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初心之路

陈云的初心之路

房  中

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陈云曾说：“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短短数语，表明了陈云的初心。此后，陈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整整70年。

追求真理：在反复比较中确立初心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父母双亡后，他和年长八岁的姐姐陈星，只得跟着外祖母来到舅父家，同他们一起生活。陈云六岁时外祖母病故。外祖母临终前叮嘱儿子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并抚养好陈星。陈云回忆幼年这段经历时说：“我的真名字叫廖陈云，但是廖也还不是我真姓，是舅父的姓，我自己家里姓陈。”“那时舅父没有儿子，要把我作儿子，所以就姓廖。”

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陈云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对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豪绅恶霸则非常愤恨。当时，小蒸地主俞圭甫总是派收租狗腿子向农民逼租，并把农民打伤，有时还把他们押到县城吃官司。每次看到这些逼租的人，陈云就和同学们一起向他们扔砖块。

在舅父母的抚养、关爱下，陈云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1917年深秋，在颜安小学校长杜衡伯的帮助下，陈云免费进入颜安小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激起了陈云和颜安小学师生的极大热情，他们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去。陈云曾回忆说：“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五四运动，使得陈云懂得了许多国家大事，萌发了朴素的爱国情怀。

从颜安小学毕业后，在班主任张行恭的帮助下，陈云于1919年12月8日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95年初，也就是他逝世前的两三个月，他对他的女儿回忆说：“如果没有到上海，没有当工人，没有到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从青浦到上海，这是我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

江蘇省青浦县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陈云故居

陈云到了商务印书馆之后，并没有直接找到共产党。他最先“赞成吴佩孚”。吴佩孚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的主要代表人物，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在五四运动中，他坚决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被称为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1924年他成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首位中国人。当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势力影响大。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后来吴佩孚镇压革命，陈云便转而“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五卅运动前后，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国民党党员那里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于是，在1925年六七月间，经商务印书馆同事薛兆圣、张文菲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后来，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左派国民党部也就取消了”，陈云“亦最后退出了”国民党。

1925年5月，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撕毁二月罢工时与工人签订的协议，以停工关厂向工人反扑。顾正红带领工人进厂交涉，惨遭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惨案激怒全市人民，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示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五卅运动中，陈云和商务印书馆大多数职工一起，参加了罢市和游行，同时参加“募捐办报”和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在这场运动中，陈云看清了帝国主义的面目，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体会到了工人中蕴含的力量。

五卅运动直接导致了商务员工爆发大罢工，他们要求组织工会、改善待遇。年仅20岁的陈云积极投身到罢工的准备工作中。据陈云的商务工友陈竹平回忆：“接近罢工的前三天，陈云同志和几位先进职工，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又连夜开会，准备罢工的各项工作，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三天三夜没有好好地睡觉，罢工组织得很有条理，很有秩序。”陈云深得工友信赖，先后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和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的联合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五卅运动后，经同事介绍，陈云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去读书。在那里，他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籍。他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当时由于实践少、知识少，有些书他还看不懂，但是他感到：这些书中讲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他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再加上五卅运动、商务罢工的影响，1925年的八九月间，陈云在董亦湘、恽雨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

1926年，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委员合影。前排左三为陈云

信念坚定：在各种考验中锤炼初心

陈云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生。他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陈云的坚定信念是在各种考验中磨练出来的。

陈云经受住了逆境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云多次受到冲击，处境十分困难。1969年10月，陈云被下放到江西“蹲点”。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被下放而感到消沉，在逆境中，他始终坚持“三个不”：

陈云下放“蹲点”在江西

第一是不消沉。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保留我的党籍，我就可以读书。”当时，中共中央保留了陈云的党籍，而且保留了他中央委员的身份。陈云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就是读书。他的子女回忆父亲在江西读书的情景说：“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写的《列宁全集》各卷。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那是何等境界，何等襟怀呀！”

第二是不后悔。陈云被下放到江西之后，他也在想：我这一生参加共产党有没有错？我这一生为党为人民奋斗有没有错？我这一生包括“大跃进”时期所提出的主张有没有错？尤其是在他读了一些列宁的书籍以后，他想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后来提出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错，那么既然没有错就不后悔。

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容器车间参加班组工人学习会的地方

第三是不悲观。在江西，陈云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他的小女儿陈伟兰回忆说：“爸爸即使在逆境的情况下，即使他的身体不好，政治上受到很大挫折的情况下，在精神上他从来没有垮过。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仰，相信他终身从事的这个事业是非常崇高的事业。”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回忆说：在江西“他的信仰毫不动摇，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学习作为自己终身的事情，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把自己完全和党的事业融在一起了。”

陈云经受住了金钱的考验。陈云长期领导新中国的财经工作，长期与钱打交道，但是，他沒有在金钱上犯过任何错误。陈云的长女陈伟力回忆说：父亲对家里人要求非常严格，“他说在经济上一定要干干净净，做人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公家的钱一分钱都不能动，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有一天会查的。”陈云身边有个工作人员叫张廷春，他从东北就跟着陈云，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复员转业，他临走时，陈云也对他说了这句话。后来他来看望首长的时候，非常感激首长。他说：“首长交代我的事儿，我一直牢牢记着，我周围很多同志都在经济上犯了错误，公家的钱我一点儿都没沾，所以我一直没有出过任何事情。”

20世纪60年代，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出售了高价商品，如高价糖果、炒肉片等。有一年夏天，陈云夫人于若木去商场花高价买了一条毛巾被。然而，第二天报纸上登，高价产品取消，所有都是平价。于若木就抱怨陈云：“你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你肯定知道高价商品第二天取消的消息，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陈云对夫人于若木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是主管国家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家里头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1985年春，陈云与姐姐陈星在杭州

陈云经受住了亲情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把姐姐陈星接到北京生活，但是因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姐姐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江苏吴江松陵镇。根据苏南行署负责人的介绍和建议，吴江县政府以照顾革命家属的名义，曾给予陈星接济。陈云知道后，立即要求中财委代他给吴江县去信，明确告知不要再给姐姐发接济费。1952年10月，中财委办公室致信吴江县县长：“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至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一个月后，尚未得到回复的中财委工作人员再次致信吴江县县长，转达陈云“自己补助其姐”的意见。在陈云的再三要求下，吴江县县政府停发陈星的生活费。后来，陈云还是把姐姐接到北京生活。1972年8月，陈云亲自写信给吴江县松陵镇革命委员会，代姐姐陈星作主，将其在吴江的财产“一概交公”。

陈云给家人制定了“三不准”家规：一是不准家人搭乘他的车;二是不准家人接触他看的文件;三是不准家人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在陈云纪念馆至今保留着两辆红旗车，一辆是老式的“红旗”牌轿车，一辆是“红旗”牌自行车。即使是和陈云在同一个工作单位的妻子于若木，也是每天骑着这辆“红旗”牌自行车上下班，尽管上下班的路线相同，但夫妻二人各用各的车，公私分明。于若木戏称“自行车是我进出中南海的老坦克”。

对于子女的教育，陈云就是六个字，“读好书、做好人”。他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1968年，陈云18岁的小女儿陈伟兰从部队院校被分配到西藏军区野战部队。当时有人给她出主意说：“你可以让你爸爸跟有关的领导同志讲一讲，你就不去西藏了，留在成都吧。”陈伟兰回忆说：“当时很天真，我回家就问爸爸，我能不能留在成都啊。爸爸说谁给你讲这个话？我不能给你讲这个话。他说，别人都能去，你也应该能去。到离开北京的时候，爸爸心里很难过，他站在家门口，让家里所有的人去送我，而且跟我讲，他说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风浪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陈云经受住了作风的考验。陈云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不高，从来不吃高级菜。燕窝、鱼翅他不吃，只吃土人参，就是把胡萝卜蒸熟了，每天吃一根。他的一日三餐是这样安排的，早餐：一杯豆浆、两片面包加点果酱、一小碟花生米（煮熟的）、一小碗稀饭;午餐：一个荤菜、一个素菜、二两米饭;晚餐：一个素菜、一个豆制品、一两半米饭。为了避免浪费，二两米饭、一两半米饭精确到用天平来稱量。陈云几乎天天都吃这几样普通的家常菜。他的厨师曾说过：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的技术也提高不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陈云在北长街的住所出现了裂缝，有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建议翻修房子，却被陈云拒绝了。他说，我的房子比老百姓的好多了，把这样好的房子拆掉重建，老百姓会骂的。如果是为了防震，搞一点钢架支撑一下就可以了。陈云就在这钢架支撑的房子里办公。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再三建议，直到1978年陈云才搬进中南海。陈云长子陈元回忆说：“搬进来以后他一看房子这么大，就唠叨说回去，大概前后唠叨了有半年，后来大家都劝他说，还是在这边比较安全一点，他才同意。”

中南海陈云家客厅内有一个白窗帘，已经旧得不行了，而且都有些变色了。有一次陈云去外地期间，工作人员就把窗帘给换了。陈云回来后，很快发现了这件事。就问工作人员，是不是把窗帘给换了？工作人员说，是给换了，换了新的，那个太老了，挂环都有点挂不住了。陈云说，不行，给我换回来。并说，今后这个地方任何物品都不能再更换。

陈云穿的衣服也很普通。在陈云纪念馆保存着一件棉坎肩，这件棉坎肩背后是一个暖心的故事。1946年他在临江任辽东军区政委时，军区参谋长看天寒地冻的，他每晚都要哈哈手后再起草电文，每次开会都把军大衣裹了一次又一次，特意请人缝制了这件棉坎肩。这件棉坎肩陈云穿了38年，上面打了32个补丁，还是继续穿，他说穿旧衣服就是穿衣服的利息。

陈云节俭朴素的事例举不胜举，因为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一件商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时，看似很容易。可谁想过，它经过了多少道工序？它用了多少资源和能源？它又让劳动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处处节约一点，这也是支援了国家建设……浪费和贪污一样都是犯罪。”

心系人民：在深情大爱中践行初心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陈云的一生，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一生。他说：“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还说：“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

陈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吃”的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造成城市工人数量不断增长。这时，城市粮食的供应问题就出现了，也就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中共中央委托陈云研究与解决这一问题。陈云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权衡比较各种方案，最后得出结论：只能实行又征又配，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也基本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大宗需求。

20世纪60年代，在经过“大跃进”运动之后，陈云认为粮食生产在短时间内不能恢复。他果断提出：进口粮食，满足人民的需求。据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说：“进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在陈云的提议下，经过周恩来的批准，第一艘进口粮食的船只很快抵达了天津。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缺少肉类和蛋品，营养不足，许多人患浮肿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云经过调查了解到，每人每天对蛋白质的最低需要量是70克，而一斤粮食中含蛋白质45克，一斤蔬菜含5克，还缺少20克，相当一两大豆的蛋白质含量。为此，陈云提出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万人口中，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以解决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的问题。他曾动情地说：“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按八个月供应大体需要十二亿斤。一斤豆子可以做成豆腐四斤，一个月十二斤豆腐，平均每天吃半斤。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

陈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穿”的问题。1961年6月，陈云致信李富春，建议成立一个“穿衣问题小组”。这个小组专门研究：（一）焦炭回收;（二）朝鲜维尼龙生产法;（三）在两年内先建成五千吨“卡普隆”产量（每个城市人均做两双袜子）;（四）加紧钱之光的粘胶纤维生产。

当时，老百姓穿的都是棉纺织的袜子，一双袜子穿不了几天就磨坏了，那时候家家户户补袜子成为普遍现象。如何解决？那就是生产尼龙袜。陈云说：“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如果每年用四百万美元进口一千吨尼龙，就可以织四千万双袜子。”

尼龙袜解决了耐磨问题，但是由于是进口原料，价格比较贵，普通老百姓买不起。这时陈云提出：“如果织尼龙底的袜子，产量可以加倍。”后来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发现袜子脚后跟与脚趾头的地方比较容易磨坏，就提出，这两个地方用尼龙来生产，其他地方还是用棉的材料。一双袜子两种材料，既耐磨，又实惠。这样既解决了老百姓的问题，又回笼了货币。

陈云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小”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时，十分关心日用小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一次，他忽然发现市场上没有卖女同志装饰发型用的发卡，就问营业员为什么没有发卡？营业员说，公私合营以后，生产发卡的钢材也没有了。陈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当时就给钢材生产部门的同志打电话，后来还写了一个条子，说你们一定要拨出几吨优质钢材来，给全国女同志每人生产两枚发卡，否则她们会骂娘的。

1981年1月26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茅盾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写的《想想孩子们吧！》一文。文章提出儿童剧演出缺乏场地的问题。陈云看到后建议：“可否由中央书记处指定有关部门专门议一下？开放单位内部礼堂可先在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民学机关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这样就解决了教育儿童的一件大事。”1982年5月，陈云从《人民日报》的一篇短文了解到，少年儿童仍然存在看戏难的问题。他立即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建议采纳茅盾等人文章的意见：“在今年六月一日儿童节时，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均应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如同意，请考虑可否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就此事作出紧急决定。”5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向全国下发《关于全国的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六一”向少年儿童开放的紧急通知》。全国的少年儿童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

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确立初心、锤炼初心、践行初心。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践行了党的宗旨，用他自己的话说：“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也不能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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