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与“杨振宁之问”，“为人民卖命”与“为钱卖命”

“钱学森之问”与“杨振宁之问”，“为人民卖命”与“为钱卖命”

秦  明

　　北大路风教授是大飞机专家论证组成员，曾多次在公开媒体为运十下马鸣不平，痛批“造不如买”的买办路线。最近，瞭望智库刊发了路风教授的文章《这才是真正的“钱学森之问”!》厘清了一段广为流传的“钱学森之问”的真相。

　　传言的缘起是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同志，钱老有一段谈话，其中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的这段话后来就被演绎成了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果粉更是将钱老对后30年办学模式的反思，演绎成了对整个新中国办学模式的否定——“钱学森之问：为何解放后的人才无法与民国相比”。

　　为了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钱学森之问"，路风教授回顾了收录在《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一书中的一封钱学森同志的亲笔信：

　　钱学森同志的这封信写于1995年，所针对的正是八、九十年代盛行的“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高校人才培养以及科研工作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所批判的正是那行大行其道的“洋奴思想”。这种现象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唯洋是从”，能否评副教授、教授，主要不是看实际的治学能力和科研水平，而是看你在国外“权威”刊物发表了几篇论文;课题不敢原创、教授不愿坐冷板凳，甚至不思进取，只是跟随外国大学的研究和理论立项。

　　为了骗取国家的专项科研经费，有些科研公司和单位，甚至直接买国外现成的材料或成果蒙骗国家和人民。前有汉芯磨掉国外芯片商标号称自主研发丑闻，中有某所转基因水稻直接购买国外实验室材料涉专利陷阱，最近，又有曾是湖北省重点项目的武汉弘芯洋跃进丑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还有一个令人惋惜的例子：某大型IT企业牛皮吹上了天，国家政策一路绿灯，爱国营销国内销量暴涨，倾轧国内友商，还堂而皇之地践踏劳动法;而坐了将近20年“冷板凳”的胡伟武团队，虽然已经在28nm落后工艺条件下，把龙芯CPU的单核性能优化到极致，追平国际第二巨头AMD，却鲜有资本眷顾，至今产业应用捉襟见肘。

　　种种现象，究其根源，就是市场大潮下“一切向钱看”，资本主导一切，市场配置资源;从80年代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到如今流行的金句“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在现如今的大学实验室里，博士生导师不被称作“老师”、“教授”，也不被称作“导师”，而是被称作“老板”，把博士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压榨这在国内高校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此钻到钱眼里的教授，不搞学术腐败，才是奇怪的事。

　　如果钱学森同志多活几年，看到反腐大潮下暴露出来的这些“魑魅魍魉”，应该会更加地痛心疾首吧?

　　在钱学森同志1995年的那封信中，列举了毛泽东时代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科研的例子，其中就提到了毛泽东时代我国的核物理和氢弹技术“敢为世界先”的例子。

　　而说到氢弹，不能不提与钱学森同被评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邓稼先，我国独特的氢弹技术就是按照邓稼先和于敏共同提出的“邓-于方案”实现的。

　　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邓稼先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从事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好了一辈子隐姓埋名的准备，参与到了原子弹的秘密研制，担任二机部核物理研究所理论部主任，负责核弹理论设计工作。

　　邓稼先作为业务负责人，凡事亲力亲为。他一共参加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亲临现场指挥。一次，爆炸实验失败，必须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那片地区，找到重要部件用手捧回来。就是这事故，导致他的身体被射线严重损害，患上了直肠癌，最终于1986年英年早逝。在80年代的一次试验中，邓稼先仍然使用领导的“特权”，把检查雷管的危险工作揽在自己身上，不让别的同志涉险。在邓稼先身上，我们看到了持之以恒的无私与大无畏。

　　在邓稼先病重期间，他的老同学——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归国看望他，痛心地问他：“老同学，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啊，值得你把命搭上?”

　　邓稼先对冲着杨振宁笑了笑，吃力地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对他说：“20块，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

　　事实上，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没有对研制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颁发任何奖状、奖金。直到1985年，国家才给原子能研究所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额为10000元，最后按10元、5元、3元3个等级发给个人。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当时的北平崇德中学校友，又先后去了美国留学。后来，杨振宁选择留在了条件优越的美国，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邓稼先却选择回到了条件极其艰苦的祖国，一辈子隐姓埋名。这就是元勋与专家的区别。

　　笔者无意对杨振宁作出道德评价。事实上，杨振宁80年代以后也的确为国内的核物理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帮助，并在2017年选择恢复中国国籍，成为了中科院院士。但是，恐怕直到今天，杨振宁即便理解了邓稼先为何在1950年选择回到祖国，也无法真正理解邓稼先为何会选择“把命搭上”。

　　从资本主义国度归来的杨振宁，在考量要不要贡献力量，甚至要不要“把命搭上”问题时，思考的是能够获得多少奖金。这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层面的差异，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与作为资本主义老大哥的美国，两个社会的根本差异。

　　中国在解放前连铁钉、火柴都不能生产，建国仅仅15年以后，就从古老大地上魔术般地冒出了一支庞大的核工业队伍，引爆了一颗高水平的原子弹。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7年多，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即战略核导弹的试射成功，美国用了11年，我国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就是效率的差异。

　　如果说上述科技成果尽管都是自己独立研制出来的，但并不是世界首创，那么，1965年完成的人工合成牛胰鸟素和1974年完成国家鉴定的杂交水稻两项成果则是享誉中外的重大发明;1970年代初，我国就上马了640工程即反导项目，如果不是70年代中途下马，系统总体水平至少可以与美国匹敌;70年代初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领先程度得到当时世界数学界的普遍认同，连1972年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主动提出想会见这位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圣人”。这就是“敢为世界先”。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可以无私奉献、高效协作，这一先进的生产关系高度契合了现代科研体系高度综合性、协作面广以及系统性等特性。社会主义国家科研工作的突飞猛进让美国感觉到了焦虑，而美国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由大公司承担的，为了弥补不同私人部门在协作方面的门户壁垒以及效率低下，美国国防部依托军工巨头成立了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DARPA)，在国防部的直接领导和操控下实现了军事科研与军火集团的紧密结合。

　　尽管如此，军工巨头和资本主义的科学家不可能为美国国防部无私卖命，DARPA成立以后尽管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科研经费却根本降不下来。

　　美国在1957年至1965年间的429次火箭发射中，1/4失败，这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实验活动，在全世界航天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哪怕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了降低科研成本，火箭发射力争是零失败。美国开发一架第四代战斗机需几十亿美元，一艘战略核潜艇开发费达上百亿美元。由罗克韦尔国际公司研制的B2隐形战略轰炸机的研制开发费更高达400亿美元。不久前公布的火星探测计划，项目预算更高达25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些钱大部分都进了美国大资本的口袋，这么庞大的开支来自美国人民的纳税以及美国通过美元白条从其他国家掠夺的财富。

　　70年代，中国运十的研制费用总计5.377亿人民币，而同时期，美国和欧洲研制一家同等规格的民航客机，成本至少需要15-20亿美元。这就是科研成本的巨大差异。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支撑钱学森、邓稼先这样一大批科研工作者不计报酬地为了祖国的国防和科研事业“把命搭上”呢?

　　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工人阶级主动要求加班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社会风气，在之后的几年才慢慢形成。而1957年，钱学森就曾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并得到奖金一万元整!但钱学森拿到钱后，却毫不犹豫将钱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为学生买了一百多把计算尺。没有任何人给钱学森同志提出过要求，这种不要奖金、不要报酬的做法，逐渐在中国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中形成了一种大家自觉践行的风气，以至于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已经不需要这种物质奖励了。科研工作者这种不要物质奖励的行为，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阶级身上广泛存在的优秀品质。

　　但话说回来，毛主席和党中央也绝不会让科研工作者饿着肚子搞科研，科研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和家庭社会保障在当时的中国都是较高的。国庆50周年献礼影片《横空出世》里就为我们展现过当时的场景：三年困难时期，科研工作者的生活保障是大大高于解放军战士的，战士们也能完全理解和支持;以至于在吃饭的时候，科研工作者谎称自己饭量小，要把食物匀给战士——这是怎样一幅人与人之间真诚地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场景啊，也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出现这一幕。

　　80年代以后，物质奖励和奖金制度又重新回归了。1995年，香港的几个企业家又通过国家给钱学森颁了100万奖金，钱学森同志再次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捐了出去。钱学森的儿子曾经在媒体上钱永刚曾经在电视媒体上讲述了这个过程：

　　在困难时期，钱学森愿与人民共患难，拒吃特殊照顾的红烧肉;在新时代，钱学森宁愿住老房子，也不住部长房和将军楼，还把稿费、奖金，或作党费上交，或以教育、科研基金等名义捐出。

　　不仅不要钱，对于虚名钱学森同志也是一概拒绝的。1991年10月，中央召开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应邀发表讲话，话讲得让人感到意外，毅然地告诉大家自己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能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这才是钱学森的人生追求。在钱学森讲出这番话的时代，“万元户”早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光荣，工农反而已经和正在沦为了弱势群体。与劳动人民先进分子在一起的殊荣，钱学森早就享受过了——从来不办生日宴的毛主席，在自己71岁生日的时候，还特意搞了一个“饭局”，款待钱学森、王进喜。钱学森特意在表彰大会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多少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与时尚“格格不入”的钱学森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完成了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到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作用至关重要，以至于，钱学森到晚年要大声疾呼：

　　邓稼先同志也经过类似的思想转变过程。

　　某些卑劣小人为了抹黑毛泽东时代，编造了邓稼先“受迫害”的情节，甚至说什么杨振宁1971年回国要求见邓稼先，周总理特批才救了邓稼先，这一段内容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百度百科的“邓稼先”词条。这些卑劣小人妄图把邓稼先歪曲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讲他为了民族利益如何忍辱负重搞研究，两弹元勋勋章也是死后才追授……事实上，在1968年大规模运动就已停止，何来1971年揪斗邓稼先?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在运动刚开始的确发生过派系斗争，而把两派结合在一起的人，正是邓稼先;中央也很快出了规定，禁止冲击核武器等重要项目研制单位;杨振宁回国想见邓稼先，也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邓稼先事先给周总理打的报告，周总理批准后，邓稼先才去见了杨振宁。

　　此外，还有邓稼先妻女受“迫害”，15岁的女儿被发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说法，王明锐同志在《科研战士怀念邓稼先》一文中，讲述了自己在1972年春陪邓稼先去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生产建设兵团探望邓的女儿的经历，文章写道，“那时，在许多有职有权的人都把自己的子女往部队里塞，以逃避上山下乡的时候，你能相信当时作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副院长的邓稼先，竟让自己唯一的女儿留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呆到最后吗?”“除非是因工作需要而与上层交往，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和工人、农民一样的普通劳动者。”

　　无论是邓稼先，还是钱学森，他们都无愧于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正是千千万万个邓稼先、钱学森这样的科研工作者默默的无私奉献，筑起了毛泽东时代国防和科研事业的巨大辉煌，周总理在1975年的工作报告中庄严地宣告：“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最后，回到本文的标题，“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同志基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提出的;“杨振宁之问”则是杨振宁先生基于在美国的工作、生活经验提出的。“钱学森之问”与“杨振宁之问”折射出了两种制度、两个立场的根本对立，“为钱卖命”的人是永远理解不了“为人民卖命”的人的。

　　面对今天造假、跟风、唯利是图的学术腐败，面对美国的卡脖子，毛泽东时代科研工作的历史经验摆在那里，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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