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史上第一个双重间谍,51年临刑前,才说陈赓周总理知道

作者:读点历史 来源:读点历史 2024-04-02 983

五星红旗,是鲜血染红的。

流血牺牲者,有舍生取义,向死而生的战士;有身先士卒,带头冲锋的党员;

有饱读诗书,血荐轩辕的进步学生;有仗义执言,唤醒民族心火的工人领袖……

还有无名无姓的情报工作者,他们舍弃小我,潜行在黑暗里,与敌人刀锋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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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这样一个人,他曾是穿梭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的杰出间谍。他把个人荣辱藏进了乌云的缝隙,虽然身处无间地狱中,却满怀热忱地心向光明。

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个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特工,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功成身退,隐于市井中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在1951年的一天,他佝偻着身子倚靠在墙角,身上挂着个售卖香烟的木箱,低着头数着地上忙碌的蚂蚁,像是能看出花来。

这时有个男人走上前,叫道:“来包烟!”

话语打断思绪,他动作麻利的递去一包烟,准备接过钱时,却怎么也收回不来.

他茫然的抬起头,却听到对方开口道:“你是杨登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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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之一愣,还未有所回应,对方便嚷嚷开来,紧接着推搡与谩骂接踵而来,身上的木箱被拖拽在地。

等到他浑浑噩噩的被判下死刑的时候,他才吐出重重的一口浊气,却牵扯到已然破裂的嘴角:

“我是潜伏在国民党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周总理是我直接对接人。”

审理现场陷入死寂,明明审理的是恶贯满盈的特务头子,怎么一转眼就成了有功之人?

而这位杨登瀛又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呢?

今天,让我们带着敬意,拨开笼罩在他身上的深邃黑暗,看一看他矢志不渝的黑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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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雄厚,黑白通杀

杨登瀛,1893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和“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同乡。

他出生后仅一年时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岁时,他远渡重洋,就读于日本顶级学府早稻田大学,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校友。

毕业后,他回到了梦萦魂牵的祖国,致力于救亡图存,参加了五四运动。

日本的留学岁月,杨登瀛没有虚度光阴,学到了真本事,不仅日语张口就来,宛若一名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还对日本的各行各业,经济政治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调研,他想了解日本为什么进步,中国又为什么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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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他加入国民党。

1925年5月5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进步工人顾正红,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与李立三筹建的我党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他是与国共两党都有一定关系的,且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进步青年。

不仅如此,他和青帮的杨剑虹是同乡。俩人年龄相仿,又都怀揣着报国之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相交莫逆,情同手足。基本形影不离,食则同器,寝则同席。

年轻的杨登瀛风华正茂,一表人才,又是留学海归……政府背景,江湖背景兼具一身……黑白两道都有他一席之地,在整个旧上海都有一定影响力。

到了1925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上海向杨登瀛学习日语。闲暇之余,他们聊得都是如何救亡图存,何种办法才能救中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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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养山作为共产党员,总是乐此不疲地向杨登瀛传递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杨登瀛也孜孜不倦地向其学习取经。

久而久之,本身就擅长交际的杨登瀛,在陈养山的介绍下,认识了我党诸多进步人士,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

转眼间,到了1927年,蒋介石愈发按捺不住自己的狼子野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进步工人和共产党员。

三天时间,上海300多名进步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蒋介石那争权夺利的丑恶嘴脸,那排除异己,杀害进步人士的残忍行为,让杨登瀛忍无可忍。他大义凛然地站出来对蒋介石进行公开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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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正义的发言,碰到已经杀疯了的蒋介石政府,便是一不做二不休,杀一个也是杀,杀一群也是杀。

于是,他被蒋介石手下逮捕,关到了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可因为“关系太广,路子太硬”,到处都有人帮他说话,关了没多久,便由蔡元培出面将他保释。

在蒋介石一言堂式的高压政治下,空有一腔热血的杨登瀛报国无门,郁郁寡欢。

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杀不完,扑不灭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我党先后牺牲了李大钊、陈延年等多名杰出领导人。

而在监狱里的时光,让杨登瀛静下心来,不断地思考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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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想到陈养山曾经给自己讲过的马克思主义……渐渐地,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和坚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在他的心中,燃起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星火。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结束,蒋介石成功窃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成果。他安排了大量自己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和他利益绑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彻底地站到了台前来。

以陈立夫为代表的陈家,主要负责情报特务机关。而孔宋两家主要负责人事和财政机关。

陈立夫本就是社团出身,1928年春,已经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他,十分看重青帮在上海地界的影响力,想拉拢青帮为特务机构服务,便任命杨剑虹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的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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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陈立夫给杨剑虹的官不大,从哪论都是个九品芝麻官,国民党随便拉出来个人,官帽子都比杨剑虹的威风。

但怎奈何这个位置十分关键,手握生杀夺予大权,是实打实的实权衙门。陈立夫旨在要把杨剑虹发展成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头子。

抓谁,审谁,打谁,杀谁,杨剑虹大可一言决之。

而这种特务机构,在国民党内也是刚刚成立,人手紧缺,恨不得把人都当牲口用。上海是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进步思潮一波接一波,源源不断;进步人士如同雨后春笋,到处冒头。

尤其能在上海生活的人多数都有点背景,身后往往还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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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直接给初来乍到的杨剑虹累的脑瓜子嗡嗡的。

没得办法,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兄弟杨登瀛,便打算拉兄弟下水。而杨登瀛作为进步人士,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对蒋介石的种种暴行深恶痛绝,对这种上不得台面的特务行为更是嗤之以鼻。

可江湖儿女,义字当头,一方面是好兄弟的邀请,一方面是自己的个人坚守,杨登瀛陷入了自我挣扎。

他知道,一旦答应杨剑虹,开弓便再也没有回头箭。国民党内部肮脏不堪,争权夺利,一入江湖,便是身不由己。

在这种烦闷的心情下,他找到了曾经向他学习日语的共产党朋友陈养山。陈养山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建国后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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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这个消息后,以高度的革命热忱和敏感度,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我党情报专家陈赓。

陈赓得知此事十分重视,马上向陈养山详细问询了杨登瀛的具体情况,这个人是否可靠,专业水平过不过硬,对于人际往来有没有自己的独到心得……

经过询问,陈赓愈发觉得陈养山描述下的杨登瀛是个干间谍的奇才,最难能可贵的是,杨登瀛内心有自己的坚守,有自己对救亡图存的理解。

说不定,他将对我党的谍报工作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便又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我党谍报工作最高领导人周总理。

而当周总理得知杨登瀛的存在后,顿时喜出望外,要知道,能在敌人情报机构中安插一个间谍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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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即表示,这条线必须要利用起来,以后杨登瀛这边,由陈赓单独联系。作为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间谍,杨登瀛有什么需求,让他尽管提,我党尽最大能力满足。

就这样,到了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

杨登瀛敞开心扉,谈到自己不想给国民党当特务,他对这种背叛自己内心的所作所为十分厌恶。

而陈赓言真意切的诚恳话语,彻底打开了杨登瀛的心结——只要能让国家变得更好,干什么不是干呢?

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为了支持他的谍报工作,党组织不仅给予了初始活动资金--一根“小黄鱼”,就连以后每个月都会给他300大洋当做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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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赓的会面后,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陈赓用坦诚的态度,打消了这个甘愿为国献身,化身黑暗行者的他,那最后的疑虑。

不久,为了符合他的身份好办事,党组织还为他购置了一辆汽车,当做出行工具,包括他身边辅助工作的助理秘书,也都由中央特科专门调派人手过去的。

就这样,杨登瀛一门心思的收集情报,将国民党对我党将要实施的抓捕和围剿的各种动向,源源不断的递了出来。

1930年,杨剑虹因青帮内部的派系斗争而命丧黄泉。

中统特务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杨登瀛在之前的工作中,尽职尽责,堪称滴水不漏,便任命他接任杨剑虹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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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亲至上海,郑重其事地将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递给杨登瀛,上面白纸黑字“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杨登瀛被顺理成章地推到了台前。

他本就是风流倜傥,长袖善舞的人精,这次任命让他在旧上海的权势更大,在上海,他正儿八经的成为了,跺一跺脚地面都要震三颤的人物。

而杨登瀛一个上海特务都有此滔天威势,那全国特务头子的职位(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更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

这个位置的竞争异常激烈,眼红的人太多了。没办法,想抓谁就抓谁,抓谁都有民国政府的正经手续,讲理都没处讲。张道藩、钱大钧、徐恩曾都担任过这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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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杨登瀛的上司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如跑马灯一般地闹哄哄,每过一段时间,就不知道花落谁家。

可无论是谁坐这个位置,杨登瀛都能和他们搞好关系。该送钱的送钱,该吃喝玩乐的吃喝玩乐,该帮忙办事儿的帮忙办事儿。

他凭借自己察言观色地本领,总能投其所好,找到领导们的心头好。尤其是张道藩,更是把杨登瀛视为自己人。

他曾经安排杨登瀛去杀掉自己的政敌,政敌死后,张道藩平步青云,直接在国民党高层站稳了脚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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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

对陈立夫这位大BOSS ,杨登瀛则是另外一套攻势,他带着陈立夫声色犬马,吃喝嫖赌,夜夜笙歌,把旧上海的纸醉金迷让这位领导体验了个遍。

而徐恩曾又是陈立夫的表弟,对这位表哥面前的红人也十分照顾。

他曾对杨登瀛说:“钱的方面,中央是依从你的。”

不仅在工作上大开绿灯,而且又私下送了杨登瀛两部曾国藩家书,以示拉拢之心。

旧上海租界林立,十里洋场恨不得有一半儿是外国人的地盘,国民党与这些外国人势力接触,也十分小心翼翼,生怕小事儿酝酿成大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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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在租界的巡捕房中,也有自己人,因此,国民党上级安排他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而我党中央特科也需要租界内的相关情报,因此杨登瀛便开始在心中琢磨了起来。

他没有直接登门拜访,那样百分百会被拒之门外。他在等,等一个机会,等英国佬主动求到他这儿来。不出所料,没过多久英国佬的走狗谭绍良便找到他帮忙。

原来,是两个英捕房的人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就在谭绍良找他的第二天,这两个人就被放出来了。

而等到杨登瀛上门时,英捕房的兰普逊探长已经认识到了他的能量。一为结交,二为感谢,豪爽地拿出200大洋,直接塞给了杨登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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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情此景,杨登瀛面不改色,又大大方方地把钱推了回去,说道:“咱们这关系,这点事儿叫事儿吗?”

杨登瀛讲义气,够朋友的形象,在英国人心里是彻底站住了。为了投桃报李,兰普逊逢人便说,巡捕房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接触,在旧上海又大大的让杨登瀛火了一把。

渐渐的,杨登瀛成了英国人的坐上宾,隔三差五就去英租界的巡捕房喝喝茶。而交往愈多,杨登瀛对日本国情的精准判断,更是惊艳了兰普逊。

彼时,英日两国为了在华利益闹得很不愉快,英国需要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杨登瀛对日本的分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让对日本知之甚少的兰普逊啧啧称奇,于是便力邀他担任巡捕房的顾问。特批他在租界办案时,可以先斩后奏,人先抓,手续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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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瀛利用自己的阅历和情商,成了租界里说一不二的中国人。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党早期优秀的领导人,擅长组织农民运动的彭湃在上海被捕。而彭湃的行踪是谁泄露的?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担心这个潜伏的叛徒继续出卖我党,陈赓十万火急地找到杨登瀛,命他用最快的速度,一定把这个人揪出来。

杨登瀛在国民党内到处打听彭湃因何被抓,几天之后,他为陈赓提供了一个叫白鑫的名字。经我党调查后,白鑫正是出卖彭湃的叛徒。

彭湃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居然因为一个叛徒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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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

为了铲奸除恶,杨登瀛告诉了陈赓,白鑫的住址和行踪——和合坊43号,11月11日将逃亡国外。凭借此重要情报,白鑫被中央特科顺利除掉。

除了白鑫以外,我党戴冰石、陈慰年都被国民党收买,成为了叛徒。这些人都在杨登瀛提供的信息下被顺利除掉。

1929年11月,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得知此事,急匆匆地赶过去,谎称任弼时是自己的手下,打了个哈哈,将此事揭过。

经他多方奔走,任弼时一个月后就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1930年,中共叛徒黄弟洪贪恋荣华,致信蒋介石表示自己要“归顺党国”。

他把手上掌握的与周总理的见面时间、地点作为“投名状”,力图在国民党这里换得高官厚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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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瀛得知此事,坐立不安,马上将黄弟洪叛变的消息递了出去。正是他的情报,叛徒黄弟洪被铲除,周总理得以平安。

1931年,我党早期领导人关向应在租界被捕,其随身携带的我党机密文件随即被搜走。不幸中的万幸,兰普逊不认得中国字,看不懂文件上写什么。

而更万幸的是,兰普逊找到了“至交好友”杨登瀛让他帮自己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杨登瀛看到文件,浑身一个激灵,马上联系了陈赓。后来,我党安排地下党员到巡捕房中将文件“掉包”,就这样,在刀下保住了关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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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杨登瀛四处游走,请律师为关向应保释,最终保全关向应平安。

他不仅积极地往外传递重要信息,奋不顾身地营救被捕党员,他还利用手上的职权,把许多我党的谍报工作者安排到国民党内。

诸如著名的“龙潭三杰”的钱壮飞,之所以能顺利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的杨登瀛,成了市井小巷里的一个贩夫走卒,靠着每日在街口卖香烟养家糊口,望着大街小巷飘扬着的五星红旗,他是心下安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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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被买烟的人认出来,估计他依旧会过着这样平凡的生活。

而他在审判场上,不得已说出的那一句:“周总理能为我证明。”

估计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那个在国民党内部,为共产党源源不断输送第一手情报的人,那么多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为有了他的帮助,才得以枪下脱险,旋即又开始新的征程。

而国家也没有忘记他,在杨登瀛的身份被证实后,国家正值“三反五反”阶段,但还是提出由地方政府给予了他每月150-200元的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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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瀛,只是无数谍报工作者中的一员;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永远不会留下姓名的人;

他们,在岁月长河中,坚信中国一定有光明的未来;

他们,燃烧自己,用微弱的火光,点亮整片天空;

他们,潜伏在无间地狱,孤身摸到敌人的心脏,只为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

他们中一些人,能看到光明的到来;而另一些人,则永远倒在了黑暗里。

当国民党的大刀砍向他们时,他们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只因他们心中有永恒不变的信仰和追求。

谨以此文致敬那些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的无数谍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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