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
毛泽东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
李瑞琴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4
摘要:在领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在关于如何评价和对待斯大林及苏联经验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评价原则,运用把握本质、总体评价,一分为二、辩证评价,功过分明、量化评价,区分主次、侧重评价,成绩错误、分别评价等唯物辩证方法,成功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评价方法及目的,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两论” 毛泽东 斯大林 苏联经验 评价原则和方法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苏共20大后,就如何评价斯大林已郑重作出了结论,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其标志就是1956年4月5日和1956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组织撰写,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言发表的。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矛盾的重要论点,并对矛盾性质的区分和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作了论述。[1]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科学确立评价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原则和方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也为后人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法则和标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集收入了毛泽东审阅两篇文章三、四、五、六稿时的批语和许多修改意见。后来,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多次谈到对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评价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些重要言论和评价尽管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特点和时代局限性,但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态度以及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原则,永远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20世纪末苏东剧变,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趁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大肆抵毁,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的妖魔化,给予西方以极好的恶毒攻击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口实。我国学术界在苏联剧变研究问题上,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有些分歧还比较严重。值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到来之际,认真学习毛泽东评价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理论品格以及原则、方法和意义,对于深入探究苏联剧变根源和记取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评价原则
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在起草和讨论“两论”时,毛泽东高屋建瓴、以勇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和大无畏精神,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1]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2]由此分析,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次要的。斯大林所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立场,“两论”由此确立了具有卓越政治智慧和强大理论力量的评价原则和方法。
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3](p65)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将历史人物置于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不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出发,说明其所属时代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观念和历史事变。
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去看待错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一个探索与前进的过程,其中存在着挫折、失误和某种暂时的倒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其统治经验。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自觉理解和掌握这一认识规律。勇于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理论品格。
其次,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中去看待错误。“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僵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未来提供宏观意义和发展方向上的指导,理论与现实间必然存在距离,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必须是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甚至发生严重错误。如毛泽东所说:“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1]充分认识到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与具备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勇气和信心,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历程中去看待错误。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多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在20世纪凯歌行进,在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中,“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或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下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4]社会主义实践历程表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面临着独有的、复杂的极其艰巨的任务、严酷的挑战和重大困难,需要运用相应的特殊战略原则。在风云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探索中的伟大事业每前进一步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面临的甚至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重大牺牲和艰难抉择。“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4]历史不能重现,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不能从今人的喜恶出发,不能无视历史的不可假设性去评判历史人物的缺失和错误,必须正视历史时代的特殊性。
毛泽东强调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还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这是从事物的普遍原则出发。研究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应该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属的历史环境中,置于当时的物质经济条件和政治、哲学及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去考察。“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5](p583)按照这个普遍原则,无论哪个领域和学科研究斯大林问题,必须同20世纪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的特殊背景相联系,斯大林及苏联的一切活动都置于这一历史基础之上,都不能无视这个客观现实基础。二是要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这是从事物的具体原则出发。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历程。毛泽东反复强调: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对于带有贬意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的称谓,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1]这一历史定位说明,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或者是错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历程中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斯大林及其拥护者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这是评价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基本原则和立足点。如果无视或忽略这个基本原则,如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是丧失了一切道德的罪人”,“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如国内学术界关于“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彻底推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是历史的进步”的观点。这类模糊错误的定性,必将导致对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全盘否定,进而导致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盘否定,这样就不是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了。
列宁曾说过:“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6](p26)“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p229)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8](p244)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挫折与教训,对于斯大林所犯错误和苏联经验,只有本着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本着总结经验、记取教训的态度,才能达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目的。要消除仅从狭义的概念出发,或者对斯大林全盘否定、或者盲目固守全盘肯定的极端性作法,分析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复杂背景、环境和深厚历史根源,以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指导当代实践,走历史必由之路。
2. 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处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所持有的立场、观点都必然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9](p12)因此,将阶级的观点纳入历史研究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基本体现。因为,“我们的时代,在资产阶级时代……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p273)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5](p583)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21世纪社会主义亟待复兴的时代,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历史人物,尤其不能不遵循阶级原则。不能仅仅孤立的停留在叙述评价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是非上,为评价而评价,而是要着重于发掘其现实意义和对后世、后人的借鉴指导作用。
首先,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领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10]。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设想斯大林还有任何别的阶级背景和任何别的政治色彩。将斯大林还原于他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之中,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从这一基本背景出发,我们党郑重作出结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4]2004年,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在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遗嘱是他在苏共十九大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要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争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斯大林的特征是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把全部力量都彻底地贡献给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事业”[11]。在研究斯大林问题时,我们无法抛开斯大林作为苏共领袖的地位和其阶级背景,无法抹去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政治形象,只能从这一基本背景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他的生平和活动,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其次,斯大林的阶级背景决定了其是为着保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除此之外,我们无从确定斯大林还有任何别的目的。“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2]斯大林是20世纪最有争议的国务活动家和历史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莫衷一是、纷纭繁杂、观点各异。不同的评价结论也被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美国知名苏联学家斯蒂文·科恩在评价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争论的意义时写道:斯大林问题与整个苏联的甚至俄罗斯的历史有关系,它深入现代政治问题并使其尖锐化。斯大林问题既吓倒了社会高层也吓倒了社会底层,在领导人中播下纷争,影响他们作出政治决定。美国对外政治战略家则把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引起争论可能造成的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件,形象比喻为是进行“冷战”决战的苏维埃战场。[12](p7)这些复杂情况更需要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斯大林、评价斯大林。“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2]只有分析斯大林所持有的阶级立场,他所从事的事业,对他的把握和理解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对他的评价才更接近历史真实。“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充分肯定着斯大林伟大的历史功勋,但也亲身感受了他在肃反扩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所犯错误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错误,绝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10]
再次,从认真记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远历史意义入手认识斯大林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2]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走过的弯路,我们就可以不走或少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3](p267)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也在于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深刻总结记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最后,对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引起的危害性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3](p65)“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2]在“两论”发表30多年的1991年,历史不幸被言中。苏联自斯大林以来的苏共领导人,都没有做到正确评价斯大林及其时代,以至戈尔巴乔夫以发动改革为契机,提出“归根结底,改革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要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14]。戈尔巴乔夫“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15](p2),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能走过20世纪,列宁主义的故乡抛弃了列宁主义,苏联解体成为20世纪俄罗斯人民最大的历史悲剧。因此,诋毁斯大林,客观上帮助西方敌对势力达到了瓦解苏联的目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残痛的。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评价历史人物,除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不同角度、视域的总结外,根本的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为指导,除此之外,站在任何其他的立场,仅运用其他学科的原则和方法,达不到我们的最终目的,不能从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事业的根本目标出发记取教训、总结经验、继往开来。
二、评价方法
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时,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唯物辩证法风格、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气派。
1.把握本质、总体评价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如何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斯大林,决定了如何评价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还关系到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牵涉各国党。基于这样一个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毛泽东提出:要看大局,要从总体上评价斯大林。他多次强调,斯大林“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13](p408)“苏联共产党这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呑掉。”[3](p626)由上可见,在对待苏联和斯大林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能够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不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一段历史时期,而是站在全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上认识这些问题。这样一种胸怀和视野,就使我们能够跳出局部利益的狭隘立场,个别国家和党一段时期的得失成败,从人类发展史的长过程,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长过程中把握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的基本性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讲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6](p154)因此,毛泽东所讲的大局,就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斯大林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主流和大局。
2.一分为二、辩证评价
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全面地、一分为二和辩证地分析苏联经验,切忌一点论、切忌形而上学;切忌全部肯定或全盘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作法。在讨论修改“两论”时,毛泽东指出:“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3]((p626))“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3](p284)第一要看到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都是由正确的和错误的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二要看到,两个部分中“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这样就比较全面、比较符合实际。既坚持了二点论,又坚持了重点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不可能单纯地、单线性地发展,事物的发展与变化主要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来推动。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都无法得出正确结论。
在我们党内,曾出现过如毛泽东批评过的错误倾向,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13](p408)在苏联也如此,如叶梅利亚诺夫所说:“斯大林在世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后,几乎把我们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12](p7)一点论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将导致夸大错误或夸大成就的极端化现象。这样看问题、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导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中苏关系友好时,领导我们党针对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某些错误做法采取了独立自主的态度,不受干扰,保持了独立性;斯大林逝世后,针对赫鲁晓夫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错误地对待斯大林问题,坚持一分为二、全面辩证地观点,对其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抵制,划清了两种态度,即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3. 区分主次、功过,分别评价
关于如何把握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肯定,也要有否定,同时又要始终遵循评价的基本点和基本立场。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提出在评价中要功过分明、量化评价,区分主次、侧重评价,成绩错误、分别评价等具体方法,做到了科学全面、公正客观。
首先,充分肯定斯大林及苏联经验主要是正确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评价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针对西方反共势力对斯大林的攻击,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特别加上以下内容——引者注)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3](p284)从斯大林一生来看,斯大林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始终是他一生最主要的品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其次,必须正确分析和认识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的观点。”[3](p643)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造成的严重后果:“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错误的主要表现:“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4]由此,对斯大林错误的认识与分析就清晰起来:一是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者要理直气壮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当代中国,就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万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相比还很不完善,还有许多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在侵蚀着这个制度。在实践中,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社会主义成功应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形势严峻,任重道远。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三、意义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毛泽东把握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及其成果,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至深至远。
1.对深刻记取苏联剧变教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指导起草“两论”时曾明确指出:关于苏共20大,应该肯定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不肯定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造成了右倾危险。结果果然来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泛滥。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要着重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然后讲社会根源。[1]因此,苏共20大至少造成了以下严重后果:﹙1﹚丢掉了列宁主义;﹙2﹚损害了欧美各国共产党的发展;﹙3﹚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4﹚首开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先河,导致了一系列恶劣后果,并最终导致了世纪性悲剧的发生。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勃列日涅夫没有总结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变成了一场“揭露”斯大林时代骇人听闻的秘密,实际是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的运动。非斯大林化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抹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价值,抹杀五年计划年代所创造的一切价值,教育和文化体系、科学机构的毁灭或衰落,污辱爱国主义和忘却国家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维”,这一切都进而导致只有“承认我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才能合乎逻辑地将斯大林说成是全世界恶的体现,说明在这一时期是善于干坏事和进行破坏的人领导的国家。[12](p614)这是自赫鲁晓夫起对斯大林进行大肆诬蔑和丑化而演变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同志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6](p272)深刻记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胆识,使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发展。
2. 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未来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对于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及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事关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历史已经证明,轻率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必然导致根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继而否定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势必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需要我们从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观念、大局意识出发,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出发,来对待斯大林及苏联经验,包括对待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泽东领导起草的“两论”成功解决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评价方法及目的,为后人正确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树立了光辉典范,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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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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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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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10]李慎明总撰稿:八集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一),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中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联合摄制,解放军艺术学院电视艺术中心承制,2006年6月出品。
[11]久加诺夫:《斯大林的特征是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李德胜(整理转载) 柳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5期。
[12][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
[13]《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4]赵实: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谈“二十一世纪的精神教训”(摘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5月31日资料摘编之一。
[15]《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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