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

毛泽东如何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

薛  琳 张秀旭

延安时期，毛泽东以其独有的人格魅力、风趣幽默的用语和深入浅出的表述，用最生动、最简洁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伟大的中国革命”，使各国人民看到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段历史对我们向世界讲好今天中国故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的革命应该而且必须为世人所了解。”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外关系由民间外交向“半官方外交”的转变，利用各种渠道和形式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击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使世人看到了真实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区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友谊和支持，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国际基础。

向世人展示“东方魔力”

1936年6月，斯诺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在陕北苏区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采访，他被毛泽东誉为“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调查了解我们情况，并将把事实公诸于世界的外国记者”。7月15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自己的窑洞做客，并接连几十天同其谈话，给他留下难忘印象。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不仅访问了中共高层领导人，还采访了“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红军战士和群众，得到了他们“直率的毫不掩饰地答复”，让自己“感到耳目一新”。自1936年底至1937年初，斯诺先后发表了30余篇报道，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先后译为20多种文字传遍世界，美国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称赞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斯诺的成功吸引了更多西方记者来到“红色中国”，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起续写“延安故事”，代表作有《早晨的洪流》（韩素音）、《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福尔曼）、《红色中国的挑战》（根瑟·斯坦因）、《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波斯坦）、《续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等著作。他们以优美的文笔，独立思考的品格和崇尚说真话的原则，向世界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现了“东方魔力”。

“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

如果说外国记者访问延安还只具民间性质的话，那么中共高层与美军观察组的接触，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亲自修改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并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提出美军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在美军观察组驻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其主要成员谢伟思进行了10多次谈话，内容涉及国共关系、中共政策、中美关系等重要问题。谢伟思在头3个月里，就递交了40多份报告。他讲道：“我们来到陕北后，发现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美军观察组看到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廉洁奉公，抗日武装“士气很高”，边区民众的气象和大后方低落萎靡的气氛截然不同，“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通过与中共领袖和边区群众的接触，观察组看到了真实的共产党人和抗日根据地，更使美国高层得以了解中共政策主张，预见中国政治发展趋势，正如观察组另一位重要成员戴维斯所评论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预言“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毛泽东在杨家岭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一经典比喻，形象地揭露了反动派的脆弱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广大党员和人民军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1947年2月14日，斯特朗离开延安，她撰写的一篇篇电讯飞越重洋，出现在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传遍世界并为世人铭记，如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多次表示一生都崇拜毛泽东，牢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教诲。后来，斯特朗根据自己同毛泽东的谈话完成了西方第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毛泽东的思想》，该书分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毛泽东路线的发展”“毛泽东的六大著作”和“毛泽东科学的预见”等四部分，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作了深入梳理和阐述。

几点启示

总结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讲述延安故事所蕴含的丰富经验，对于我们向世界讲好今天中国的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讲好延安故事要保持民族的自信和自立。毛泽东高度重视外国记者的访问，在接待斯诺时，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与之谈话。为营造友好气氛，他特地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发出了“诸位来延，甚表欢迎”的电报。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指出：必须认识外国记者对“提高我们的外交地位有极大的影响”“应当把他们当做外交代表看待”“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但我们对待外国记者必须坚持“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在“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的原则”上开展工作。在实践中，就要在事前“周知博访深思熟虑”，在事中“应坚定不移”“力求贯彻主张”，如此“方易取得外交胜利”。积极将他们“争取过来”，借助他们之“笔和口”将我们的理念“宣传出去”，在整个活动中保持我们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绝不为外人所利用，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的利益。

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是传播的生命，通过真实的报道，向外国朋友讲述红色中国的真人、真事，这是毛泽东讲好延安故事的关键，他曾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外国记者到了延安，访问何处，采访何人，绝对自由，共产党积极配合，这和国民党封锁消息的拙劣行为构成鲜明对比。为了解“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22日到访延安，采访期间他可以“四处转悠”“畅通无阻”，特别是毛泽东的真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于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争取美国政府，毛泽东明令各级干部坚持“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的“既定方针”，美军观察组所到之处，他亲自电告当地领导人予以热情接待和通力合作。毛泽东这种用事实讲故事的办法，得到了美方高度赞许，观察组成员雷伊·卢登讲道：“在华北，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据比比皆是，而且显而易见，使人不能再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而设置的舞台。”

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不同的传播形式有不同的效果，毛泽东运用谈话、出版、广播等多种形式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群众的故事。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是最有效的传播形式，特别是情感交流则更能触及心灵。通过谈话，毛泽东将延安故事向世界讲述，正如斯诺所说，“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除了借助外国记者，中共更是主动扩大对外宣传，一方面翻译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向海外发行，另一方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创办发行了《救国时报》和《纽约华侨日报》，直接向所在国人民讲述红色中国的故事。此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先后开设了日语和英语广播，让世界直接听到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透过中共自身组织体系形成强大的宣传合力，加之高度整合多种传播渠道对红色中国多视角、多层面的呈现，这是毛泽东讲好延安故事的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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