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宏观调控、结构优化升级和国企的责任

　　中国经济平面扩张已难以为继，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主要依靠国企

　　高梁

　　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由于出口不畅、国内消费受大众收入水平的限制，调控政策不可避免地地指向保持投资规模。但由于工业产能过剩，以往的投资，或偏向于低水平重复的工业项目，或偏向房地产。今天宏观调控的困难在于，既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又要防止房地产过热、遏制房价过快增长;要支持实体经济但又要控制低水平产能扩建，部分过剩产能要退出，但又不能震动过大。这就提出了调控的结构政策问题。

　　偏重外需和基建投资的发展难以为继

　　我国现有经济结构的特点，是20年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的。90年代大踏步推行市场化、降低外贸和外资门坎，经济政策从之前的偏重“进口替代”转为“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增长机制从“内需拉动、内资为主”转向“出口导向、内外资驱动”。各地仿效“招商引资加工出口、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珠三角模式，中国成为跨国投资天堂和“世界工厂”。

　　经过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大调整，形成“国有、私营、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出口带动工业“平面式扩张”，亿万农民工进城就业，拉动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及能源、交通运输、机器设备制造的增长，然后是消费品工业的逐步升级。

　　2002-2007年，我国出口平均年增30%(投资年增26%、最终消费年增16%);出口总值的90%以上是工业品，外贸依存度达50-70%(美国、印度、巴西等大国一般不超过35%)。出口导向、平面增长，经济结构“失衡”也逐步显现。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我国出口受阻，经济骤然减速。次年出台“8万亿铁公基”投资政策，经济增速得以恢复，但也使原材料等初级加工产能进一步过剩，并直接导致城市房价暴涨、刺激了新一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2009、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面积同比增长28%、100%，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猛增69%，地方财政的卖地收入比重达60%。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以我国工业现有结构和技术能力，平面扩张的空间已近极限;其次，“虚拟经济”(金融-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分野已经显性化，前者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和国际资本密切联系;照搬凯恩斯式的短期刺激政策将加剧经济泡沫化。实际上，这是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的反映。

　　我国工业为何大而不强?

　　一般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偏重出口、投资、工业，消费、三产、城镇化滞后”。实际上，多年来“无为而治、无底线开放”政策倾向，给我工业结构带来“矮化、空壳化”缺陷，和背后的“自主性旁落、缺创新能力”问题，才更值得检讨。

　　我国工业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钢铁、水泥、原煤、电解铝、造船产量占全世界45%以上。仅从“量”上看，容易造成“工业化已经实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错觉。但从结构角度看，我们还远未走出工业化追赶阶段。

　　首先看所有制的情况。国有经济仅占经济总量20%，在能源资源、电力、冶金、部分装备制造和军工等命脉行业尚占优势。竞争性领域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局面(国企已退出轻纺业)。外资占工业产值比重不到30%，但凭借规模、组织、技术、营销等综合优势，在各经济领域挤占市场、并购企业，在电子通信等高技术行业占绝对优势，在众多分行业已执掌主导权(占前几位)。民营工业规模虽大，但企业众多、总体上“小散弱”，总体上不具备抗衡外资的实力和组织力。

　　其次，我国工业总的特点是大而不强。第一工业大国，也是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

　　我国外贸依存度近50%。工业产值的1/4出口，其中60%由外资完成，50%是贴牌生产。沿海出口加工业已经“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

　　近20年，西方产业细分外移，形成全球产业链“微笑曲线”，发达国家控制其中的高端-高附加值环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高端加工、营销服务(接单、运输、金融保险(放心保))、客户服务(如工业装置的远程维护)。中国厂商处于底部的简单加工环节。如东莞贴牌衬衫的出厂价，仅为西方零售价的百分之十几，也就是“国际打工仔”的角色。西方经济制造业比重下降、三产比重上升，和我国沿海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可见，西方“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三产(餐饮零售等)是两个概念，不可简单作国际类比。

　　工业技术的“空壳化”。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品(如高技术设备、民航客机、关键零部件、电子元器件等)多依赖进口。机电产品占进口总值的50%，大出大进、贱卖贵买。例如：2012年我国生产了11.8亿部手机、3.5亿部计算机、1.1亿台彩电，但其中核心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进口;年产1000万辆轿车，发动机等关键部件靠进口;我们高铁成就举世瞩目，但轴承、轮毂、轴等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我国钢产量7亿吨，每年要进口7-8千万吨高级钢材。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业，高端纤维和面料、机器设备依赖进口。

　　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品牌，使国民收入大量外流。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用于向外国厂商支付专利费。有些高技术产品有钱也买不到，被人家卡脖子。先进设备和技术一茬茬引进，消化创新乏力、被动追赶。

　　技术被动追赶的基本原因，是长期忽视技术和产业进步的自主性，耽于“市场换技术”，迷信外资“技术溢出”。这就助长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压抑了自主的技术-工业创新能力和主动性。

　　开放是为了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增强自身能力，而不是要放弃本国工业和技术能力的主体地位、当外国的附庸。这是基本的底线。

　　“自主创新-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关键

　　20年来，我们依托低工资“比较优势”、走数量扩张的增长道路，已达到人均6千美元的水平。现在，我国低档工业品在世界市场已近饱和，加之国内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旧的发展路子基本走到了尽头。

　　从“质”的角度看，我国工业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质是推动结构的升级，也就是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向高附加值领域攀登。成功实现追赶的后发展国家如日本韩国，都是走自主的科技进步-工业升级道路，实在也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如果满足于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及其他要素)“恩赐”，就无法摆脱“国际打工仔”地位，就会真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转变发展方式需要调整战略指导思想。要以推进自主的科技-工业现代化为中心，从“量”的扩张转为“质”的提高，从GDP为中心转向国际竞争力为中心。要依托国内大市场，推进高端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

　　工业的自主创新-自主升级，将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三产的发展提供持续可靠的支持;为新一代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增加值、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推广国人用得起的国产技术装备，实现节能降耗环保。

　　工业升级应先于城镇化

　　不少人由于对我们的工业技术结构缺乏具体了解，更偏好“加快城镇化”思路。其理由，一是为巨大的钢材建材等产能提供出路，二是可提供巨大投资空间，三是可以促进三产发展、安定进城农民，减缓贫富差距。

　　当前原材料等行业的产能处于绝对“长线”，这部分产能眼前的出路无非是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基础建设还有不小空间，但前提是筹集公共资金的能力。

　　近代城市的发展，一般是由工业及相应的商贸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人口聚集效应，再带动派生的三产发展。如果没有工业作支柱，仅靠低端的商业餐饮之类三产，就业空间有限，附加值也高不起来。

　　城镇扩张需要巨额基建投资，局部看，房地产发展可使地方财政从“卖地溢价”中获得部分基建资金。但从全局看，土地溢价来自工商业的繁荣，房屋最终要由消费者购买，故土地溢价所能支撑的城建规模，还是取决实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实业拉动城镇建设，而非城镇建设拉动实业。考虑到我国经济结构的实际水平，如果强行用缺乏根基的城镇建设拉动内需，必然难以持续。

　　城镇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迈进中的派生事物，在此过程中占用农地和农民转业是客观必然。但目前“城镇化”被不正常地热捧，某种程度上成为为金融-房地产泡沫辩护的借口。现在M2已达GDP的二倍，现实中却处处遭遇钱荒。大量资金被滞留在房地产。各银行自设基金、截留存款向房地产输血，抬高了实际利率、恶化了实业融资环境。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5%，银行间拆借利率一度超过10%。一些有工业抱负的企业，也被迫转向金融房地产等投机行当。房地产与城市建设的畸形繁荣，绑架了银行与地方政府，助长了腐败，加剧了官民矛盾和贫富分化，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并威胁长远的粮食安全。

　　妥善对待基础建设、城镇建设、房地产热，遏制房价上涨的同时压低利率以支持工业建设，在压制城建-房地产“虚火”的同时给一定出路，是十分艰难，但又十分必要的。从长远发展看，堵不住金融房地产泡沫，就解决不了产业健康发展和升级问题。

　　结语：国有企业的历史责任

　　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是艰苦爬坡的过程。走“无为而治、无底线开放”的路子是过不了关的。要动员本国“官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形成协同优势，方能克服技术差距和市场障碍等“后发劣势”。为此，要重新考虑政府-市场-企业、开放性-自主性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要结合新的战略思想有所调整。

　　一些人死抱新自由主义“国企低效”教条，不断制造贬低国企的舆论，必欲灭之而后快，这实际上代表了西方反华势力的战略利益。

　　占我国经济总量20%的国有经济，其存在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作为“主导力量”的社会主义成分;其次，在“跨国公司横行全球，中国民族资本软弱”的世情国情下，我们的国有大企业，所坚守的基础、命脉、战略产业和领域，是抵御跨国公司强势竞争、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可靠力量，也是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提升综合国力的不可替代的平台。尤其在过去10年，我们的国企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为国家工业升级做出了宝贵贡献。所谓“国企不适应市场”是书生的主观臆造。

　　目前国有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不应以此为理由，忽视国企存在的战略意义。当今任务是强化治理、强化组织纪律和教育，重塑政府和国企灵魂。主管部门的管理思路，也有必要考虑如何适应发展战略的需要，更重视国企在未来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的骨干作用，拿出更切合技术进步规律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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