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对金融化和金融危机的分析
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未给出有力的解释。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或者激进经济学运用资本主义金融化概念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转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为研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金融化概念是近年来西方激进经济学家提出的创新思想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一、资本主义金融化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化概念的产生与金融资本密切相关。“金融资本 ”这一概念最早由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提出，左派学者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则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理论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其代表性成果是《金融资本》一书。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的产生标志着过去分离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统一。列宁为 “金融资本 ”概念赋予了科学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理论。尽管金融资本已经出现100多年了，但后凯恩斯主义法国调节学派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化 ”概念的提出则始于上世纪70年代。而“金融化 ”概念引入经济研究则是始于凯文 ·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的《沸点》( 1993)一书，在菲利普斯《傲慢的资本》( 1994)一书中，他把 “金融化 ”定义为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分离，巨大的金融部门统治着实体经济。
二、当代西方新左派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解释
斯威齐是较早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在1966年出版《垄断资本》一书中，斯威齐与巴兰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阶段，马克思的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转化为 “剩余上升趋势规律”。在该阶段，资本家们能够联合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利润率水平和利润率等级，从而积累了大量无法进入资本再循环的剩余资本，当剩余上升而生产停滞时，资本开始在流通中寻找避风港，金融投机活动增加，金融化便产生了。上世纪 80年代之后的金融膨胀，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停滞的结果，是垄断资本主义消化经济剩余的一种方式。斯威齐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呈现三种趋势：第一，经济增长率下降;第二，垄断跨国公司的崛起;第三，金融化。
约翰 ·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分析延续斯威齐思路。福斯特认为过去30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的三个主要特征，金融化日益成为三者的主导力量。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在此时期,实体经济已无法吸纳寻求大量投资机会的剩余资本，经济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而金融膨胀阻止了这一情况变得更糟，结果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金融化作为增长的关键手段。但福斯特认为，不管经济的金融化如何发展，金融扩张仅仅是弥补经济停滞的一种方式。从较长的时期看，“垄断金融资本时期 ”都难以摆脱经济的滞胀——金融化的困境。金融化无论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都不可能破解生产停滞的难题。
布伦纳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布伦纳认为，要理解当下的危机 ,必须证明虚弱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通过实证分析，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加剧了竞争，从而降低了利润率，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不断加深对低借贷的依赖，政府为确保低借贷的持续进行而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而放松管制的主要后果是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这使盈利变得更加困难，助长了投机和冒险行为，并推动房地产和信用市场泡沫的形成。
克里斯·哈曼 (Chris Harman)和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与布伦纳的观点一致，尽管他们并不接受布伦纳的理论分析。他们都认为金融扩张和信贷供给能够保持一定时期的繁荣，但是信贷的增长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过程。与布伦纳不同，二者都认为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趋势。他们没有给出金融化的系统定义，但是他们认为金融扩张是基于过度积累机制的假设之上。
克瑞普纳 (Krippner)也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他实证分析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继服务业、信息经济、后工业主义兴起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金融化，美国经济、美国企业 (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并已经主要的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和贸易。热拉尔 ·杜梅尼尔 (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 ·莱维 (Dominique Lévy)从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角度将金融化理解为 “金融资本 ”(由资本所有者的上层和金融机构组成)权力的重新恢复和扩张,即金融资本是食利者特定阶层的收入、财富和权力的恢复及其政治、经济势力的不断增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以劳资妥协、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妥协为核心的阶级权力结构的全面否定和调整。通过这种调整，资本家阶级获得了相对于工人阶级更大的权力;而在资本家阶级内部，金融资本家阶级获得了相对于产业资本家阶级更大的权力，而绝大部分民众则承担了金融危机的成本。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阿瑞吉(Arrighi)把金融化与世界经济的霸权周期相联系。霸权资本主义构成一个个相连的演化周期，随着霸权者的生产力衰落，霸权的力量也衰退，曾经的霸权国家热那亚、荷兰、英国，在他们失去生产和贸易的霸权时，都进入了金融化。在霸权没落时，他们变成借入者，后来的霸权者崛起从而超越他们。他把金融化解释为权力转型阶段资本之间和国家之间竞争加剧的结果。金融化周期性的趋势，标志着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物质扩张后进入衰退期。金融化的冲击是积累状态危机的信号，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是半个世纪左右，终极危机必将到来。对于以前的霸主来说，金融扩张最终必将导致终极危机。
三、后凯恩斯主义者对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解释
戈拉德·A·爱泼斯坦(Gerald A. Epstein)认为，“金融化 ”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他强调经济活动中金融活动比重的上升———资本倾向于金融投资而非生产投资。他以经合国家为样本重点实证考察了金融机构及金融资产的收益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结果表明, 20世纪 80年代、90年代 ,绝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食利者“资本利得 (占国民收入的 )份额 ”大大高于 20世纪 70年代。这说明金融化产生严重的分配效应。
奥祖尔·奥尔汉加济认为，金融化用于描述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结构的重要变化——金融投资的增长以及向金融市场支付回报的增长。奥尔汉加济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实际投资之间的联系,结论是二者负相关，原因是金融投资的增加和金融利润机会的增多促使企业把较多的资金投向金融产品，从而减少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同时，缩短了企业管理的计划周期以及增加了不确定风险。金融化对企业实际投资有负面影响，因此，金融化可能延缓资本积累的增长。
托马斯·I·帕利(Thomas I. Palley)在 2007年的一篇论文《金融化:它是什么 ,为何它是重要的》中指出，“金融化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改变着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在宏观层面上，金融化导致实体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的趋势。金融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上升;第二，将实体部门的收入转移到金融部门;第三，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并导致一般工人工资增长停滞。帕利认为，金融部门利润的增加是以工人工资增长停滞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为代价，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由于对债务金融的膜拜支配着新商业周期并导致经济波动增加，最终“金融化可能导致经济容易陷入债务型通货紧缩和长期衰退状态”。
四、法国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解释
法国调节学派认为，20世纪30~5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外延型的资本积累模式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在美国开始形成。但到 20世纪 7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劳资关系的变动、石油危机、汇率的波动、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率下降，福特主义的积累模式面临解体。福特主义调节模式的解体，使法国调节学派寻求对资本主义调节机制新的解释。一些法国调节学派学者提出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后福特主义不像福特主义时期那么清楚的有制度
的支撑,弹性多变而无明显的规律是其特点,稳定的发展模式仍未出现。
以阿格利塔、博耶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法国调节学派学者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新的调节机制开始在金融市场形成，尤其重要的是在股票市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出现新的积累体制，即金融资产积累体制———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金融资产积累体制的产生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有着紧密联系。在这一新的积累体制中，企业行为变化的中心是股利。在企业的治理方面，随着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它们逐渐成为世界各地大公司的主要股东，把每股收益作为评判公司经营效果的标准，业绩不佳的公司面临被收购或者重组的风险;在劳资关系的处理方面，强调在价格的制约下,尽量降低工资成本,采用个别谈判方式决定工资标准;在市场竞争方面,强调产品价格由国际价格加汇率决定。“股东价值 ”在企业诸多目标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从而导致非金融公司在公司战略和收入分配方面倾向于更多的向股东分红，在投资决策领域倾向于更多的注重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更多的涉足金融业务。
五、当代西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研究的理论分歧
(一)是生产停滞引起金融化还是金融化引起生产停滞，或二者并无关联。
关于生产停滞与金融化的关系问题是异端学派之间以及学派内部分歧的焦点之一。绝大部分新左派学者如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等人认为，经济停滞导致金融化。除非某些特殊历史因素起作用，经济停滞是资本主义的常态。 20世纪 50~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是一系列暂时性的历史因素，如战后重建、冷战时的军备竞赛、亚洲战争、美国统治地位的确立等，一旦这些因素耗尽，资本主义就会重归停滞，而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债务和金融投机成为应对停滞的刺激经济手段。福斯特认为，金融化是资本应对实体经济停滞的措施,金融化的危机不过就是实体经济停滞的外化。而后凯恩斯学派则认为，是金融化导致生产停滞。该学派认为新自由主义促使了金融部门的不断扩张，导致企业债务增长、金融部门利润份额增加、劳动力收入转移、公司留存利润降低的后果，这些因素倾向于降低短期的均衡增长率，即金融化导致经济缓慢增长。考斯达斯 ·拉帕维查斯 (Costas Lapavitsas)则认为，寻找生产困境进而导致金融化或者金融化导致生产困境的直接联系是一种误导。
(二)利润率是否具有下降的长期趋势。
关于利润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是否维持下降的趋势，以及利润率的下降是否是危机的根源问题也是异端学派争论的焦点。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克里斯 ·哈曼认为，20世纪 80年代早期发达工业经济体的利润率出现很大下降，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末期和 20世纪 90年代反复出现突发的复苏，但直至 2000年也没有恢复到“二战 ”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利润水平。罗伯特 ·布伦纳运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计算美国所有非金融公司的利润水平，发现 2000年至 2006年的利润水平比20世纪 50年代和 20世纪70年代低 1/3左右，比20世纪 70年代早期也低 18%左右。克里斯 ·哈曼认为，当前的危机源于 20世纪 60年代末以来利润率下降的压力。虽然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提高剥削率应对这一压力，但不足以维持原有的利润率水平，而由此而生的 “金融化 ”也不能挽救整个体系。弗雷德 ·莫里斯(Fred Moseley)则认为，利润率看来或多或少得以恢复。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 ·莱维也认为，利润率尤其是美国公司的利润率已经几乎从80年代初的低点完全恢复过来。但哈曼认为许多公司为防止被其它公司收购和增加高层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 ”的价值，各家公司往往夸大它们的利润(隐匿债务)。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对外公布的利润比实际高50%。
(三)危机是否演化成长期的停滞趋势或者世界性萧条。
新左派代表人物巴兰、马格多夫、斯威齐等学者认为，危机的根源并非在于新自由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之所以走向金融化,是因为通过金融投机所取得的利润来弥补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带来的损失，但金融化根本无法脱离实体经济的约束而持续扩张;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投机泡沫的过度膨胀最终必会破裂，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而后凯恩斯主义者如托马斯 ·I·帕利认为，金融不稳定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帕利认为要国家恢复对金融市场的有效控制以及通过改革政治制度如选举规则，来削弱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的政治权力及富人的权力。
六、简要评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周期性现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资本主义最终会回归到经济增长的通道。西方左派学者则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造成资本主义积累的下降，从而催生金融化，但金融化本身并不能提供脱离生产严重停滞的出路。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金融投资的增加和金融利润机会的增多改变了对公司经理的激励,导致资金远离实体投资领域 ,从而引起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即金融化导致经济停滞。法国调节学派则从资本主义调节机制理论来认识这次金融危机，该学派认为，上世纪 70年代的滞涨反映了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危机，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调整、国际货币体制以及世界经济的变化，资本主义正在产生新的积累模式和调节机制——金融资产积累模式，但这种积累模式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原标题：西方激进经济学对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研究的理论综述 《财政研究》201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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