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中国工业化远未完成——还在路上

作者：江涌来源：乌有之乡 2014-11-20 510

中国的工厂集中在低技术、低附加值及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制造。诸多高端制造、重要制造越来越牢靠地掌握在西方垄断资本手中。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依然漫漫修远。

　　鸦片战争，警醒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自那时起，中国就有了工业化的尝试——洋务运动。然而，甲午战争，让中国的工业化强国梦灰飞烟灭。辛亥革命后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战乱频仍，列强当道，买办横行。实际控制中国的英美资本不允许中国搞真正的工业化，而依托江浙沪地主买办的国民党政权，热衷倒卖资源、充当国际资本代理，对中国的工业化没有一丝兴趣。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公开说：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农业国及农业文明与工业国及工业文明的差异，是人多地广的中国在军事上不是人少地狭的日本对手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工业化真正起始于新中国。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可谓一穷二白。“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①]。

　　中国的工业化成就有量乏质

　　历史上，成功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都能达到当时技术要求所能达到的制造巅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使用蒸汽机动力为主要标志的，到19世纪中后期，当时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应当是铁甲舰。一条铁甲舰有几十万个零部件，能制造铁甲舰的国家，就是那个时代的工业化国家。而能制造最好的铁甲舰，意味着经历了最成功的工业革命，英国显然当之无愧。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使用内燃机与电动机动力为主要标志的，能够制造汽车而后是飞机的国家，就是成功工业化国家。经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德国能够制造出世界最好的汽车，美国能够制造出世界最好的飞机，德国、美国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制造业，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翘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后，大型客机成为当今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其设计制造需要百万以上的零部件，当今世界，有且只有被舆论炒作“去工业化”的美欧，能够制造“ 波音”与“空中客车”。德法则是汇全欧洲制造之精华方可与美国相匹敌，日本等工业化强国难以望其项背，这表明美德法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强的工业化国家，代表着当今世界最高的工业水准。

　　然而，作为新兴“世界工厂”的中国，迄今为止，飞翔在中国领空，抑或涂上“中国xx航空公司”名称的大飞机，都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连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要标志的汽车，中国是当今世界生产、消费汽车最多的国家，但迄今也不能制造出世界最好的汽车，甚至高档一点的汽车的发动机与关键零部件都要进口。作为新的“世界工厂”[②]，中国的人均工业产值不到美国的1/10，世界对“中国制造”毁誉参半，中国对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也褒贬不一，更没有取得过去英美日在科技、管理上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保护主义甚嚣尘上，贸易摩擦纷至沓来，“中国制造”终结了无止境的扩张，企业产能严重过剩，“世界工厂”正面临由毛虫到蝴蝶的痛苦蜕变。很显然，今日中国虽有“世界工厂”之名，却无昔日“世界工厂”之实，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依然漫漫修远。

　　中国工业化的高昂成本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在廉价资源能源、忽略不计的环境成本、零负担的企业社会道德责任的基础上实现的，殖民地与海外市场广阔，国际竞争对手有限，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当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时，调整了工业化方向，由独立自主的重化制造，调整为承接国际分工的加工制造，这种“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不断增加中国对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的依赖。然而，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与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西方垄断资本手中，“中国的刚需”则使得能源、资源价格被炒到了天价。多年来，“买什么，什么就昂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生动写照。进口铁矿石——典型普通资源——付出战略资源价，而地道的战略资源——稀土——却长期卖出粪土价，普通资源都谈不上。过去十年，中国为铁矿石、石油等资源能源多支付万亿美元。正是由于国际垄断的寄生与敲诈，中国工业化的负荷极为沉重。

　　在采购成本高企、销售利润微薄的情势下，中国企业的成本控制只能更多地向外部溢出，于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大众权利不断被突破底线红线。西方工业化早期残酷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工业化过程中，国有(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出资，管理者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当家主做，当之无愧成为企业的主人，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积累过程干净、清澈、透明。然而，在多种所有制齐头并进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取代国有企业，如此“血和肮脏的东西”与财富积累一道，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底色，富士康的军营式管理与“十几跳”为中国工业化的高昂成本作了最好的注脚。

　　多年来，由于不恰当开放，利益集团作祟，金融主权旁落，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渠道，所谓总量平衡控制，明显有利于外资而不利于中资，中国的廉价储蓄被外资、金融资本占有，并以之侵占、剥夺中国企业的利润，工业企业的发展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很难想象，作为世界最勤劳节俭、有着最高储蓄率的国家，中国的实际融资成本长期处于世界最高行列，由此导致诸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纷纷赴海外融资或投靠外资变成附庸，没有“海外关系”或当不了洋买办、洋代理的企业，则纷纷弃实务虚，转向金融地产投机，如此国民经济面临去工业化、泡沫化的危险境地。

　　中国的工业化是嫁接的、引进的、脆弱的

　　苏联是中国工业化的母体。20世纪50年代，苏联给中国2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其中价值4亿美元的武器用于朝鲜战争、巩固国防，其余资金则用于包括156个工厂的生产设施、技术与服务。以此为基础，中国做了大量艰辛的努力——包括“三线”工厂建设，由此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倘若这个工业体系能够持续完善、精心培育，未尝不能成长为完整强健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然而，阴差阳错，这个工业体系最终没有经过关键的技术自主创新、产业自我升级换代的中国化，因而也就没有内生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如此中国在高精尖上与先进工业国始终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有新的大的调整，即把轻工业放在工业化的首位，而且主要是通过资金、技术与管理的引进--引进--再引进(而不是类似日韩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 的方式，建立起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生产(加工组装)轻工业体系，在服装鞋帽等越来越多的低附加值产品上赢得了“第一生产大国”的头衔，“世界工厂”的名声日益响亮。改革开放30 年间，中国的工业产能占世界总量的比例由7%，上升到20%，如今接近40%。然而，与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昔日“世界工厂”不同的是，中国的工厂集中在低技术、低附加值及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制造。诸多高端制造、重要制造越来越牢靠地掌握在西方垄断资本手中。例如，中国花费巨资在“世界屋脊”上建造了世界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但是青藏铁路上客运列车却是用美国进口的NJ-2型车头牵引。1000个低端制造可以实现1个高端制造的利润，但是1000个低端制造绝不会等同1个高端制造。

　　通过引进--引进--再引进，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出现了“两头重大”(基础性如水泥钢铁，加工业如服装鞋帽)、“中间薄弱”(关键零部件、重要原材料)的状况，即“头重脚重腰板软”。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产生升级，外需急剧萎缩，以基础工业、加工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出现了停止乃至萎缩态势;与此同时，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欣欣向荣，国民经济“虚热实冷”日趋明显。“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资源与市场的定价权不在我们手里，由此国际垄断资本肆意敲我们的竹杠、盘剥我们。此外，货品尤其是能源的海上运输要道，处在美军基地的掌控之下。未来倘若相关地区出现急剧动荡，抑或中国与美国或其盟国交恶，中国的商业通道面临中断的危险。如此，中国的一半工业会陷入停顿——一半原油依赖进口。由此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所取得的进展相当脆弱。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嫁接苏联工业化，苏联是真心的、舍得的，156个项目的工业化水准与苏联是同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进程与美国“去工业化”进程总体是一致的，即中国“引进来”与美国“走出去”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引进的设备是美国等西方的过剩产能，引进的生产技术是美国技术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引进的加工制造是美国国际产业布局(国际分工) 的一个环节，引进搭建的整个轻工业体系是美帝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工业化负责日用品生产，并为美国的资金需要提供积累。深入细致分析发现，这种安排，很多是通过“智能帝国主义”手段、国际分工的旧秩序而实现的。所谓帝国体系，就是掌控金融与海权，迫使他国(殖民地)为自己提供物资的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帝国起先积极发展工业夺取霸权，然后放弃工业，依靠剥削他国享受好日子。西班牙、英国、美国，都在取得帝国霸权之后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至于美国，虽没有帝国之名，却拥有帝国之实。

　　中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实际则是严重依附美帝国体系。以庞大的日用品制造能力、主导权多半掌控在国际垄断资本手中为特征的中国工业化，支撑了美元，为美元随意、肆意印制发行提供担保，中国(工业)制造——美国(金融)消费，美元霸权的最有力支撑是“中国制造”，这才是“中美国”的关键所在，是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是所谓中美“ 夫妻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某种意义上，人民币是在持续美元化，成为美元兑换券，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虚假的、虚伪的，是相关利益集团掩人耳目、混淆视听而已。美元是美帝国体系的核心，美元霸权是美帝国的核心利益，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必然会否定美元的核心，侵蚀美帝国的核心利益，而且能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提供屏障，因此美国不允许中国推动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与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也不可能推动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

　　“时间”标准显示：中国的工业化仍在路上

　　工业化国家、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时间概念、效率概念。“工业国比农业国总是更懂得爱惜时间，…，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价值，可以从它对时间重视的程度来看，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准确的标准了。一个蛮族中的野蛮人，会整天躺在茅屋里虚度光阴。一个放羊的，整天只是靠了一支笛子，靠了睡觉，来勉强度过他的生活，时间在他简直是一个负担，叫他又怎样懂得光阴可贵呢?一个奴隶、农奴或小农，他的劳动是在强迫下执行的，对他来说，劳动是惩罚，偷懒是收益，这又叫他怎样能懂得珍惜时间呢?国家只有通过工业才能认识到时间的宝贵。”[③]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嫁接苏联的工业化，由于多种条件限制，仅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以及少数“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承接国际(西方)分工，引进的工业化集中于中国沿海地区。中国的工业化由于主客观原因，指导方针有失偏颇，时间延续不够长，开展的地域不够广，行业推进不够深入，定价权与关键技术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有失偏颇的工业化，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社会精英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形成诸多被工业化遗忘的大片土地、被传统封尘的大片人群，其重要特征就是，时间观念淡薄，工作效率低下，敷衍塞责，慵懒散慢。因此，依照“时间”所指示的标准：中国的工业化仍在路上。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页。

　　[②] 2001年，在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被第一次提及。

　　[③]【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