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扔向党和人民的一捆集束手榴弹

　　今年第五期《炎黄春秋》就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集中刊登三篇文章。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显然是针对去年中央印发的一个文件而来的。那个文件义正词严地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深深地刺痛了《炎黄春秋》诸位先生们的神经，于是他们就恶狠狠地、气汹汹地反扑过来。他们的目的想形成一个气候，大有把对手整个压倒之势。

　　多年来，在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原则分歧。《炎黄春秋》的三篇文章先是从历史的渊源上摆弄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由来，既声称历史虚无主义同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相交织，又同庸俗社会学掺杂在一起。在“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文中，把历史虚无主义追溯到宗教和共产主义头上。作者声称基督教把不存在的、设想中的未来作为参照系，儒教同样把历史终结在未来，又硬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基督教、儒教一样，同样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说什么基督教把人的全部历史看成“都是黑暗的、虚无的东西”，共产主义也是“用两头(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来否定中间”，因此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于是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共产主义“显然是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作者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个教授，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在他的治学、研究过程中，竟然认为共产主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那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也虚无掉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顺着这条思路，作者提出“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迄今社会为止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并着力攻击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政治权力相结合带来的各种后果。说苏联“利用政治高压把极端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否定人类探索和实践了几百年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价值”，“否定了历史更加悠久的自由经济制度”，“在文化上，否定了以往的一切文化创造”，“把人类的从古代文明到眼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漫长历史完全地虚无化，将其贬低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一堆垃圾”。作者激烈地发泄着内心不可告人的情怀，用谎言叠加谎言，谣言交集谣言，真是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无论是追溯历史渊源，还是攻击苏联模式，作者又把文章做足在中国身上。说什么“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比原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党“在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承脉络上十分清晰”。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一文中，另一个作者则进一步攻击“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新时期并没有偃旗息鼓”。而那位北大教授的文章则认为我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并没有批到问题的关键”。十分显然，《炎黄春秋》把自己挤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队伍中，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矛头所向与我们党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满不是一回事。他们举持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帜，而多年来干尽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攻击党的领袖的全部勾当。

　　《炎黄春秋》这组文章，着重点各有所异。特别值得注意的也是格外阴损和刻毒的是郭世佑写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一文。作者此文草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匆草于今年4月15日，立即刊印在今年第五期上，此文是《炎黄春秋》急约的，可见《炎黄春秋》对此文的渴待，也足以引起人们对此文的关注。作者在海外，以他“感受”到国内在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的争辩，其中一种是说，“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对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有问题”，“是别有政治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相当的危险性……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国情教育、历史教育，才能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作者引述上述一大堆观点，可千万不要认为作者是认同这些观点的，作者的立场站在被批评者一边则是很清楚的。作者认为，对待历史采取虚无主义，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不同态度”，是有人故意把话说得“惊心动魄”，甚至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情况属实，需要提交司法程序”，这是蓄要同持上述观点的人打官司了。

　　作者对近20来年围绕历史虚无主义的激辩中站在同党对立的立场上。作者引述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一说是一场激辩的“发动”。这里，人们应该把他们说的整句话补齐。那就是“告别革命”后，还有两组词：“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在李、刘的词典中，革命是要不得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躲之而唯恐不及，作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应该把它消解的一干二净。对于这翻谬论，我国思想理论界早就将之批得体无完肤了。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认为我国中国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是用狼奶来喂养中学生。这一教育界、史学界、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冰点事件，也被冰点专刊后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澄清了历史是非。作者对持西方列强入侵，对近代中国影响放在第一，以及把“近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意义”说出一个“不”字的人(按：作者对“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和“伟大意义”两词都特意加上了引号)被指为历史虚无主义，作者的倾向性也是明白的。作者还特意把那种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现代文明”的观点点出来，其倾向性也是明显的。作者当然完全不会认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对中国人民说来是真理般的判断了。作者现在站出来把这些历史旧账一一抖搂出来，要为之一一叫魂了(当然，作了一些包装，什么对唯物史观的“不同态度”啦，“学术之争”啦，等等)。所有这些被一些人拼命宣扬、放大的观点不是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呢?至于从去年以来在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当然，不仅是这两界)展开的对西方宪政问题的批判，在批判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宪政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政治体系、政治架构，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三个自信，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对此，当然是完全对不上作者的胃口。

　　作者为历史虚无主义谬论作辩解，在讲到所谓争辩的症结时提出两个论点。一曰“批判对象未必存在”，“批判对象是虚的”。说什么有的“还没搞清楚这个名词的本义或内涵究竟是什么，就开始批判别人，先发制人，这就更糟”。这是什么话?把历史教科书当作狼奶，其本义和内涵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批判这种“狼奶”观，虚在哪里?批判那种否定建国后前30年的成就，怎么是虚的?要推倒党的领导，改写中国历史，借学术之名，实施改制灭国的政治图谋，却攻击批评者混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说成是什么“一锅煮”。明明是历史虚无主义无疑，作者却说什么“如果把不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拿到学术论坛示众，当作批判对象，当心自己会落入学术虚无主义的泥坑”。历史虚无主义已经被马克思主义验明正身无误了，却又反过咬你一口，说什么你是“学术虚无主义”，这吓唬谁呢?恫吓谁呢?究竟谁落入“泥坑”呢?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容否定。谁想否定也否定不了。你思考这种存在本身的问题也好，不存在的问题也好，它却实实在在、硬硬朗朗地存在着。作者故弄玄虚地说：“若就历史存在而言，问题就更多。……对近代史的概述是否定完美无缺?”“毛泽东构建的革命史观是否真的完整和科学?如果缺陷真的存在，要不要修补或克服?”作者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客气、太谦虚了。什么“修补或克服”，够用吗?你们不是彻底虚无，彻底否定，恨不得连根拔掉吗?你们不是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全世界都承认的二十世纪东方世界的伟大事件，都视若无睹，不予承认吗?但是狠话还在后头，作者血口喷人地攻击对这种反唯物史观的历史观的批评是来自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来自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举国宣传体制的支撑”。矛头对准党的领导，对准我们的制度，够清楚了。作者说：“对那些热衷于投入没有对手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战的作者(包括参与意识形态管理的论者)，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就是虚无主义者”。瞧瞧，你批评我是虚无主义，你自己才是虚无主义呢。作者说别人“常常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结论，使人无所适从，啼笑皆非”。仅举一例。作者说什么“一边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意义的真理，一边反对普世价值”，作者一定为此很得意，这下把你们“将”住了吧。其实，作者在这里是故意偷换概念，混淆是非。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能放在一起对比。前者是指的社会发展规律。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经过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一条铁律。你顺着这条规律也好，逆着这条规律也好，这条规律都要运动下去，谁也避身不开。而我们反对普世价值，是指的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蓄意抹黑我们党、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蓄意把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那一套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来。我们从不反对民主、自由、人权。我们坚决反对的是那种西方式的只有剥削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而无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以及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90%的人占有10%社会资产，10%的人占有90%社会资产那种剥削、掠夺、吃人的罪恶制度。事实清清楚楚，道理明明白白，作者故意混淆不同概念没有为自己捞到一棵稻草，让人啼笑皆非的，正是他们自己。至于说什么政治与学术“一锅煮”，那只是一种诡辩，一种讹诈，是以学术为掩护，打出一张张政治气味十足的牌，抛出一条条错误十足的主张。你揭露了他的底牌，他就说你政治学术“一锅煮”;还说什么某些争论放在“走什么路”的标题下，“区分正误，仲裁是非，是文革遗风”。帽子好大啊!为什么不应该讲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自己的选择，否定中国人民的选择，为什么就不应该提到道路问题上来“上纲上线”?说这就是“文革遗风”，那么中国人民坚守三个自信都成了文革遗风了，荒谬若斯!

　　作者在谬称政治学术“一锅煮”时，还捎带攻了一下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杨度。说什么杨度“经常攀附权力，东撞西碰，不得要领，才情浩气付东流，可谓教训”。作者以杨度来影射、嘲讽一些忠于唯物史观的同志。但这些同志并未攀附权力，而是攀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真理，用不着东撞西碰，而是牢牢把握真理的要领要旨，对真理一认到底，无怨无悔，并未付诸东流，而是出于历史、信史。杨度一生坎坷，虽有“帝师”之行止，事过袁，但后来投向孙中山，最后弃暗投明，“攀扶”马列，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晚节可嘉。对杨度之贬斥，恰恰表明作者大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嫌。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装模作样地提出三点建议，口称善意，却实实在在没安什么好心。作为建议提出的铺垫，作者侈谈了一通近代史的复杂性：既有史料之浩繁，又有政治因素与利益之“干扰”，含沙射影地说什么历史“既不是胜利者的战利品，又不是胜利者的宣传品”，声称要找出“近代史的真经验真教训”，“不卑不亢地走向世界”。什么是真经验真教训，怎样才算得上不卑不亢地走向世界?作者断言：无论是历史客体存在的研究者还是历史学主体存在的研究者而言，“还找不出几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者，李鸿章也罢，袁世凯也罢，都是如此，爱国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同没话找话差不多”。这就是说李鸿章、袁世凯都算不上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了。就是说谁说爱国也好，不爱国也好，都是无话找话，瞎费劲，瞎折腾，瞎忙活，都是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无所谓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作者一句话，彻底把“爱国主义”虚无完了，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看来，这就是他们的“真经验，真教训”了。凭着这样一种心态，作者提出的三点建议，能被认为是出于善意的吗?作者的建议之一是认为体制要改革迫在眉睫。作者强调近几年围绕宣扬历史虚无和批判历史虚无的争辩是“没有敌人的战争”，也就是说是一场无的放矢的较量。这句话前文讲了半天了，这里又作为建议提出来，人们必须作出认真回答。这就是说，共产党成了堂吉诃德，手执长枪，同并非是敌人的风车大战一场，这就是一场所谓“没有敌人的战争”了。这样一些完全不靠谱的话居然印在《炎黄春秋》的纸张上，倒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了。作者还认为，如果以为某些社会思潮可以影响学生，就是低估了学生。那不啻说，可以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这股毒流任意泛滥成灾，肆意毒害青年学生了。如果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去变革现行体制，那就必定要变到普世价值窠臼里去了。之二，作者认为对待学术问题的心态要调整，“不要轻易把‘主义’搬出来”。其实作者的本意并非要把资本主义这个“主义”雪藏起来，这方面的货色，作者们是不遗余力使劲兜售着的，作者的本意是要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主义”彻底地严严实实地雪藏起来，永远不要搬出来，不是这样吗?作者恶狠狠地说，仗着“主义”来批评人，“同‘仗势欺人’没有什么区别”。还说：“不要在学术问题上搞党同伐异”。这不是指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鼻子骂街吗?第三，作者认为“论据要充足”，“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只讲论点，不讲论据的人是不讲道理的人”。谁最讲事实，谁最不敢讲事实，惧怕事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讲事实，反唯物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最害怕事实。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伟大成就，让全世界跌破眼镜，这是事实。如果没有建国后前30年打下的基础，后30年的成就是不能设想的，这也是事实。前30年打下的基础，其伟大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没有前30年的基础，就没有后30年的高楼大厦。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讲一点理性，都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偏偏有人被偏见蒙住了眼睛，睁眼不见事实，说什么前30年“一无是处”、“不堪回首”。这后半句“名言”正是《炎黄春秋》一个“大佬”说的，如果不是极端无知，就是完全站在敌对势力的立场上说话。现在倒是要问，在这场大是大非的争辩中，究竟谁最讲事实，谁最怕事实，谁最讲道理，谁不讲道理呢?

　　《炎黄春秋》是娴于耍弄小聪明，玩弄小计谋的。但往往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一次抛出的一组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又是在耍弄小聪明，但也无非是转移视线、反咬一口;妄图挖共产主义祖坟;扰乱视线、虚化批判对象;以历史虚无主义来反历史虚无主义;以至为某些亡灵招魂等等，如此雕虫小技，实在不足道哉。中央批评历史虚无主义，针对什么，你们明白得很。你们多年来干下的种种劣迹恶行：否定党史、否定新中国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建国后前30年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说是否定党的领导。你们用一系列的否定，支起了你们这座历史虚无主义的破落门庭。“欲去其国必先去其史”。你们搬出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剥削阶级武器库里的破烂武器，力图把党史、共和国史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去了，虚无了。于是，就为引进西方式的普式价值、西方式民主、自由等等打开坦途通道了。当前，当着你们的种种丑行全裸于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狠劲反扑过来，你说我搞虚无，我说你们才搞虚无呢。你们把文革从人们集体记忆中抹去，变为一段历史空白，使社会集体失忆。你们得意洋洋，以为这下抓住了共产党的把柄，使之陷入两难困境。其实，《炎黄春秋》诸位先生们，你们高兴得未免太早了。正是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以大无畏的勇气，通过了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的发动、恶果等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深刻的揭露、分析和批判。白纸黑字写着，看看谁能把制造历史空白，制造社会集体失忆这样的罪名加到党的头上来。你们采取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伎俩，真是无耻、可恶到了极致。

　　《炎黄春秋》上述三篇文章放在该刊“一家言”的栏目中登出，表明《炎黄春秋》是当下中国社会中与党、与社会主义制度唱对台戏的一家。这三篇文章是扔向我们党、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黑色集束手榴弹，是杀党杀人民的凶器。但是他们不会想到，也不愿想到，他们这番“行为艺术”恰恰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201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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