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央行货币政策对国企大甩卖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主流精英炮制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加大了国企大甩卖的力度，铁路等行业进入甩卖行列，已经进行甩卖的行业如石油等加大了甩卖的力度。本文讨论我国政府经济管理中的央行货币政策对国企大甩卖的影响。

    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货币政策和税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主要方面是货币投放量调节和控制，在实际操作时，由于难以统计决定物价的衍生货币数量，美国央行实际是调节基本利率，来调节货币数量，评价操作好坏的标准是美国市场物价上涨幅度在规定的范围以内。

    我国实行依据外汇储备增发人民币，也就是增发的人民币都拿去购买外汇，作为人民币增发依据储备起来。在这种增发模式下，央行储备的外汇与我国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人民币早已成了美元代用券，增发主权早已免费交给欧美精英了。这引起了一系列问题，是当前我国很多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它间接导致了精英们采用国企大甩卖，来解决其产生的部分迫在眉睫的货币问题。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要求货币的不断增加。我国依据外汇增发货币，就要求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我国增加外汇储备的主要方法有二，第一是增加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目前我国大部分工业消费品和基础工业产品的产量占世界一半左右，大部分用于出口或生产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很大，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关注，美国和西方不能容忍中国产品居于垄断地位，从而威胁其经济安全。实际上，我国最近几年，虽然年年加大出口退税补贴，从十年前几百亿增加到现在已超过1万亿元，低价贱卖产品，贸易顺差也难以增加了。第二种办法是资本项顺差，是外来投资带来的外汇顺差，由于外资在我国开放的行业已经投资饱和，近几年也难以增加了。 最近5年，我国每年通过两种渠道增加的外汇储备约5000亿美元，不再加大增多外汇储备，就体现了上述规律。

    2009年初，我国基础货币仅12.97万亿，当年增加外汇储备5000亿美元，当年的人民币汇率约6.7，等于购买外汇投放的基础货币达到33500万亿，使基础货币增长率达到25.8%，这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货币增长率，我国近年来货币适宜的增长率约15-20%。虽然央行通过发行央票等债券和增加准备金率回收了部分基础货币，当年货币过多增发仍然引起了严重的物价增长过快问题。

    到了2014年初，我国基础货币已经达到28.77万亿，同样增加外汇储备5000亿美元，因人民币汇率仅 6.1，可增加基础货币30500万亿，仅能使货币增发增长率达到10.6%，明显低于我国最近几年正常的货币增长率 15－20%水平，也就是说，货币增发量低于经济增长的要求。

    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减慢，外汇顺差难以增长，当年基础货币增长率仅5%，从而引起严重的货币紧缩和资金紧张，很多企业有三角债，因缺乏现金流而难以运转，导致大面积倒闭。朱镕基曾经从美国市场借美元，以增加外汇储备，就是为了增加基础货币，当时朱通过高利率从美国货币市场借来美元，又去购买低利率的美国国债，借给了美国政府，等于免费奉送美国财富，这是朱上台后，主持央行，搞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的恶果。现在虽然我国有大量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仍然同时高利率从国外借了大量外债，到2013年底外债总计8632亿美元，仍然还是继续高价借美元，低价借给美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免费奉送利息，这也是因为外汇储备一旦使用，就会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带来基础货币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依据外汇储备增发人民币，要求外汇储备增长率要保持 15%水平，不仅要每年增加外汇储备，而且每年增加的外汇储备量还要求增长，以保持外汇储备增长率，从而满足基础货币的增长率。由于国内外两方面因素，目前已难以做到的。将已有的国企甩卖给外国资本家，让外国资本家进入新的行业，是增加外汇储备用于解决基础货币过少的一种办法。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 投资带来的外汇储备占的份额较小，这种方法是不能解决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带来的问题的。

    目前精英们更倾向于采用降低准备金率的办法，增加市场上货币供应量。我们前几年的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发高于经济增长需要。央行主要采用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率的办法，减少市场上的衍生货币。近年来，我国的准备金率保持在20%左右，最大时达到22.5%，远高于美国的准备金率10%（对美国大银行的要求，美国小银行不需要准备金），而且美国央行已经几十年没有调整准备金率了。

    采用降低准备金率的方法，使准备金率从20%逐步降低到10%，加上同时每年增加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对付8－10年左右的货币需求。这种方法基本可以帮助本届政府解决在任10年的货币问题。但是，降低准备金率，带来商业银行风险加大。考虑到实际操作时，由于货币增发主权免费交给了美国精英，而美国精英一直在窥探中国的金融漏洞，加上金融界精英的思维被美国控制，金融安全风险依然处在高危区。精英们正在加快货币自由兑换和降低外国货币进出中国的限制，使这种风险极大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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