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的毛泽东，如何向阳而生？

至暗时刻的毛泽东，如何向阳而生？

北  风

　　大家都爱看励志人物的访谈节目，汲取正能量与勇气。

　　这类节目中，有两个必备题目：在你过往人生中， 最得意时刻和至暗时刻分别是什么时候？

　　1960年的毛泽东，就面对这两个问题。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为什么伟大，我在《四渡赤水》这篇文章里已经复盘过神之走位。

　　同样在1960年10月，中国人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访问中国。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秋收起义，毛泽东面临人生中唯一一次被捕和机智逃脱。湘江血战，中央红军8万人打到只有三万人过江。大渡河前，蒋介石和川军军阀要他做石达开第二。每一次苦难，都在敌人的围剿中，生死边缘游走。

　　出乎意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与张国焘的斗争，居然比敌人的四十万大军围剿还要残酷？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的至暗时刻！

　　1

　　边缘者与核心的再次相逢

　　1935年5月底，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终于避免中央红军在安顺场被全歼。

　　毛泽东也摆脱了石达开第二的命运。

　　部队继续北进，并且与川北，川西连战连胜的红四方面军确定了会师的方向。

　　1935年6月8日，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攻克懋功。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1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

　　6月25日，夹金山下的两河口，中央领导一字排开，布置会场，准备迎接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等人来开欢迎会。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努力营造的欢快气氛，被一场暴雨冲乱。

　　瓢泼大雨中，张国焘骑着高头大马，率领十几骑冲到会场，进入会场才下马。

　　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他们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原本等候在路边的油布下的他们，都走向雨中，主动迎上来。

　　从江西突围后的一路厮杀，加上淋雨的缘故，让中央红军的领导们显得格外狼狈。迷蒙的雨色，遮住了张国焘神色的阴晴不定，也掩盖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惊疑不定。

　　张国焘上前，与朱德，毛泽东、周恩爱等人一一握手，这些人，确实都是张国焘的老熟人了。

　　众人之中，毛泽东与张国焘认识最早，党内资历，也是最早。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国内宣讲马克思主义共产理论的，推崇南陈北李。

　　就是南有陈独秀，北有李大钊。

　　张国焘却是青年时代，少有的南北集大成者。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相识，是在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后的北大，牛人如云，才气纵横。

　　陈独秀接到蔡元培的邀请，也到北大讲学，于是李大钊，陈独秀齐聚北大。

　　当时的毛泽东，因为老师的推荐，获得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也仅仅是获得了向这些大师请教的资格。

　　这些大师中，胡适就公然无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唯有李大钊偶尔向毛泽东推荐一些书籍，解答一些疑惑，因此毛泽东也把李大钊视为革命导师之一。

　　尽管有图书管理员的身份，李大钊偶尔的提点，可在北大进步青年里，毛泽东依旧是一个边缘人。

　　相反，比毛泽东年轻五岁的张国焘，当时还是北大学生，可已经是意见领袖，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1921年，中共一大创党，李大钊和陈独秀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参会，如今的红军队伍里，一大代表，只有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三人。董必武此时还不是领导职务。

　　所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唯一在资历上接近张国焘的，只有毛泽东。可是哪怕同为一大代表，可是张国焘一直协助陈独秀担任党的组织职务，一直是创党初期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则是游走在湖南农村，领导农民起义，在党内领导职务上，依旧是核心与边缘人的关系。

　　如果只是靠一大资历，张国焘还没有自傲的资本，毕竟董必武也有一大资历，如今连领导职务都没有。

　　必须承认，张国焘是具备领导才能的。当年张国焘，被王明看中，空降到鄂豫皖根据地。虽然没有毛泽东“党指挥枪”的理论，但他实实在在的用党的权威，控制了这支工农武装。

　　后来听从中央的命令，将这支武装改组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是前敌指挥，陈昌浩是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的真正领导权被他牢牢攥在手里。

　　中央领导与张国焘的这次雨中会师，基层士兵都有见到亲人的欢愉感，可是裂痕已经在红军中上层缓慢扩大中。

　　2

　　枪杆子支撑的野心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矛盾，在会师之前，就埋下了。隐患就是张国焘前期对中央红军实力的错误预判。

　　张国焘原先是接到王明的指令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根据他和王明保持的通信得知，中央红军的实力在鄂豫皖根据地五倍左右。

　　张国焘改组红四方面军的时候，有六万人马，他和徐向前在川西川北打川军得心应手，部队越打越多，在会师之前，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

　　张国焘判断，中央红军原先是五倍红四方面军的实力，那就是三十万人，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应该到了四十万。

　　面对蒋介石的国军主力围追堵截，有所损伤，但是既然能够打败各路军阀，来到川边，实力应该不会损伤多少，减员后，应该还有三十万人吧！

　　于是中央红军来到会师地点，就看到了红四方面军处处张贴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标语。

　　这也不怪张国焘，红军经过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中央苏区的红军确实扩展到30万人，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大败，开始长征时，只有八万多人。

　　血战湘江，渡江后减员到3万。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每一场都是神仙仗，可是基本盘太小，每一仗又是生死血拼，虽然赢了，但是不断血战减员，会师时，中央红军只有一万多人。

　　中央红军是长蛇阵，分批次行军，张国焘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真实实力，但是通过中央纵队的人数和状态，和三十万，肯定天差地别。

　　张国焘于是在会师联欢会后，第一时间找中央红军军事负责人周恩来摸底，周恩来与张国焘，在领导南昌起义时，曾经闹过巨大矛盾，他也对张国焘的野心有所了解。

　　张国焘询问周恩来，中央红军到底多少人马，多少杆枪。周恩来生出警觉，并不直接回答，让张国焘猜测。张国焘判断三四万人，周恩来也不反驳。

　　张国焘没有摸到实底。并不甘心，于是又找到中央红军的领导人朱德。

　　朱老总是军人出身，直性子。工农红军就是朱老总参与指挥的南昌起义建立起来的队伍。

　　张国焘就是当时共产国际派过来直到南昌起义的“大人物”，所以朱德与张国焘相识已久，如今梁军会师，都是同志，朱德就说了实话。

　　“长征以来，一路都是血战，减员严重，如今只有一万多人马，八千条枪！”

　　什么？一万多人，八千杆枪？

　　张国焘脸色顿时黑了，我来会师，是准备抱大腿的。结果发现，我自己的八万多军队，就是最粗的大腿。

　　中央红军只带来了一万多人马，后面却带来了三十多万国军追兵。这种因为中央红军实力预判的偏差，不止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基层指战员，都有失落和不满。

　　张国焘在失落和不满后，继而萌发的，是压抑不住的野心。

　　张国焘没有“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样的理论基础，可是我八万多人，你一万多人，结果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你的人，我只一个人，那到底谁指挥谁？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继续北上，目标是建立陕甘宁根据地。

　　可是大军一路北上，张国焘走走停停，目标就两个，第一，要继续开大会，彻底清算博古，周恩来等人原有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

　　第二，要给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塞人，要将工农红军的干将，充实进领导队伍，并且向中央政治局直接提交了红四方面军要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庞大名单。

　　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张闻天，中央红军实际领导者是毛泽东，周恩来此时正在严重的肝病折磨中，晚年肝癌的病灶，也是这次肝病埋下的。

　　面对张国焘的要求，毛泽东和张闻天只能选择团结中斗争，坚持中妥协。

　　张国焘的理由天经地义，因为中央红军的遵义会议，仅仅反思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对党的总路线，没有探讨与批判。

　　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的发言已经扩大到了要追究中央苏区的政治路线的程度，可是博古反抗非常激烈，历数中央苏区建设中的一些成果，坚决不同意将军事问题，扩展到全盘否定。

　　当时遵义的中央红军，只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项英等人都不在，你在人家不在的会议上，全面批判人家的政治路线，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已经成熟到“要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优先解决主要矛盾”的程度。

　　蒋介石四十万大军还在合围之中，先把军事路线扭转过来，至于前面政治集体的苏区路线正确错误，留给历史评说。

　　遵义会议有了只批判军事，不扩大到政治的决议，可是张国焘非要翻过来，醉翁之意不在酒。

　　张国焘借用批驳博古周恩来等人的前期工作，要将几人的领导职务全部扒掉，换上红四方面军的人。

　　张闻天和毛泽东坚持不愿意将已经定论的决议再反过来，继续批斗博古等人，造成更大的撕裂。

　　既然张国焘全面批斗过去中央苏区政治路线的要求没有满足，那就只能在红四方面军多人进入中央领导层进行让步了。

　　行军了一个多月后，8月4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探讨张国焘要求改组领导机构的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事先磋商的名单：

　　提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3位同志为中央委员；提升何畏、李先念、傅钟等3位同志为候补中央委员；提升2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

　　这个幅度已经非常大了，在此之前，政治局委员包括张国焘在内，只有十一人，候补委员，只有五人。而此时的红军中，包括张国焘，政治局委员只有七人。

　　可是张国焘依旧不满意，还要继续增加红四方面军人选。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底线，是不能允许张国焘掌握政治局委员的大多数，因而坚决不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松口。

　　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和顾全大局，又作了有限的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为正式委员。中央稍后还决定，陈昌浩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最得力的陈昌浩，在党内和红军的地位急剧上升，并且徐向前掌握着最大的军权，张国焘总算同意了这样的人事安排。

　　3

　　谋天下与谋偏安！

　　毛泽东和张闻天能够容忍张国焘塞人进入政治局，想扩大个人政治影响力的企图，可是绝不能容忍张国焘不断质疑中央北上的行军路线，并且一次次在会议统一思想后，私自在基层指挥军官里搞串联，动摇红军北上的军心。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依旧决定了北上陕甘边区的路线，并且双方人马进行混编。

　　右路军有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红一红三军团，中央纵队，红四方面军有徐向前和陈昌浩，一个前敌总指挥，一个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左路军张国焘亲自率领，部队里有朱德以及红五军团的刘伯承，可以说这样的混编，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左路军和右路军在最初制定北上路线时，约好的是平行行军。可是很快，就变成了先后行军。

　　右路军，先一步经过环境极度残酷恶劣的大草地。

　　在红军行军路线上，张国焘至始至终，都有南下的企图。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红四方面军经过战斗减员和在四川的增兵后，内部以四川兵居多。并且，当时的张国焘已经有畏难情绪，如果国民党短时间打不赢，可以占领四川。

　　混得好，可以做刘备，至少做到三分天下，就算混的差，至少也是个张献忠，做一个拥兵自重的四川王。

　　第二，则是因为川军过去表现出的战力实在是太渣了，红四方面军怎么打都是胜仗，明明有一条更好的路，更好的成长环境，为什么要选择爬雪山，过草地，这条减员严重的九死一生之路？

　　毛泽东依旧坚持北上的军事路线，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四川盆地，环境确实好，利于偏安，可是一旦蒋介石在外面形成合围，红军将永远困死在四川。川军前期战力弱，是因为川军判断红军是要长征的，要转移的。

　　一旦红军被蒋介石困在四川内部，与刘湘的川军注定两个只能活一个，那么川军为了守护传承下来的根基之地，拼死一战的战力绝对是惊人的。

　　第二，就是中央红军宣布长征时的信念，一支远征军，能够支撑这支队伍人心不散，败仗不崩溃的根源，就在于信念。

　　中央红军长征的信念是什么？是北上抗日！中央红军，是被北上抗日的旗帜，凝聚在一起的。

　　结果在四川内部做四川王？做割据武装？失去信念的军队，一定会一战即溃。

　　党中央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北上路线，张国焘开会讨论行军路线，只能是输，于是决定来狠的。

　　张国焘多次以北上路途中的困难为由，要求转兵南下，最后被多次拒绝后，给右路军的陈昌浩发去了秘密电报。

　　当时陈昌浩正在开重要的军事会议，这封电报，交给了前敌参谋部的叶剑英。

　　叶剑英看到这封杀气腾腾的电报，心里一凉。他努力平复心中波澜，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会议室。

　　离开之后，叶剑英第一时间，将电报呈送给毛泽东。电报的内容依旧是要求右路军掉头南下，只是措辞里，有了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坚决执行的字眼。

　　特别是结尾，说道如果有不同意见，要“彻底展开党内斗争”！

　　这意思很明确，右路军中，谁反对南下，谁坚持北上，就可以把谁“斗争掉”！

　　叶剑英的这封电报警醒了毛泽东，可以说救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性命。

　　毛泽东后来多次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形容他遇到重大决断时，能够不形于色，果断处置。

　　毛泽东看完电报之后，要求叶剑英不动声色的返回会场，交给陈昌浩，然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连夜商量，最后决定红一红三军团与中央纵队，连夜北上，先走一步。

　　这天夜晚，是1935年9月9日，又是一个9月9日！

　　陈昌浩收到电报之后，立刻就去找前敌指挥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还没发布行军命令，就立刻接到了下属汇报：“毛泽东等人，带着红一红三的主力跑了，我们追不追，打不打？”

　　徐向前眼见红军分裂，痛不欲生，只下了命令：“没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然后彻夜难眠。

　　右路军虽然不打红一红三军团，可是毛泽东等人北上，还带了红军大学北上，红军大学里，有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骨干。

　　最后红四方面军就由李特，率军追赶，并且追到了毛泽东的断后队伍。

　　李特，有史料记载以来红军内部唯一一个拔枪指着毛泽东，要以分裂红军的名义枪毙他。

　　最后挡在枪前面的，是遵义会议以来，一直被批斗的军事专家李德。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他不允许红军内部内斗。他的地位特殊，李特只能收枪，但是依旧坚持，将北上中的红四方面军骨干，通通带回去。

　　分别之际，毛泽东说出了载入史册的临别赠言：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肯定会北上的。

　　你们南下，我们欢送。

　　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4

　　正确只会由胜利来背书

　　北上，还是南下？到底哪条路才是工农红军正确的路？

　　李特带领红四方面军骨干南下后，北上的红军里，没有了红四方面军的人，可是张国焘那边，却依旧控制着朱德，刘伯承等中央红军的将领。

　　随后，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

　　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于是，红军分裂后，党中央也开始分裂成两个。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一路遭遇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前方，是通往陕甘边区的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

　　此时，8.6万人再出发的长征队伍，已经只剩下八千人。而这八千人，终究成为了工农红军和全民抗战的火种，在陕北重新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同一时间，张国焘带着八万红四方面军南下，准备继续从软柿子川军手里抢地盘。

　　可是刘湘终于顿悟了，红军长征，如果是过路财神，那他欢送。如果是要在四川夺他根基，那他必然拼死一战。

　　几年后的抗日战争，百万川军出川抗日，血染站场，证明了川军不是没有血性，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要明确，他们为何而战！

　　当川军明确了是为最后的基业而战，张国焘的军队就没法像以前一样如鱼得水了。只是要打川军第一个县城，红四方面军，从八万，就被打到四万多。

　　减员严重，士气低落，红四方面军裹挟的红五红九军团，再次发出北上会师的声音。

　　残酷战争年代的正确，永远不是靠口头争论，靠会议决议确定的，永远是靠战场胜负证明的。

　　5

　　黑暗中的光

　　长征途中的草地大分裂，是毛泽东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也是党中央和红军面临分裂的至暗时刻。前有险关，后有追兵，内有内乱，外有残酷的自然环境。

　　所有人的心头，一片阴霾。

　　不止一个人内心动摇：红旗还能打多久？

　　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是最坚定的，最昂扬的，最乐观的。

　　在六盘山，他写下：“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在岷山，他写下：“阅尽人间春色”，“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在哈达铺，他写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吴起镇，他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在那段最黑暗的岁月，他的豪迈胸襟与对革命的坚定信心，是所有人，前行的阳光。

　　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被奉为信仰而成为正确。

　　是因为只有他能在失败与错误中，引领正确的路，才成为最坚定的信仰！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