范围内拼凑各种军事结盟组织。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拉拢巴基斯坦，亲自访巴。1954年9月，巴基斯坦加入美国操纵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也称《马尼拉条约》)组织。次年9月，巴又加入美国扶植起来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再加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中国不同，这似乎注定了中巴之间的敌对关系。

面对加入西方阵营的巴基斯坦，毛泽东展现出战略家的眼光、胸怀和智慧，他没有采取指责、排斥态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毛泽东认为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因“中国是一个大国，像泰国这样的小国，对中国可能有些恐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争取搞好同他们的关系”。

毛泽东主张加强沟通交流以消除彼此的猜疑和顾虑。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波格拉进行了两次会晤，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对话。同年6月，阿里总理特意给周恩来写信，感谢他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的谅解与合作的精神。毛泽东批示周恩来：“似可回一封信，以资联络。”

在毛泽东看来，中巴两国有很多共同点，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友好关系。亚非会议后，毛泽东接见巴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时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关于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巴美结盟问题，毛泽东坦诚表达了中国的态度：“你们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

巴基斯坦和印度因为克什米尔问题长期关系不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巴之间制造纠纷，苏联也在这个问题上偏袒印度。尽管当时中苏、中印关系都比中巴关系密切，巴美又结盟，但毛泽东没有在此问题上追随苏联偏袒印度，而是一直坚持公正的立场，主张印巴和解、友好。1956年10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说：“我们是邻国，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我们愿意看到你们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我们尤其希望看到你们同邻国发展相互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们同印度用协商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毛泽东谈了两大阵营“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指出“中间地带”国家内部的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殖民主义的统治必须取消。毛泽东说：“美国到亚洲搞了一个东南亚条约，这是我们很不高兴的。美国跑到离它那么远的地方来搞这个条约，究竟是干什么呢?”“我们承认，中巴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知道巴基斯坦不会利用这个条约来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打你们。如果你们说这个条约是为了对付印度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来搞好同印度的关系呢?”针对巴基斯坦希望中国出面调解印巴分歧的想法，毛泽东说：“你们两国之间争执的问题，主要靠你们两国自己去谈判解决，我们作为友好的国家可以帮助，但是只能是非正式的，不能作正式的调停。”

毛泽东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诚恳友好表示和坚持公正立场、不插手别国内政的做法，赢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赞赏和信任，为中巴关系的改善扫除了许多障碍。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热烈欢迎，两国友好往来随之增多。

中巴公路施工现场

“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中巴两国都感受到了提升两国关系的必要性。

1960年2月至4月，中国参加了在巴基斯坦达卡举行的国际工业博览会。中国馆成为博览会中最受欢迎的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接待了75万巴基斯坦观众，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赶来参观，有些人流连忘返，参观四五次之多。绝大多数人热烈赞扬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留言簿上表达赞美和友好的话语比比皆是：“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在一切方面的进步实际上使不发达国家开了眼界。”“展览品使巴基斯坦人民对于改善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鼓舞。”“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展览会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中国驻巴大使馆将有关情况报告毛泽东，正受中苏关系恶化、国内经济困难等诸多问题困扰的毛泽东看到报告十分激动，写了《关于反华问题》的长篇批语，他说从巴斯基坦的情况可以看出，“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我们要“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泽东希望与巴基斯坦等国家加强友好合作，冲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包围封锁，改变自身落后状态。当时中巴友好合作的一大障碍，就是边界问题。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相接壤，历史上两国之间的这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1961年3月，巴基斯坦提出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尽管涉及克什米尔问题，有可能影响中印关系、印巴关系，情况比较复杂，但中国还是给予了积极回应。1962年5月4日，中巴同时发表新闻公报，确认两国进行边界谈判。同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会见巴驻华大使拉希迪时说：亚非国家比欧美国家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中巴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应该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经过多次会谈协商，1963年3月2日，中巴两国外长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这个协定既巧妙避开了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又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消除了可能发生冲突的重大隐患，为加强中巴合作打开了通道。签完协定的第二天，毛泽东以愉快的心情会见巴外长布托率领的巴政府代表团。毛泽东说：“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发展。”“现在中巴边界问题解决了，你们放心，我们之间决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引起争端。”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表达中巴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1964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部长瓦希杜扎曼时说：“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剥削和压迫谁，我们之间讲平等，因此我们能够成为平等的朋友。中巴两国经济都不发达，应该互相支持。”1965年3月，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互相照顾彼此的利益。你们没有损害我们的企图，我们也没有损害你们的企图。”阿尤布·汗说：“我们需要和平，需要友谊。”毛泽东说：“中国也是。”

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毛泽东等的大力推动下，中巴两国的双边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1963年1月，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巴成功，不仅签订贸易协定，规定互相提供商品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且中国同意给巴低息贷款。8月26日，中巴签订航空运输协定，开通卡拉奇——达卡——广州——上海航线。1964年8月，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巴，同巴空军司令努尔汗商谈了中国军援以及巴购买中国飞机等事宜。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这是巴基斯坦兄弟需要我们的时候，就给上5个亿吧”

巴基斯坦在一次次的反对地区霸权、反对扩张，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逐渐领悟了中国的善意。但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和走向亲密，却是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以后。

1965年8月，由于克什米尔争端，印巴之间再度爆发战争。当时，美国政府宣布对印、巴实行武器禁运，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支持了印度。因为在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期间及其后，美国和苏联都向印度提供了大批武器;此时美国禁运，而苏联援印武器仍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在巴基斯坦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挺身而出，一方面公开谴责美国和苏联在印巴战争中偏袒印度，另一方面明确、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以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9月6日，印军不宣而战，突然越过国境线向巴基斯坦发起大规模进攻，巴守军节节败退，巴第二大城市拉合尔危在旦夕。9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印度，把印度对巴的侵略与中国的安全联系起来，警告印度政府要承担侵略行径的后果。

巴基斯坦多次请求中国出兵进行支援。据时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的杨公素透露，周恩来以及军方领导进行了多次反复的讨论，一直无法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9月11日，毛泽东在庆祝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召开的宴会上决定出兵援巴，而且要求在中、印、巴三国最接近处出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9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对印军侵犯中国领土的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印方拆除它在中锡(锡金)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工事，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照会义正辞严地指出：“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决不等于不问是非，只要印度政府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政府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接到中国照会后，印度担心中国会介入印巴冲突，很快按中方要求全部撤走它在中锡边界中方一侧的军队，并拆毁了工事。

中国政府在准备军事干预的同时，开始积极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9月17日，中国、印尼、巴基斯坦三国军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达成了援巴军用物资的协议。针对巴军急需坦克的情况，中国政府甚至决定从中方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出一部分用来援助。

中国的照会及其采取的相应行动引起了美苏等国的震动。9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限令印度、巴基斯坦在3天内实现停火，第二次印巴战争随即进入尾声。

印巴停火后，9月30日，巴基斯坦总统派自己的政治顾问法鲁克到北京对中国的支持表示诚挚感谢。访问中，法鲁克代表巴方试探性地提出：希望中国帮助他们沿着当年的丝绸之路，修建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对于巴基斯坦意义重大且紧迫，不仅涉及其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实现克什米尔地区国土安全的重要条件。尽管中方深知在海拔最高、地形复杂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修路的巨大难度，但从密切两国友好往来、冲破超级大国封锁的角度考虑，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给了法鲁克满意的答复：愿意同巴携手修路。

1966年3月18日，中巴两国在北京签署《关于修筑中巴公路的协议》。协议规定中巴公路(也称喀喇昆仑公路)以红其拉甫界碑为标志分为东西两段，东段从中国的喀什到红其拉甫，全长420公里，由中国修筑;西段从巴基斯坦的塔科特至红其拉甫，全长616公里，由巴修筑，中国无偿提供全部的筑路机械和设备。巴基斯坦有一支1500人的工兵部队，因为山高路险无法直接到达筑路区域，需要飞到中国的喀什地区再转到界碑旁修路，中国为这支队伍无偿提供3年的燃料、物资和生活用品，并为其配备一个境外医院。当年春天，中巴公路全线开工。

经过两年的紧张施工，到1968年，中方修筑的东段公路已全部完工。巴方修筑的西段公路则进展缓慢，仅仅修了25公里。筑路难度远远越出了巴方的施工能力。面对无法战胜的困难，巴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中国筑路队进入其境内帮助修路。

周恩来了解到继续援建中巴公路至少需要3亿元人民币，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讲出自己的顾虑，毛泽东却没有犹豫：“这是巴基斯坦兄弟需要我们的时候，就给上5个亿吧!”

这年6月，中国筑路队秘密踏上奔赴巴基斯坦的征程。到10月，中国筑路员工总数已达万人。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险阻，付出了巨大牺牲，于1971年2月完成中巴公路第一期工程。从1974年6月到1978年5月，中巴公路第二期工程竣工。两期工程共有135名中国筑路队员牺牲在工地上，其中88人长眠于巴基斯坦的土地。

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而又顽强延伸的中巴公路，正是两国肝胆相照的信义之交、休戚与共的患难之交的象征，就如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竣工仪式上所说：“中国的现代筑路队帮助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实现了千年的梦想。中巴公路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建设者用汗水、鲜血和生命筑成的友谊之路。”

“只要我们能够帮助的，我们尽量帮助，互相帮助嘛”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巴关系稳定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不断加深，真正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全天候友谊。

毛泽东始终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巴关系的准则，注意平等对待巴基斯坦，不干涉其内政。1970年11月，毛泽东在会见巴总统叶海亚·汗时明确表示：“我看我们两个国家是要合作的。”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巴新任总统布托。谈话中，布托说中东国家的人十分欣赏中国的政策，毛泽东说：“所谓中国的政策，就是你们中等国家，还有一些小国，全世界人民的意见集合起来形成的政策嘛!”

在涉及巴基斯坦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毛泽东高度重视，给予理解和支持。1971年11月，印度借口帮助东巴基斯坦人民实现民族自治，悍然对东巴发动进攻，由此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坚决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反对印度无端侵略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12月4日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黄华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言，指出：“东巴问题纯属巴基斯坦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印度政府以东巴问题为借口，武装侵略巴基斯坦，这是不能容忍的。”1972年2月2日，毛泽东同意发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联合公报。公报陈述了两国关于印巴冲突及其后果、重大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巩固中巴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尽管当时中国国力有限，但毛泽东从战略上着眼，主张向巴基斯坦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70年9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谈到巴要建设造船厂时，说：“那是很需要的，我赞成。只要我们能够帮助的，我们尽量帮助，互助帮助嘛!现在一些大国欺负我们，比如在海军、空军这些方面，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巴总理布托，当布托谈到准备付款购买中国的一些军备时，毛泽东说：“现在就是我们的重型军事装备还不行，倒不在乎付钱不付钱。我们的军事装备不愿意别人购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你们的忙。”

中国给予巴基斯坦的援助是无附加条件的，毛泽东没有把援助当成国与国交往的砝码。中巴公路第一期工程的终点是夏希科特大桥。巴基斯坦把它命名为友谊桥，当地的老百姓则称它为毛泽东大桥。大桥旁曾经竖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1970年10月修建”。当初，巴方就竖碑和碑文内容征求中国驻巴大使馆意见的时候，中央给大使馆的回电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搞树碑立传，请对巴方的善意婉言谢绝，碑文只写建造时间，不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在长期的交往和各种严峻的考验中，巴基斯坦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百姓，都把中国当作可以信赖、依靠的朋友，也发自内心地感谢中国，愿意为中国的事情出力。1965年到1971年，巴基斯坦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基斯坦等23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从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巴基斯坦努力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搭建桥梁。尼克松愿意同中国接触的口信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传给中国的，尼克松访华前的有关事宜也是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中国联系的。1972年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巴基斯坦在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巴基斯坦是我们通往北京的关键环节，并且是中国最亲密的盟国之一。”

1976年5月，进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已不能独立行走，说话也很困难，但当他得知巴总理布托及夫人访问中国时，仍同意于27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客人。会见中，毛泽东还向布托询问了巴基斯坦国内建设的情况。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泽东逝世后，巴基斯坦紧随朝鲜、越南、联合国之后，降下半旗，并自发地举行了游行集会。巴总理布托声泪俱下：“巴基斯坦人民将永远怀念毛泽东主席这位真诚的朋友，他了解巴基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并在他们危难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中巴友谊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伟大人格将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毛泽东走了，但他还活在很多热爱他的人心中，他的事业还在后人的手中继续。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而友好邻邦巴基斯坦恰处于“一带一路”海陆交汇处。当前两国正稳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致力于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巩固，是两国谱写的友谊新篇章，相信这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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