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尽显大党领袖气象

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尽显大党领袖气象

曹征路

中共七大的意义已经论述很多：它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并完整地制定了现阶段的政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强调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同时提出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报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党要保持和发扬这些作风，更好地团结和率领全国人民，完成党的战略任务。所以本篇的重点不在这里，本篇分别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七大前后的贡献做出阐述，针对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以说明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在那时就已经不可逆转。

正如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各个阶级都在那里准备打败日本以后干什么。国民党六大和中共七大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毛泽东强调了预见的重要性。他认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七大政治路线是党对抗战胜利后时局发展变化的科学预见，而提出的现代性方案。毛泽东说：“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为此，七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就是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形势进行有预见性的转变。

首先是军事方面的转变，包括作战方式、军事力量、地域状况三个方面。这三位一体的转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局发展密切相关。

1943年11月底，英美苏三国首脑在伊朗召开了历史性的德黑兰会议，决定在1944年5月底实施欧洲登陆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后来由于登陆规模扩大，实际登陆日期就推迟到了1944年6月6号。诺曼底登陆的最终实施，不但缓解了苏联的压力，而且对德国形成战略夹攻。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这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

由此中共预见到，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日期已经临近，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5月开始发动大规模夏季攻势，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抗战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条件。

“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其次是工作重心的转变，明确提出在全局上准备由战争转向建设；在工作上准备由乡村转向城市；在发展方向上准备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就说，七大“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

5月22日，毛泽东又写道：“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

这就是后来从各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进入东北的思想组织准备。

第三是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同时，乡村工作也有一个转变的问题。由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

这实际上提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要进行土地改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任务。

以上三个转变，最为根本的一点便是要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表明党已经明确地把生产力要素与现代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好坏联系起来，并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视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而实现这三个转变就必须实现政治上的团结统一，经过整风学习运动党内在思想上的障碍已经扫除，过去因路线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导致的争执基本上消除，所以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尤为重要。突出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看待山头主义，如何正确处理因山头而带来党内隔阂。就当时来说，鉴于山头是逐渐垒起来的，毛泽东的思路是“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

鉴于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没有照顾山头这一实际情况，“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毛泽东提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但是，照顾只能是相对的，如果硬要照顾得那样周密、完全，就有可能是一种凑数，也不能体现“少而精”的原则。所以，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就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也要包含大批过去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

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是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但存在的不都是合理的。从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全局来看，山头主义毕竟有损于党的团结统一。这是因为各个山头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在血与火中结成的感情很容易形成一种亲疏关系。因为有这种亲疏的不同，在处理问题时就容易有偏差，有界线。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形成自由主义，严重的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彼此抱成一团，搞团团伙伙。因此从全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山头及山头主义应该逐步削弱，而不应加强。

针对山头与山头主义产生的土壤，毛泽东就如何创造条件，最终消灭山头和山头主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一定要认识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至于消灭山头主义的条件，他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

毛泽东提出了采用“搬石头”的办法消解。所谓“搬石头”，就是要卸下思想包袱。毛泽东指出：“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

他还预见到：“把大小石头纷纷搬开，这样关系就会好一点，山头就少了，山头主义也就少了，这样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关系搞好一点，那一半也没有了。”

又鉴于山头主义与党内教育不足密切相关，他提出要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倡导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同人民打成一片。毛泽东指出：“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正是根据上述精神，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既坚持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又照顾到各条战线各个战略区（山头）。这既有利于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指挥，又有利于加强党对各地区、各条战线工作的领导。在新当选的77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中央及军委机关18人，占23.4%；陕甘宁边区9人，占11.7%；八路军前方总部、华北各战略区22人，占28.6%；华中和新四军15人，占19.5%；国统区11人，占14.3%；在苏联的2人，占2.6%。正是由于七大选举照顾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党内的方方面面，使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领导群体。

从这些思考和实际做法上可以看出，1945年的毛泽东思想已经非常成熟全面地在处理以往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体现出一个大党领袖的气象。因为国民党是由帮会起家，解决党内问题往往是依靠军阀互相倾轧互相掣肘。共产党自身也是由于各根据地的分割，加上当时交通信息不便，也曾出现过张国焘、项英的历史错误。所以实现党内团结是迎接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

那时毛泽东非常希望周恩来能回延安筹备七大。

周恩来在党内资历比较深，他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常委。六大选出的24名中央委员中，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不在国内，只剩了关向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张金保，8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剩了周恩来。

毛泽东是1930年9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何况，周恩来还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在党内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等重要历史关头，周恩来都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出色的才干。

另外周恩来1939年1月担任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除西北以外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项工作，同时还担任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在以往在筹备七大过程中，还担任过向共产国际和苏联通报情况的重任，1939年9月他趁到苏联治伤的机会，完成了一份5万余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并用两天时间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系统叙述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以及七大的准备工作。他的这次报告对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都是毛泽东翘首以盼的原因。

1941年9月8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出一封措词恳切的电报：“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初步结论，毛泽东也要等着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回延安讨论决定后再交七大通过。

1942年2月2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复电周恩来：“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后来因为国民党顽固派故意设置障碍，不同意放行，周恩来没有能及时回到延安，七大也没有能按计划及时召开。

直到1943年6月2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蒋介石对他返延安问题正在考虑中，目前暂无表示，故发护照须推迟。6月7日，周恩来和林彪会见蒋介石，才得到蒋介石同意可以离开重庆。最终，周恩来、林彪一行100余人于6月28日分乘四辆大卡车离开重庆，7月16日抵达延安。

周恩来回延安后，参加了正在如火如荼的整风运动。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3次会议，讨论王明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许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在会上回顾了从1927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43年党的历史，分析了王明犯错误的原因，并严肃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还有苏联联络员孙平等人驻在延安。孙平对中共素有成见，认为中共的整风运动是领导层内部不同意见的人的权力之争，并认为“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是以开除王明出党为前提的。孙平把这些意见转达给王明。于是王明要孙平代发电报，要求季米特洛夫告诉中共领导，说王明是遵循共产国际路线的，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去做的。

在这种情况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2月22日以指责性的口气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指出：“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毛泽东马上进行解释和说明，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约见孙平，向他说明中共整风运动情况，以消除季米特洛夫和孙平的误会。

延安整风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但并没有提出要开除王明等人的党籍。相反在清算王明错误的过程中，中共一直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他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王明当时因病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并派其他人去听取意见。周恩来与王明多次谈心，有时长达5个小时。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均先后和王明谈话，对决议的内容作了解释。可见当时周恩来的作用十分巨大，经过细致工作王明的思想有一定的转变，当时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周恩来回延安时，还赶上干部审查。当时的审查干部很严格，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讲了自己的历史和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周恩来从重庆回来后，也在中央大礼堂发表讲话，把历史问题交代得很清楚，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大家听完他的讲话，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当部分七大代表因受到“抢救运动”的影响，代表资格被质疑时，调查人员找到周恩来了解情况，周恩来总是实事求是不厌其烦地说明情况提供证明，使一些同志顺利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为了帮助中央党校学员，其中不少是七大代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思想，周恩来还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于1944年3月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给予了科学的评价。

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

这本书是由陶希圣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代笔而成。它的本意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规定国民必须阅读，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引来三方面的批评：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主的批评，来自中共的批评，和英美西方大国也是二战同盟国的批评。

蒋介石没有想到，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令对他报有好感的知识分子都深感失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在昆明读了《中国之命运》后发觉，这本掌权者的书，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是一种侮辱。费正清慨叹：“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像得了寒热症一般。”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也称英美不满《中国之命运》：“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

从西南联大教授们看来，蒋介石这本书的出版，是失去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前奏，到抗战胜利内战顿起时，又失去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支持。

书里书外，连接着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风云。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逆转，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

为具体筹备七大的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全会期间设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讨论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为此周恩来去重庆同国民党和其他方面人士磋商、谈判。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会事，并考虑有无办法来延，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2月7日晚，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听取当天飞回延安的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报告。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成立联合政府，会上决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党内委员会准备由周恩来、林伯渠等14人组成。1945年2月18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3月初国民党政府明确拒绝组织联合政府，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于是七大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终于在1945年4月在延安隆重召开。

联合政府当时虽然没有能够建立，但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响应，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联合政府的主张，成为了七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周恩来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

毛泽东希望另一个回延安的人是刘少奇。这主要是因为刘少奇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同时又具备很高的理论素养，对于拨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在抗战时期，客观上中共面临着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相互交织的复杂形势，既面对着日军的疯狂进攻态势，又要正视国民党抗战的两面性。就主观方面而言，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急需实现全党的统一。刘少奇的工作岗位历经了从地方到中央、从中央到地方、再从地方到中央的多次转换。1937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就抗战问题作了报告，不仅批评中央实行的正确政策，而且指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所提的观点。1938年 7月，刘少奇在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一文，系统分析了华北抗战各种武装力量现状和问题，提出华北的一切抗日部队如何能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下进一步的实现统一，这些来自于实践的弥足珍贵的经验，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有力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言论。

1939年刘少奇出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5月 1日，《解放》发表刘少奇的《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文章指出，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对于动员、组织、武装民众具有重要意义，要在民众的自动性和符合民众要求上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这些思想，对于拨正王明提出的群众运动“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的片面观点具有重要意义。

刘少奇关于坚持抗战、团结，与反对投降的思想，对于毛泽东提出“抗战、团结、进步”的思想，在争取抗战胜利上形成了思想互动。1940年 11月，刘少奇出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领导了华中地区的反扫荡和与国民党军事摩擦的具体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提出的“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被中央采纳，1月 20日出任新四军政委，4月 27日出任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组成的华中局书记。这一时期，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性是很好的。同年 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白区代表了唯物辩证法。1943年 7月刘少奇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 8至 9个月内召开中共七大，准备 9月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级干部中研究一批历史文件和指定的马列书籍。中央书记处决定刘少奇为负责组织讨论党史文件的领导人之一，指导学习讨论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

以上这些都是毛泽东和政治局信任并推举刘少奇的原因，并非一些别有用心之辈所说的，刘少奇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因为他拍马屁才上升到高位。

事实上延安大学副校长张如心才是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人。1941 年3 月，他在《共产党》杂志第16 期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对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行了概括。他在文中写道：“党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典型的结晶体”。同年4 月，张如心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他写道：“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8日，张如心作了《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2月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但毛泽东本人并不赞同“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于1943年4月22日写信给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声称自己的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反对，因而“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并没有广为流传。

在党的高层领导中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王稼祥。1943年7月5日，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是一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他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经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此后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

但张如心并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王稼祥也没有因此当选政治局常委。

直到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集中全党的智慧，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提法，系统概括了毛泽东思想，这以后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才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较为完备形态的承前启后的党章，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历史性规定，既是对中共建党以来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的总结，又是在抗战形势下与国民党争夺话语权的有力回击。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共同组成了七大的精神成果，完整地描绘了未来中国的样貌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刘少奇也由此当选排名第三的党的领导人。

历史就是历史，只要稍有实事求是之心就不难还原当时的情境。不是几个所谓专家教授信口胡编，再加上媒体接力，就能随意颠覆的。

至于八大以后毛泽东与刘少奇逐渐产生了路线分歧，那是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选择产生的，与七大没有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大会期间多次为张闻天等同志做工作，希望大家也投几位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一票。当时作为太岳地区的代表高扬文担任计票员，他回忆说：毛泽东在计票现场坐了下来，笑容满面地问起每位候选人得票的情况。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很关心地询问了洛甫（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得票多少。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最好能选上。”他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然后，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借《愚公移山》故事对全党发出深情呼唤，“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再次彰显了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与思想境界，对比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的胸襟狭隘和目光短浅，历史选择了现代性政党就一点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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