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期令人困惑而又十分混乱的理论问题 ——关于私营经济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若干思考

我颇有同感。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私营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写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3（2005—2006）》提供的数据，全国私营企业雇工人数从2000年的2011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4714万人，年均增长18.6%。到2005年，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达到65%左右。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私营经济属于什么性质，它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它与公有制经济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对私营经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这些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需要给予明确的回答。

但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长期令人困惑而又十分混乱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界往往躲着走，不是正面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但私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好像想躲也躲不开了。比如，大家最关心的经济问题。大家知道，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我国客观上有两种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产生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的矛盾，我国经济上出现的许多问题，根子就在这里。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只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就可以消除这种矛盾。又如，谁都承认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是非常严峻、复杂，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断地、轮番地进攻，我们则穷以应付。人们（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什么敌对势力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不断组织进攻？为什么人们会丧失理想信念？原因可以讲很多，但不能回避的是，我们的私有经济太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太强大了，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私有制条件下生活的人很难形成共产主义的理想，指望资本家相信马克思主义，那是南辕北辙。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势力，背后是得到国内外资产阶级支持的。不能就意识形态谈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要到经济领域去找根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说到底，是经济领域斗争的反映。又如，在政治领域，资本家已经急切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要政权机关反映他们的利益。衡阳贿选案引起人们思考：为什么私营企业主急切地要花大笔钱通过贿选来当人大代表？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想掌握政权，让政权为他们服务！

但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我们目前还没有条件彻底消灭私有制，相反，我们还需要利用私营经济来发展生产，解决就业问题，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我们需要充分发挥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干部往往产生一种“傍大款”的心理，把发展经济的希望寄托在私营经济身上。捧着、哄着资本家，千方百计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保驾护航，生怕得罪了资本家，影响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于是，在理论上就出现不敢讲阶级、阶级斗争，不敢揭露剥削的现象，不敢讲我们未来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理想信念，相反出现了许多为私有制辩护、唱赞歌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一门心思为发展私营经济创造条件，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与资本家称兄道弟，唯恐侍候不周，得罪资本家，影响投资；在处理劳资关系时，不敢理直气壮地保护工人的利益。有的干部认为，只要共产党掌握政权，私营经济怎么发展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懂得，一旦私营经济占了统治地位，共产党执政就丧失了自己的经济基础，那时，政权就要靠私营经济缴纳税收来养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就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改变党的性质，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还坚持搞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下台，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怎么能允许共产党掌权来搞社会主义呢？

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发展私营经济，另一方面听凭私营经济无限制的、没有正确引导的自由发展，又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个“度”怎么把握？这是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并明确对待私营经济的政策，才能把握这个“度”。研究这个问题，先不要有这样的思想顾虑：说了真话，例如说他是资产阶级，存在剥削，会得罪资本家，得罪了，经济要垮下来，或者资本家要逃到国外去。抱有这样的思想顾虑，就不能进行科学研究了。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23日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①]在私营经济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进行科学的分析，背离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正确地对待私营经济。老实说，也只有理论上说彻底了，就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这样才能稳住资本家，使他们安心从事经营活动。老是吞吞吐吐，既说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将来要搞共产主义，又不敢科学地阐明私营经济的性质，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怎么会使资本家安心呢！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林炎志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共产党应该学会驾驭新资产阶级》，力图从理论上分析这个问题，结果引起一场大风波，导致刊登这篇文章的杂志被查封。据说，传来一个精神：改变观点，可以继续当官，不改变观点，就撤职。在高压下，谁也不敢讨论这个问题了。有人是这样分析私营经济问题的：为了发挥私营企业主的积极性，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可以、也应当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但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要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遇到一系列理论障碍。首先，就必须否认他是一个与工人、农民不同的、独立的阶级，必须把他说成与工人、农民处于一样的地位，而不是同工人、农民对立的，这样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把私营企业主看成是共产党的基础。为此他就干脆否定我国还存在阶级，理由是，不能否定改革，如果说私营企业主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那等于说改革走了邪路了；其次，为了否认私营企业主是一个与工人、农民不同的阶级，就必须否认私营企业存在剥削行为，因为如果承认他有剥削行为，他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就同工人、农民不一样了，就是一个新资产阶级了；第三，为了要否认剥削，必须否定劳动价值论，必须承认不仅劳动、而且资本也参与创造价值，因为只有资本也是创造价值的一个要素，才能得出结论，私营企业主获得的利润是资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不是剥削来的。这就是世纪之交出现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的缘由。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否定它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否定剥削——否定劳动价值论。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私营企业主不是资本家，不构成资产阶级，他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资本获得的利润不是剥削，而是按生产要素贡献获得的收入；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说价值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按照这种理论，逻辑上必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最合理的制度，既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个理论体系，从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这种理论一出来，就把整个理论界搞乱了，一系列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的原理，成了禁区，谁也不敢讲了。阶级、剥削、劳动价值论等等，都不能说了。不讲阶级，只讲阶层（把私营企业主看作是新阶层之一）；不讲剥削，只讲财产性收入，把资本获得的利润看做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获得的收入；不讲劳资关系，而讲劳动关系。这就模糊了矛盾的实质。理论界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为了迎合私营企业主，照顾他们的情绪，不“刺激”他们，尽量用一些模糊的、模棱两可的、怎么解释都可以的概念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清晰的概念。1960年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②]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说话、写文章，尽量合乎私营企业主的口味，让他们听了舒服，而模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掩盖了事情的本质，让工人、农民受到蒙蔽。这也是一种欺骗行为。

我们正面阐述一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应该怎样认识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相应地应该怎样确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

2、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私营经济的性质。确定私营经济的性质是研究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制定对待私营经济的政策的前提。然而恰恰在私营经济的性质问题上，我国学术界存在严重的分歧：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人则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私营经济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了，至少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了，已经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性质了。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则问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取决于它内部的经济关系：首先，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其次，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第三，是企业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即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在私营经济中，生产资料为私营企业主（老板）所有，他在市场上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也就是雇用工人，然后把他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同被雇用的工人结合起来，在他（或他的代理人）主持下组织生产，最后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地占有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私营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营企业主与工人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它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需要指出的是，私营企业的这种性质并不会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样是私有制，同样是雇佣、剥削工人，解放初期的民族工商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却不是资本主义的了；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办的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办企业，却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这是说不通的。

有人提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公有制在经济上占主体地位、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居于领导地位，在这样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私营企业就与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不一样了。的确，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相比较，是有一定区别的，我国的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外部条件会对企业产生一定影响，但只能影响它的经营机制、管理方法，而不可能改变企业的根本性质，因为企业的性质是由它内部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外部因素只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条件，不能成为决定企业性质的根据。说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私营经济性质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这是错误的，是外因决定论。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私营经济不仅允许存在，而且在政策上得到鼓励、支持和引导，但党对私营企业的性质的看法并没有改变。被邓小平同志评为“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的非劳动收入。”[③]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989年8月的中央9号文件又强调：“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关系。”[④]这就科学地界定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这里，必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区分开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机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经济是指经济成分的性质。党的十五大指出，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的是作为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行为载体，私营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不是说，私营企业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了。

有人认为，我国许多私营企业主直接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他们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进而否定私营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毫无疑问，作为经营者的私营企业主是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这一点不同于单纯的食利者。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的管理职能是两重的：一方面它具有组织社会劳动的职能，即把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有效地组织起来的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剥削的职能，即通过管理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后一职能是他的管理工作的主要职能，也是他从事管理工作的目的。事物的性质取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既然私营企业主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职能是主要的职能，怎么能说私营企业主由于从事管理工作就成了劳动者，进而认为私营企业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呢！

有人提出，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承认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那不等于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从认识上讲，这是把不同问题混淆在一起了。必须把一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同它起的作用区分开来。这一点，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租让制的分析，就是一个典范。他说，邀请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来，这是否正确呢？这是正确的，因为这可以“迅速改善甚至立即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危险的，而产品的增加却会使工农得到好处。”[⑤]租让制企业对经济发展有好处，这是一回事；它的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并不危险），这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租让制的积极作用就否定它的资本主义性质。

那么私营企业主是不是构成资产阶级呢？什么叫阶级？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私营企业主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和剥削工人，他当然属于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何况私营经济发展到今天，数量已经十分惊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现在私营经济无论户数、资产数、雇用的工人数、产值都超过解放初期的私营工商业几十倍，那时私营工商业主构成资产阶级（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私营企业主却不构成资产阶级，这是说不通的。我们应该明确承认，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不要掩耳盗铃、掩盖事实了，也不要用什么“新阶层”来模糊阶级界限了。

3、私营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是处于补充地位

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上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⑥]这是我们研究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依据。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是居于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则处于补充地位。明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而且也是宪法明确规定了的。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而且发展又不平衡，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还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哪种所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哪种所有制经济是补充，这是一个决定社会性质的原则问题。自从原始社会瓦解以来，迄今为止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是几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都不是单一的所有制。那么，怎么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呢？毛泽东从哲学上告诉我们一种方法：凡是有多种矛盾存在的矛盾综合体里，必然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它规定着、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正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质来决定。在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情况下，社会制度的性质就是由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我国虽然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正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笼统地说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分“主体”与“补充”（实际上也做不到），那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基本经济制度，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多次强调公有制占主体的重要性。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我国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但他始终坚持，我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是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关系到我国社会能不能保持社会主义性质。他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⑦]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例如他在另一个地方讲：“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⑧]他明确指出：我们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⑨]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哪种所有制经济应该居于主体地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这种分歧和斗争是具有原则意义的，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的情况是，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他们财大气粗了，不安于“补充”地位了，竭力想取代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这种舆论，比比皆是，甚至一些领导人、一些党报也散布这种舆论。一位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公开主张要以私营经济为主体，说只有这样，国民经济才有活力。他说出了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阶级的愿望：要由他们来主宰整个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的命运。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一篇题为《国有经济何妨正名为“非私经济”》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从命名上，说非公经济这个词儿本身，已包含价值上的优劣判断，揭示了个体户和私企的从属地位。”“今天私营经济的私字，已不再像刻在海丝特·白兰太太额头上的红A字了。它不仅不再是一种耻辱，而且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何不名正言顺，别再用非公经济来称呼它，直呼其名为私营经济。而对那些并未真正体现公有精神，在竞争领域与民争利的国企何妨称为‘非私经济’呢？”这篇代表资本家说话的评论员文章，赤裸裸地表露了骤燃暴富的私人资本的狂傲。过去，公有经济占主体地位，他们容忍把私营经济称之为非公经济；现在，私营经济壮大了，自认为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了，于是要求把主次颠倒过来，要把公有经济称之为“非私经济”了。

我国私营经济代表人物的这种愿望，是得到国外资产阶级支持的。这一点，国内外资产阶级是勾结在一起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竭力制造舆论，鼓吹并推动在我国由私营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上世纪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说过：“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消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⑩]2000年，前总统克林顿也讲，美国要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中国内部“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以使中国做出美国所需要的那种“选择”。[11]美国政要为什么那么关心我国哪种经济成分应该占主体地位呢？因为他们从阶级本能上感到只有私营经济成为主体，才能从根儿上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从而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是十分强烈的。

然而在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头脑是不清醒的。记得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理论界常常有人提出，这表明对私营经济地位的认识变了：私营经济不再是“补充”了，而是“重要组成部分”了。这就是报刊上常说的“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指所有结构中的地位，哪种所有制是主体、哪种所有制是补充，就这个问题来说，私营经济始终是处于补充地位，绝不能成为主体，也不能同公有制经济并起并坐，这件事情，关系到社会制度的性质，不能有一点含糊；另一个是指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行为主体的比重，就这个问题来说，私营经济确实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恰恰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说了。制造这种混乱的目的，无非是想尽办法改变私营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改变为同公有制经济并起并坐，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了。然而这样的改变，非同小可，因为它是涉及我国社会根本性质的原则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以后，有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借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各种所有制经济是平等的，提出以后不要再分“老大老二”了，不要再讲哪种所有制经济是主体，哪种所有制经济是补充了。从认识上说，他是把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中的地位同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混为一谈了。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确是平等的，市场规则适用于一切市场主体，不能对某一种所有制经济采用一种市场规则，而对另一种所有制经济采用别的市场规则。市场经济讲的是平等竞争。但是在所有制结构中，任何社会里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地位总是不一样的，总是有一种所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则处于从属的补充地位，正是处于主体地位的所有制不同，我们才能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性质：如果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整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整个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是人们主观上不分“老大老二”就会消失的。从政治上说，在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情况下，在国内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竭力争夺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提出不分“老大老二”，故意模糊谁是主体的问题，客观上是配合了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消灭社会主义的图谋。在研究哪种所有制经济应该占主体地位的原则问题时，应该旗帜鲜明，而不能故意含糊其事，干那种讨好资本主义势力，蒙骗群众的事情。

还有人只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忽视公有制为主体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积极作用，那就没有必要强调哪种所有制经济是主体了，大家都发展就行了。只要对经济发展有利，怎么发展都行，公有制、私有制是无所谓的，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说，“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搞经济建设何必强调什么所有制问题。这就是有些人口头上常讲的，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了。他们甚至谴责强调区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阻碍经济的发展，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其实，事情正好相反，正因为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社会有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可以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搞不好也有可能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所以，我们更应该强调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这类方向问题，更应该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在强大的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带领下，实现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巩固的。可以说，越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越要注意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越要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补充地位。事关我国社会能不能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强调这一点。

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

因而对待私营经济的政策也是两重的

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性质和地位，就可以正确而全面地判断私营经济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私营经济的性质又是资本主义的，所以，在我国私营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一起，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提供就业、缴纳税收、增加产品、满足人民需要等方面都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对工人存在剥削关系，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因而它又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相矛盾的。这就是说，私营经济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作用。

私营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两重性，即既有利益一致的方面（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又有利益对立的方面（他们之间存在剥削关系）。相应地，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和工会的职能也是两重的：一方面要帮助私营企业主搞好企业，这是私营企业主与工人的共同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又要引导私营企业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注意捍卫工人的合法利益。

同样，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两重性，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积极作用，都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私营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雇佣和剥削关系，生产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而公有制（国有经济）是建立在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两者所有制基础不同，人与人的关系不同，生产目的不同，因而在经济活动中必然产生矛盾和斗争。除了日常的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的矛盾外，最重要的是争夺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斗争，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哪种所有制经济是主体、哪种所有制经济是补充的斗争。上面讲过，这种斗争关系到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

正因为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所以，我们对待私营经济的政策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私营经济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矛盾，所以我们不能听任它盲目地自由发展，而要注意加以引导，即引导它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和谐、包容的发展。对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是写进了宪法的。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我们必须遵守宪法，全面贯彻这一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

我们应该全面地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两重性，不能有片面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一面，忽视它与社会主义矛盾的一面，因而只强调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发展私营经济发展，忽视引导。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往往只重视资本家的利益，忽视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在处理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时，往往强调“国退民进”，牺牲国有经济的利益，甚至要求实行私有化。在经济运行中，往往忽视私营经济的片面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负面影响。这种片面性，显然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在现阶段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条件下，我们除了鼓励、支持私营经济发展之外，必须加强对私有经济的积极引导。我们既需要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打消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的不必要的担心和顾虑；又需要规范其经济上乃至思想上政治上的行为，约束其消极作用。必须明确，只有当好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必须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

与正确对待私营经济有关的，还有一个全面理解和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问题。

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党确定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来的。十六大指出：要“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所以，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往往把十六大的这一方针概括为“两个毫不动摇”。

自从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以来，十多年时间过去了，但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和贯彻始终存在着分歧。主要的倾向是，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实际经济工作部门，往往只强调第二个“毫不动摇”，而忽视甚至反对第一个“毫不动摇”。例如，2012年年初，国家权威机构发布全年经济改革的意见，只字不提如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篇只讲“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仿佛改革就只是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一个方面。有一个权威研究机构则借外国人之口，宣传我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应该是，一方面对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理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办法是：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同时要求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的税金和利润，以减少私有企业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负担。在理论界，更有人公开鼓吹必须“破除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公有制、搞国有经济的迷信”，主张“以私有制为主体”，或者主张“谁是主体让市场来决定”；同时赞扬私营企业主“是中国最能干、贡献最大的阶层”，“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主导阶层，在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其中精英分子尤其如此”，从而把十六大的精神歪曲成放手地、毫无限制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诸如此类的言论，屡见报刊。

面对这样的舆论环境和错误实践，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正确地阐述“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

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以，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目标应该是两个：一是不断巩固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是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

应该看到，两个“毫不动摇”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着双方的对立和统一，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矛盾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也是如此。“两个毫不动摇”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它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又必须看到两者是有主次之分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这一方针的主要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政策的前提。也就是说，有了第一个“毫不动摇”，才能有第二个“毫不动摇”。首先，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显现出来。如果没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没有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如果让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那就必然导致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这是会破环生产力的。所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非公有制经济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的前提。其次，我们之所以有能力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关键也在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发挥主导作用。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的、能够领导和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所在。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了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就没有能力再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什么鼓励、支持的政策了，更没有能力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了，而只能听任非公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了。这样，第二个“毫不动摇”也就不能再存在了。

应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两个“毫不动摇”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过去在所有制问题上，违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犯了“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上，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60%，国有经济已下降到不足30%，而且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丧失主体地位的危险。是到了大声疾呼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时候了。在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的今天，如果各级党政机关再不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公有制经济上，不为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有可能被私有制经济所取代，进而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改变，这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重点应该放在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上，这是当务之急。

6、应该旗帜鲜明地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12]彻底消灭私有制（首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这一点，应该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讲，无需讳言。不要吞吞吐吐，含糊其事。

当然，消灭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3]

党的十三大确定我国还需要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正是根据这一原理提出来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而且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所以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我们需要私营经济，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私营经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而离不开私营经济似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私营经济才具有积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是会消失的；也不是像西方经济学说的那样，是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谓“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才符合人的本性，因而私有制是不可能消灭的，“私有制万岁”、“人间正道私有化”。要知道存在决定意识，自私自利这种思想意识是私有制的产物，私有制是由生产力水平不高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私自利这种思想意识产生的。保留私营经济，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产生的现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私营经济是会逐渐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并不是主张“私营经济万岁”，我们是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为消灭私营经济创造物质条件，最终彻底消灭私有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客观的必然趋势。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忘记这一点，那就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要犯“左”的错误；我们将来是要彻底消灭私营经济的，目前要积极为此创造物质条件，忘记这一最终目的，就会犯右的错误。当前，后一种倾向，更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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