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系列挑战，开展政治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作者：江涌来源：《国有资产管理》 2018-02-18 4000

政治安全攸关我们党和国家安危，其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维护政治安全的主要任务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网络等领域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以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也会反作用于政治安全。

一、违背政治规律是最大的不安全

近代以来，主权国家政治越来越集中为政党政治。政党是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政治生活得以展开的核心要素。政党，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组织，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针对相关国家治理和重要社会议题，政党通常都会表明主张，订立政纲，展示愿景。现代政党形形色色，因为所代表的阶级不同，而表现出的先进性或庸俗化可能会有极大差异，或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是政治选举的工具，或是部分人群牟取私利或谋求公职的工具。政党通过选举或革命等形式成为执政党，然后组建自己的政府，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贯彻实现党的政纲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

现代国家政府有多重职能，集中体现在不同层次的阶级专政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阶级专政职能是取得或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代表本阶级即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各种权力机构(暴力机器)，对被统治阶级实现专政，对本阶级实现民主，为本阶级利益服务，为本阶级谋福利，以此来不断夯实自己的阶级基础(以民为本)。公共服务职能，即执政党为本阶级服务的同时，也要为大众服务，甚至要为不支持或反对自己的选民、大众服务，实现基本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气象氛围，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以人为本)。

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现代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超越(或高于)阶级专政职能，而且要淡化阶级专政职能，凸显公共服务职能;鼓吹执政党是全民的执政党，总统(总理)是全民的总统(总理)，政府是全民的政府。实际上，西方资产阶级都很清晰政府的公共职能与专政职能的区别，一方面，为顾全民主选举的政治形式，照顾大众的观感与利益，尤其是出于争取“中间选民”的需要，往往会兑现部分选举承诺，搞些“人心工程”;另一方面，尽心竭力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尤其是垄断资本服务，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当民众的政治权利表达(如1932年一战老兵挺进华盛顿、1981年航空管制职员罢工、2011年知识分子“占领”华尔街等)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时，便毫不犹豫使用暴力机器进行镇压。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者，偏听偏信，模糊了公共服务职能与阶级专政职能，相信公共服务职能真的超越(或高于)阶级专政职能，抽调了人民的政治属性与阶级属性，天真地搞起全民党、全民政府，从而犯下颠覆性错误，最终政权丧失，制度崩溃，国家分裂。

跨越真理，有时只有半步，也会成为谬误。阶级是客观存在，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阶级斗争熄灭论”，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过犹不及。“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1]实际上，倘若失去了阶级分辨能力，往往也就失去了政治方向，失去了执政方向;模糊了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也就不清楚自己从何处来，身在何处，向何处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地位决定阶级性质，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性质决定着政权性质。苏联东欧等国的共产党曾经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政党，但是一旦其所立足的经济基础、所代表的阶级悄然发生蜕变，政权的性质必然随之改变，最终都被本阶级进而被人民所拋弃。“我们党只有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同时又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实现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使命。”[2]中国政治领域最大安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社会主义制度持续牢固——的最大威胁，应当是来自对基本政治规律的认知模糊与悄然违背，因此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3]的政治立场，牢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4]。

二、与否定歪曲党的基本路线作斗争

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富强、民主、文明”微调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基本路线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理论思想界及舆论宣传领域出现了一种倾向：或片面强调“一个中心”，而有意无意忽视“两个基本点”;或片面强调“改革开放”这一个基本点，而有意无意忽视“四项基本原则”另一个基本点;着重突出“坚持党的领导”一项，而有意无意忽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外三项。

这类倾向是错误的、有害的、危险的。“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5]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把 “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我们国家的“根”，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党决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6]，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7]

在四项基本原则中，人民民主专政多年来不断遭遇各种各样的诋毁污蔑，有鉴于此，党内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宣传工作者往往对此冷处理，有意无意加以淡漠忽视。但是，人民民主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对人民实现民主，对敌人实现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8]

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指出，阶级与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发现，不是他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9]列宁则进一步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0]邓小平特别强调：

“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他(指马克思——作者注)的理论中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无产阶级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11]

对基本路线于党于国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概括，“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12]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复了胡锦涛同志的讲话：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13]

三、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

贪污腐败于人是恶，于国是祸。贪腐问题迄今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史，有公权，而又有私心，就必有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没有有效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执政党要改善形象，想长期执政，就必须毫不含糊地反对腐败。反腐败不可能一劳永逸，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一旦放松了警惕，腐败现象就会卷土重来、重新蔓延。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贪污腐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国家安全的心头大患，“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1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安全。然而，干部队伍的腐败严重侵蚀党的肌体，败坏党的形象，损害党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

应对系列挑战，开展政治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上率下，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制定和落实“八项规定”入手，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纠正“四风”，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一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党纪国法，如此，反腐倡廉工作取得重大成绩，初步赢得了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人民信任的良好政治生态。

2014年，中央巡视组公布的问题清单中，指出一些地方“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基层反腐败斗争形势比较严峻”。西安市一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利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为自己牟利，单笔受贿就达5000万，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元。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受贿9000余万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原会计挪用资金1.19亿元。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经理，一名副处级干部，被调查时家中搜出1.2亿现金、68套房产、37公斤黄金。……一例例小官巨贪，触目惊心！

相比远在天边的“大老虎”，群众对身边的“小苍蝇”感受更为真切，也更加痛恨。对于它的危害性，有人甚至用“蝇贪猛于虎”来形容。如果基层腐败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势必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2016年1月，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15]

事实表明，反腐败斗争不仅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还有利于改善社会生态与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正常调节作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6]

当前已经进入反腐败斗争的关键阶段，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17]

四、争取民心是输不起的斗争

抗战时期，到过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向蒋介石夫人感慨在中国居然还有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群存在，宋美龄女士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味道。国民党正是沉湎于“权力的味道”而“无官不贪,有吏皆污”。著名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可谓“抢尽了资财，失尽了人心”，由此失去了大陆，失去了政权。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同志有一段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先生问，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励精图治一片新气象，但是好景不长，便人亡政息，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向背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国民党失去人心，失去大陆;共产党赢得民心，取得政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只要我们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就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19]反腐在于健康党的肌体，纯洁党的队伍，正在于赢得人心，凝聚民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人心向背”这四个字，明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这个大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效果怎么样，人民的心中自有一杆秤。人心向背是最公正的砝码，也是唯一的砝码。[20]要跳出“历史周期律”，要赢得党心民心，党风廉政建设就没有休止符，反腐败斗争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同人民打成一片是我们永远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重要保证。“全党同志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我们的工作和决策必须识民情、接地气，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21]“全党必须牢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2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争取人心、民心，最为重要的是，争取年轻人的心，确保青年跟党走。“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2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历史的重任，寄托在青年人身上。青年尤其是青少年，是人身的软泥阶段，孺子可教。“着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和帮助青少年成长成才，团结教育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24]

五、积极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演变、反遏制、反分裂的斗争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多元化、多样化是世界丰富多彩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25]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平等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客观条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分散了人类社会发展风险，促进人类社会共同进步。

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总是努力竭力将自己的意志(如所谓“普世价值”)强加于人，依照自己的设计(如所谓“华盛顿共识”)改造他人，而且往往是己所不欲，硬施于人。这是任何一个有民族尊严、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很多中小国家，由于历史、地缘以及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往往委曲求全，不得不接受西方大国的不平等安排。倘若拒绝接受，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渗透、颠覆、演变、遏制乃至分裂，无止无休，直到达到霸权与强权目标。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文明大国，中国有独特鲜明的个性，有辉煌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意志与责任，因此中国不可能逆来顺受，不可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接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不公正安排。“我们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演变和反演变、遏制和反遏制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我们必须高度清醒，坚持以两手对两手。”[26]

学界一般认为，1946年2月22日的乔治·凯南电文，以及1946年3月5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拧紧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螺丝钉，标志“冷战”的开始，标志着无硝烟战争——“和平演变”的开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付非西方国家的一个利器，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身不由己地替代了苏联成为“演变”与“革命”的主要对象。而且，中国越是发展壮大，西方就会越焦虑，就越要加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对华“演变”与“革命”愈发紧锣密鼓。

应对系列挑战，开展政治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我们块头大、分量重，我国快速发展必然会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引起国际社会各种反应，正所谓‘树大招风’。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任何国家超越他们，尤其不愿看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其不同的社会主义中国赶上和超越他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随着我国经济总量日益逼近世界第一，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必然会加大力度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加紧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千方百计对我国发展进行牵制和遏制。”[27]这就决定了中同西方国家在交流合作的同时，必然存在着较量斗争，而且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和不可调和的。

在同国际反华势力以及境内外敌对势力的长期斗争中，除了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演变和反演变、遏制和反遏制斗争之外，还有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台独’分裂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达赖集团加紧在国际国内进行分裂活动;‘东突’民族分裂势力暴力化倾向进一步加剧，变本加厉在新疆策划和制造暴力恐怖事件”。[28]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分裂势力从事的分裂活动有国土分裂、民族分裂与政治分裂，三者相辅相成，以政治分裂、民族分裂最终达到国土分裂的目的。民进党搞法理台独，港独否定“一国两制”，藏独疆独势力不断煽动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民族主体相对立。“要加强新形势下反分裂斗争，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最大限度团结各族群众。要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多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要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29]

六、与资本操纵做坚决斗争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属性，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判断一个特定事物的好坏，总是要放到一定的时空、具体的条件下。对待资本也应如此。然而，曾经一段时期，我们视资本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而如今，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牵引下，在“闷声发大财”的思路引领下，资本则被套上圣灵般的光环，招商引资，拥抱资本，差不多成为很多政府部门而且近乎所有地方的不二选择。

资本具有双重属性，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一方面作为“财富的魔法师”，通过不断的积累增殖而创造或转移财富，另一方面则是“撒旦的磨坊”，碾碎一切美好，破坏自然，败坏道德，损害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所以，资本是个复杂的东西。就一般经济视角看，是一类资源、生产要素，应当是个好东西;从人文视角看，绝对是个坏东西，著名作家狄更斯笔下那个“悲惨世界”就是资本肆虐的世界;从政治视角，可能是个好东西，也可能是个坏东西，权钱历来都是“孪生兄弟”，人民政府可以用钱给大众办好事，腐败政府则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资本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原始资本来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岂止是一般的坏东西，简直就是一种罪恶。

因此必须节制资本，尤其是要节制垄断资本。所谓“节制资本”是指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节制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节制资本与权力联姻，使权力、民力与钱力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节制资本”是个老话题，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也是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先生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民生主义之要义，即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土地国有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既能“防资本家垄断之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30]但是，“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31]

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引用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声明：“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节制资本”的思想，中国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是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观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长期内嵌于社会。近代以来，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独立的市场很可能成为“撒旦的磨坊”，所谓“市场化”就是任由市场调节，任由资本主导，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逻辑，垄断资本不仅要操纵国计民生，还要操纵大众媒体与社会舆论，操纵政治政党政府，即要垄断一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节制资本，还要驾驭资本。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同时，中国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也前所未有，要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必须要成功经历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在“四大考验”中，能否驾驭资本，成功经历市场经济考验至关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32]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等地拉票贿选、破坏选举的案件，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习近平总书记由此谆谆告诫，各级党委要从这些案件中吸取教训、反思症结、查找疏漏，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换届纪律。他严肃指出，要坚持零容忍，对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买官卖官、官商勾结、资本操纵、干扰换届、破坏选举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33]

注释：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2月17日)。

[2]习近平《改革开放三十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2008年9月1日)《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编，第74页。

[3]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4月28日)。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5]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2016年9月29日)。

[6]《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547页。

[10]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19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