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拿谣言当信史——《<毛泽东选集>真相》的谎言实质

作者：李佑新吴璇来源：察网 2016-08-23 2027

摘要:近年来，网上流传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称《毛泽东选集》大部分文章为别人所著，并举出22篇著作为例。这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捏造的谎言。《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刊登唐宝林《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在谈到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变化时，援引了《真相》一文，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三篇著作出自张闻天之手。本文旨在梳理学术界关于此文的批评观点，对其举为例证的22篇毛泽东著作做一些补充考证，以揭露其谎言实质。

近年来，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该文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并举出22篇文章为例说明作者是其他人而非毛泽东。该文自2009年被首次抛出，便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网站转载帖子近百篇，浏览量以数十万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有网友竟提出“将原书名《毛泽东选集》，改为《中国共产党选集》” ［1］，有研究者在写文章时将其作为真实可信的依据进行引证【注释：唐宝林在谈到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变化时，援引了《真相》一文中捏造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三篇著作出自张闻天之手。参见:唐宝林:《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炎黄春秋》，2011(9):77。】。虽然有学者对该文进行了驳议，但每逢重大纪念日此文必被拿出来炒作，其浏览量及网友留言至今仍在不断增加，恶劣的社会影响依然在扩大，非常有必要继续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旨在梳理学术界关于《真相》一文的批评观点，并做一些补充考证，以揭露《真相》的谎言实质。

一、铁证——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著作原始文献

《真相》一文假借中央权威部门之口披露《毛泽东选集》中一些著作的实际起草者，却并未提供任何相关的原始文献或其他有力证据。相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文稿档案，却以铁的证据表明了《真相》一文在造谣。

《真相》诬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实际上，这篇著作系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结论对一些同志在“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作了回答，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针对谣言，中央档案馆的齐得平【注释：齐得平，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曾任手稿科科长，中共中央档案资料保管处副处长，利用部副主任。1950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做档案工作。1961年起专做毛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曾参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书信手选》《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选》等文献的编辑工作。】先生以铁证进行了回应:“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毛笔横写的。”［2］中央档案馆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手稿，齐得平先生提供了这篇文章开头4页的影印件，白纸黑字，无可辩驳。毛泽东曾亲自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在校对《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时，他发现有两个铅字磨损，字体比其他字瘦小，就在一旁批道:‘换一个铅字。’文中有一处字号不符，几乎看不出来，他也画了出来，在一旁批道:‘改老五号。’” ［3］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珍视。

《真相》诬称《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著作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作了修改。事实上，《实践论》《矛盾论》是1937年毛泽东应邀为抗大学员授课时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教材中的两节，《实践论》为第二章第十一节，于7月份讲授；《矛盾论》为第三章第一节，于8月份讲授。毛泽东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所写几万字的批注文字，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这些批注为“两论”直接沿用或加工提炼后采用，有的文字与《实践论》《矛盾论》中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两论”在抗大讲完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对讲课提纲进行了整理，经毛泽东同意后印了若干份。齐得平先生提供了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9月油印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1940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封面，上面还有毛泽东的毛笔签名。［4］

《真相》诬称《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实际上，这篇著作系1942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报告号召全党在学习问题上进行一次根本的改造，真正树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实事求是的学风，由此开启了全党整风学习的序幕。针对谣言，齐得平先生提供了手稿前4页的照片。并指出:“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时，只写了一个提纲。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讲演提纲亲自加以整理的。全文 18 页，用的是16 开纸，是用铅笔横写的。” ［5］全文白纸黑字，无须多言。

《真相》诬称《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事实上，这篇著作系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为驳斥谣言，齐得平先生提供了有毛泽东笔迹的4页手稿和2页清样稿予以驳斥，并作出详细说明:“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文章标题原为《二十八年》，后来毛泽东用毛笔改成《论人民民主专政》，后边还有他的亲笔署名。”“正文第1—15页是用铅笔写的，第16—31页是用毛笔写的，均用毛笔修改过。有过两次竖排铅印的清样稿。第一次清样稿16页，标题原为《二十八年》。毛泽东用毛笔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铅笔修改，后又用毛笔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第二次清样稿也是16页，毛泽东用毛笔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6］

二、史证——以翔实史事为依据编撰而成的毛泽东年谱及传记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以大量的档案材料为依据，详细记述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生平业绩，而《毛泽东年谱》则通过对历史的忠实记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这些权威著作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也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真相》在撒谎。

《真相》诬称《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由周恩来起草的，这纯属无稽之谈。查阅《毛泽东年谱》便可知:“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7］《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决议的第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根本不具备写作条件。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前他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不可能参加1929年的红四军会议，更不可能起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文件。

《真相》诬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上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不消说，《真相》作者连写作时间都搞错了。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该著作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的回信，并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8］

《真相》谎称写作时间为1932年1月5日，此时瞿秋白已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留在上海养病，并没有权力对军队发布指示。这封信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1941年延安整风期间，作为重要文献被收入《六大以来》。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将来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该信在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明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9］。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根据《六大以来》刊印了完整的信件内容。该信原题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末尾还有毛泽东的署名。［10］

《真相》诬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调查工作》一文，这是他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11］同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翻印了此文，发给苏区军民学习。由于战争环境，该文散失。1931年春红军撤离时，党组织将其中一本交给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赖茂基视若珍宝，用数层油纸包裹，放入木匣，藏在居室的泥墙中保存下来，1957年上交组织，1959年由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在福建龙岩征集得到，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本珍贵的《调查工作》石印本，纵18．4厘米，横12．6厘米，正文篇名后加了括号，里面清楚地标明作者“毛泽东”。［12］1961年1月，田家英将这本小册子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亲自修订，改题为《关于调查工作》，并加批语，于3月11日印发给在广州召集的三南会议。1964年经毛泽东审定，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同时出版了单行本。后收入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可见，文章形成和流传的脉络十分清晰，其作者是毛泽东，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真相》诬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部著作“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13］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毛泽东随即在12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前五章的写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而搁笔。毛泽东当时曾以这部著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1941年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出版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虽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却缺乏带兵打仗的实践经验。而张闻天也曾表示自己“打仗不熟悉”、“自认是外行”［14］。若将这篇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的著作归在一个外行名下，显然有违历史真相。

《真相》诬称《论新阶段》一文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实际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论新阶段》确实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但起草人是毛泽东本人。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派回国，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将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10月12日下午、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作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长篇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题为《论新阶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被编入《毛泽东选集》。［15］这一部分专门探讨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堪称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纲领性文献。

《真相》诬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实际上，《毛泽东选集》在收录该著作时作了明确的题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一九四○年一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16］1940年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总结了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一部分作了修改，加写了三段话，被编入《毛泽东选集》。另外，回归真实的历史环境，周恩来等四人根本不具备写作条件。六届六中全会后，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常驻重庆;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在华中敌后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1943年才回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康生虽然在延安，但他们并不擅长历史，难以写出涉及历史问题的《中国社会》部分。

《真相》诬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两篇文章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事实上，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毛泽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提出了积极稳妥的方针与政策，并于1941年3月18日、5月8日对斗争经验与教训作出了总结，即以上两篇党内指示。《毛泽东传》对这段斗争历史记述道:“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期。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1940年12月14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17］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所取得的重大战果，固然与周恩来和董必武在重庆第一线的斗争分不开，但若将两份党内指示说成是远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起草的，则显然歪曲了历史。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了这场斗争，为我党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使我党国际声望空前提高，他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的卓越贡献是不会因谰言而磨灭的。

《真相》诬称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皆为胡乔木代笔之作。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将在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学习白求恩》一文。［18］而胡乔木1941年2月初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怎么可能在1939年替毛泽东写出《学习白求恩》。201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艰难与辉煌(1921—1949):国家图书馆藏珍贵革命历史文献展图录》图文并茂地展出了《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一书，其中，《学习白求恩》“全文共1053个汉字(含标点和题目、作者、成文时间)，繁体，从右至左竖排排列，分四个自然段，有‘(一)’至‘(四)’的段前标注，文头和文末分别署有作者姓名和成文日期。”［19］1952年，《学习白求恩》改名《纪念白求恩》，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为人民服务》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名作。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战士，9月5日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毛泽东亲自为其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在追悼会上讲话，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20］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的吴烈回忆道，下午2时许，毛泽东从枣园的住所走了出来，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随后，毛泽东亲手拿着花圈，献在了张思德的遗像前，并即兴作了演讲。［21］虽然是即席讲话，但深知张思德其人的毛泽东显然是打有腹稿的。张思德在担任毛泽东警卫员期间，因工作兢兢业业，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的讲话是有感而发的，他对为人民服务的意义阐述至详，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价值追求。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以《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毛泽东亲致悼词》为题，全文刊发了这篇演讲。后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正式定名为《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一文是毛泽东在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22］《真相》诬称此文为胡乔木代笔之作，虽然1945年他正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但查阅史料便可知，毛泽东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崇敬之情早在胡乔木任其秘书前就已经产生。193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要求即将开赴太行山等地的干部们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统移掉。［23］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号召广大青年要永远代表老百姓，“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24］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除了在闭幕词集中阐述了愚公移山精神，还在1945年4月24日作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5月31日作的七大“结论”中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并在“结论”中明确指出:“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25］。可见，“愚公移山”的故事是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反复讲过的，他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崇尚是终生不渝的。

三、见证——亲历者对毛泽东著作写作及演讲情形的回忆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有着对真理的不解追求。他不仅从前人的著作中汲取智慧，还以惊人的刻苦对中国革命作着理论总结。为写出满意的著作，他常常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在回忆录及纪念文章中再现了《毛泽东选集》中多部著作的创作过程。此外，一些亲历者还回忆了毛泽东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著作进行演讲时的情形。这些都为我们了解真相提供了历史脚注。

《真相》诬称《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实际上，《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讲演。［26］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为夺取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系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重要军事论文，首次发表在当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四十期，后收入解放社1939年出版的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27］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对游击战争理论所作的高度概括和系统发挥，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对于壮大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的警卫员翟作军曾亲眼目睹其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疼时就紧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28］9天后，毛泽东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这段有关毛泽东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写作情形的真实再现，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如此呕心沥血之作岂由他人代笔。

《真相》诬称《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是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事实上，这篇著作系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刊载此文时，将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记述了毛泽东写作及演讲时的情形。毛泽东警卫员贺清华回忆道:“有一阵，毛主席接连几天没有睡觉，集中精力在写《新民主主义论》。”［29］温济泽对毛泽东的精彩演讲描述道:“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30］后来，这篇文章传到国统区，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理论的叶青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31］。

《真相》诬称《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由林枫起草，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实际上，《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1942年4月27日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题，在延安《解放日报》首次发表。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文是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召开的宣传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演。原载于1942年6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后编入《毛泽东选集》。这两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阐明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宗旨，使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邓力群对报告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记述道:“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32］

《真相》诬称《论联合政府》一文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事实上，这部著作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报告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大局出发，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明确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形势下的国共两党关系中掌握了主动权。对于这段史实，胡乔木曾回忆道:“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33］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裴桐也肯定道:“《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34］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与长征、艾地谈到这篇著作时，曾谦虚地说自己“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在场的周恩来插话说:“《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35］“联合政府”这一口号产生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进行说明时也感慨道:“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36］

除了歪曲《毛选》著作的写作真相，《真相》还诬称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也出自胡乔木的手笔。对于这首词的写作真相，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已明确表示:“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37］1936年2月6日，陕北普降大雪，毛泽东登高远眺，触景生情，诗意顿生。次日，他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脍炙人口的诗篇。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了当年毛泽东创作这首词时曾使用过的小炕桌。［38］此时的胡乔木正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并未到达陕北，不可能写出《沁园春·雪》一词。

四、辟谣——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三家单位正式作出澄清

《真相》诬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正是这份报告，披露了所谓《毛泽东选集》著作的写作真相。此外，《真相》还捏造了2份党代会决议，3份中央书面报告，3份批示，1份意见书，4次以官方名义或个人名义提出的口头意见。针对以上不实之词，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于2011年5月25日正式作出了澄清。声明从未就《毛泽东选集》的原稿审核、考证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书面报告；从未在1993年6月初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两份报告，中央书记处也未就这两个报告作过三点批示;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从来没有作过有关毛泽东著作署名问题的决议。［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