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最主要方面：私有资本坐大

导读：中国不乏把大政方针概念模糊、是非颠倒之人。概念模糊就可以浑水摸鱼，是非颠倒就可以奸计得手。在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一些声音对它进行的解释就有模糊概念、颠倒是非的嫌疑。比如，一些人照搬西方僵尸企业概念，又实际上把国有企业等同于僵尸企业，那就是南辕北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指示相抵触。本文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措施应该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再加上一条“做多”国有企业，即把国有企业的数量搞上去。这既有中国自身的经验，也有理论的依据，还是西方的警示可以说明。

一、中国自身经验

马克思、李嘉图是真正的供给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解决了生产所依赖的制度框架问题。他的《资本论》可说对此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简言之，消灭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变革是必须的。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生产出问题(如内需不足、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贫困问题)要从生产关系找原因。这才是能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供给经济学的要义。

而实际上，早在1942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供给经济学理论，并进行了光辉的实践。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他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这里，“供给”一词等同于“需求满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发展经济”而不是“发展生产”的概念。“经济”是比“生产”更为广泛的概念，用“发展经济”而不是“发展生产”的办法更能够“保障供给”。今天中国所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模式来发展经济，而不是其它。也应该注意，在1942年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任务，但并没有把它作为党和边区政府的中心任务，也没有作为中心任务之一。原因在于，边区人民和党一起都没有被消费主义所支配，并没有被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所支配。他们把消费限制在满足生活最低基本需要的水平上的，因此，并没有把宝贵的资源无条件地转移到物质产品的生产上。更应该注意的是，党和边区政府是以公有制经济形式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所设计的供给经济学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新中国建国后的稳定财经、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巨大成功证明，公有制经济具有私有经济所无法比拟的效率效益。至于这个结论是否能够应用于供过于求的今天的中国，下面的理论分析和美国经验警示都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最主要方面：私有资本坐大

结构性的因素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产品结构等，但把这些作为供给侧结构内涵就会忽视所有制这个最核心和最基础的结构(它在宏观上表现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中国GDP、就业、投资等方面的比例)，就会忽视私有资本在过去三十年中坐大这个基本事实。西方人原来总结出经济学的三大问题，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从这个框架看，供给侧结构的必备内涵必须同时包括这三个方面。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说，供给侧结构的最主要内涵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特别是由谁生产)和为谁生产。那种只注重生产什么的观点不可能是科学的供给侧结构。实际上，生产什么是第二位的，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才是第一位的。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决定了生产什么。毕竟，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生产出世界最奇妙的产品(每次产业革命、技术革命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一般日常消费品了)而避免发生经济、金融危机，而避免出现丰裕中的贫困。而特别是，当中国GDP世界第二，可以说，生产什么这个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由谁生产和为谁生产就成为更主要的经济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的换一种说法)。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里，这被归结为所有制问题。由此来看，所有制结构才是供给侧结构的最主要内涵。

西方宏微观经济学在中国流行近20年，使得中国社会大众习惯于用它来思考中国的重大经济政策、发展战略。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供给一词在把市场作为中心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出现最频繁，因此，很容易被人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理论来解读。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市场上总有供给者和需求者。供给侧就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不同价格水平所决定的供给数量。但这个供给侧定义就把由谁来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两个中国社会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抽象掉了。它把供给侧看成是孤立的企业，忽略了企业本身的所有权属性，忽略了由此所有权属性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忽略了由生产过程所决定的为谁生产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把供给侧唯一地理解为生产多少，这几乎没有落在西方学者所定义的经济学问题范围之内。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能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概念作为理论基础。

只有从所有制来理解，才能系统、科学、有效地理解中国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大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多种所有制”为基本政策。从私有制经济成分与供给侧的关系看，首先，私人资本由于追逐利润的需要，为此，它们不惜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私有资本数量越大，假冒伪劣产品越多，自然产品供过于求。其次，私有资本由于追逐利润的需要，为此，它们在拒绝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前提下，必然使用低级技术生产低端产品。私有资本数量越大，低端产品越多，结果产品供过于求。第三，私有资本由于追逐利润的需要，即使使用高级技术(中国高新技术园区实际上技术水平许多不高)生产高端产品，也会索要与其产品质量不相匹配的高价格(农村中涉黑的房地产开发者生熟通吃，通过“托市”拉高房价，把农民辛苦一辈子赚的钱一夜之间拿走。当然，一些农民也是抱着发财的心态，结果落入陷阱)。由于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民的需求，再加上高价格，结果也是供过于求。第四，既然私人资本以追逐利润为最根本动机，而最广大的工人、农民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必然形成，内需不足必然形成(生产并没有为最广大工人农民服务)，更不用说，在1980年后有大量国有资产以改革之名通过贱卖(由国有银行提供贷款)给私人(美其名曰社会化、提高效率)了。第五，本来，按照市场机制，当供过于求的情况出现后，供给侧的理性反应是降价。但中国的宏观价格水平表明，这种理性行为在中国并不存在(原因之一是央行过度供给货币)。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相对私有制具有优越性。然而，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与供给侧的关系也较为复杂。首先，中国国有企业有一个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一定要有几个前提。一是这个大事一定要事先充分论证好，确实应该办；二是在第一基础上，一定要认清问题复杂性，采取充分科学手段来办。好事如果手段不足，就可能功亏一篑，如果手段错误，就可能南辕北辙。其次，如果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经济效率效益用利润率高低来衡量(国资管理制度之一)，就难以避免如私有制经济成分那样出现假冒伪劣、低端低价产品、高端更高价产品现象，这可以称为“国有企业异化”。它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没有按照国有企业的本性来进行所导致。第三，中国在虽然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实质却是私有化超常发展的情况下，公有制经济成分管理者人心涣散，容易出现国有资产的监守自盗行为。这样，无论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都不可能达到较为优化的状态。于是，创新不足必然成为常态，重大创新必然难以出现。改革开放三十年，真正叫响的创新似乎只有高铁!飞机、汽车、芯片、软件都缺乏足够的创新。而日常消费品缺少自己的著名品牌，原有的一些品牌被外资吃掉。

以上分析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针对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无法与私人资本在中国坐大这个主要的结构性问题脱离干系!唯有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企业能够与之针锋相对!

三、西方供给侧改革的警示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可能成为中国打造自身科学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契机(比如，有学者已经提出建立新计划经济的概念设想)。但是，中国打造自身科学经济发展模式必须避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陷阱。由于一些人不断提出本质上属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论、口号、概念等原因，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陷阱对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最大的危险。但从历史看，中国已经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余地了。

从西方经济发展史看，资本不断在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它不仅依靠自己的精明的算计，把资本从一个产业转向另一个产业，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还借助国家的力量，搭建各种各样的平台，如国内、国际信用制度。在这种破坏和建立的交叉作用之下，它努力维持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的收益，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平均的利润率，使其不致下跌到引起社会变革的临界点之下，尽管它在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经济结构，甚至破坏原有产业的资本。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都在进行着一定限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这种资本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尽管不乏努力创新的企业家，但已经不断出现巨型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预测不力(如美国波音、英国雷利)，市场调查的失误(如巴黎迪斯尼、瑞士钟表)，漠视操作规程(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通过债务收购以片面扩大短期利润、经营范围、市场份额、生产规模(如韩国大宇、日本八佰伴、瑞士航空、美国凯马特)，错误购买专用资产(如泛美航空)，操纵“不公平”合同条款(如微软对IBM)，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如美国雷曼、日本山一、英国巴林)，甚至通过财务造假虚造利润(如安然将债务计入关联公司报表)，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如微软对网景公司)。这些还是媒体暴露出来的典型案例。至于非典型案例，那就可以说不计其数了。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为了自身利润，强迫工人低工资超负荷工作(富士康在中国可以迫使工人十三连跳，资本主义企业在西方呢？)，而工人们面对压迫上访无门，更无法系统地接触政府官员、影响政府政策就不用说了。在这样的供给侧结构性作用下，共享发展怎么可能呢？

透过历史和逻辑的检验，现在能够看得更为清楚，那就是，美国成为20世纪世界强国带有极强的偶然因素，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联系很微弱。否则，它就不会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盈利能力危机，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下降40%，而1973-1993成为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持续停滞的20年了(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5-98页)。正是在这些背景下，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了供给经济学的主张，给私有企业以更大更多更有利的活动领域，无论是放松管制还是降低税率，都是如此。里根政府简化和放宽经济管制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同时放松了航空、铁路、汽车运输、电信、有线电视、经纪业、天然气等许多行业的干预和管制，美其名曰“引入竞争”。 而同期的英国撒切尔比里根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即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可以进行私有化。然而，现在有诸多美国法国著名学者(如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迪顿以及法国人皮克迪)指出，欧美的供给侧改革使得它们的社会进入到一种令大多数人绝望的状态，尽管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

在美欧经济走向乏力、新常态的时候，它们的财政也出现危机。图1是美国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弗提出的供给曲线。图2则表明，只有美国的平均税率超过75%的时候，才会出现图1中美国财政收入随税率的增加而减少的情况。美国人按照错误的拉弗曲线制定政策，加上其它因素(如实施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当然是导致其财政赤字的无限制扩大。而无论图1还是图2，都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

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国家的财政收入(纵轴指标)并不仅仅依赖于税收，而是可以依赖利润上缴。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50%。就是从税收系统运行机制看，当对国有企业征税时，根本不存在类似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抑制效应。也就是说，图1不适用于美国，适用于美国的图2也不适用于中国。尽管中国现在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GDP、就业、投资等方面)很大，但它们所纳税的税率实际应该是很低的，至少不可能达到75%。而当中国国有企业力量越强、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后，减不减税(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根本无足轻重。可见，中国今天一些人把减税作为一条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是文不对题的。

四、结论

重视供给的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着深厚的根基。它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的一种经济学反映。但是，美国供给经济学并不是真正的供给经济学，只不过是把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有效论做了一个极端的扩展性应用而已。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今天中国如果用美国供给经济学来诠释甚至指导中国改革，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些学者宣称自己的供给经济学和西方不一样，但是服务的阶级、方法论和政策建议与西方供给经济学没有任何质的差别。中央最高层已经看出了这个问题和危险，在“供给侧”后加上“结构性”三字即是这种认识深化的反映。

事实证明，只要私有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供给主体的比例太高，就必然有收入不合理分化程度的极大上升，就必然会使不同社会人群对立的规模、范围扩大到社会难以容忍的程度。从统计角度看，可以说，高收入的社会人群必然想得到更高更多收入或尽力维持他们的高收入。而低收入社会人群想要提高自己的收入，就不能不从高收入人群中去夺取，因为即使经济增长，经济利益的绝大多数必然被高收入人群拿走。这些不同的人群在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被恰当地称为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对立、阶级冲突由此产生。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真地实现共享式发展，中国就不能不进行深刻地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动，就不能不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企业(这才能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有力抓手)。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就不能不学好用好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

注释：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项目号：15JJD790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竞争优势研究”(项目号：12BJL009)。

李栋.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实践及启示[J].《财政研究》，2012，(1)：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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