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谈谈斯大林如何重视理论学习

谈谈斯大林如何重视理论学习

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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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根据大量事实，具体谈一谈斯大林如何重视理论学习。这里说的理论学习，主要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下面准备讲两个方面。一方面讲斯大林如何身体力行，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理论修养，成为名符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另一方面讲他如何重视干部群众的理论教育，作出一系列指示和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他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学不学理论、是否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问题，认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下面先讲第一个方面。

　　一

　　斯大林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喜欢读书。在哥里正教小学上学期间，索索(斯大林的小名)主要读的是一些格鲁吉亚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卡兹别吉的中篇小说《弑父者》。这部小说在叙述高加索各族人民反抗俄罗斯讨伐者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上，用鲜明的色彩描绘了一个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柯巴的形象。索索特别喜欢这个人物，将其看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成为像柯巴那样的著名战士和英雄，便开始自称为柯巴。从事革命活动后，曾把“柯巴”作为自己常用的化名之一。除小说外，索索还特别爱读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尤其喜欢鲁斯塔维里的著名长诗《虎皮武士》。

　　1894年6月，索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里正教小学，同年9月进梯弗利斯正教中学学习。当时这所学校如同在《斯大林传略》中所写的那样，“是在青年中传播各种解放思想的温床，其中既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校内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秘密小组”。[①]索索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只顾学业，开始参加一些活动。后来他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这样说道：“我参加革命活动是从十五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对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了兴趣。”[②]学习期间，常到旧书店去，看见感兴趣的书，就站在柜台旁读了起来。他还花点钱，把需要的和感兴趣的书从书店租来，发动要好的同学将其抄写下来，然后装订成册，保存起来，以供仔细阅读。时间长了，索索的“藏书”变得相当可观，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席勒、亚里士多德、达尔文、海涅、亚当·斯密、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屠格涅夫、杜勃罗留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格鲁吉亚作家巴拉塔什维里、恰夫恰瓦泽、卡兹别吉、尼诺什维里、伊奥谢利阿尼、阿卡基·策烈铁里等人的书。[③]与此同时，索索还不顾校方禁令，从校外廉价图书馆借书来读，曾两次被助理学监发现，他借来的书被没收，后一次被发现后，校长下令罚他关禁闭。从上述情况来看，索索读书的范围明显扩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了兴趣，开始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传略》里这样写道：“斯大林努力顽强地提高自己。他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著作，熟悉列宁反对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作品。”[④]

　　1898年正教中学校方借口索索因“不明原因”未参加考试而开除他的学籍。于是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动之中，成为一个革命者。他用过不少化名，其中比较常用的是上面提到过的“柯巴”。后来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分为三个阶段：“从学徒的称号(梯弗利斯)，经过帮工的称号(巴库)而到俄国革命的一个师傅的称号(列宁格勒)”。[⑤]前两个阶段说的是1898年离开中学后，他先在梯弗利斯进行活动，后于1907年被派到巴库工作的时期。他深入工人群众，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发动他们起来进行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等活动。在这时期他不忘努力学习，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此同时通过创办和参加创办《斗争报》、《无产阶级斗争报》、《高加索工人小报》、《新生活报》、《新时代报》、《火炬报》、《我们的生活报》、《时报》、《巴库工人无产者报》、《汽笛报》、《梯弗利斯无产者报》等大大小小的报纸，起草各种传单，撰写长短不一的文章，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深刻揭露统治者的残暴，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这样做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文字表达的水平。1906年到1907年，柯巴撰写了他的第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将其发表在《新时代报》、《我们的生活报》、《时报》等报纸上。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论述了他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理解，引用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批判了蒲鲁东、克鲁泡特金、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论点，显示出他具有广泛的理论知识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柯巴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历尽了艰辛。曾六次(一说七次)被捕，一而再地被关押和流放，五次从流放地逃出，重新投入革命活动。就是在监狱和流放地的艰苦条件下，他仍不忘读书学习，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提高理论水平。一个曾与他一起被关押在巴库监狱的人证实说，只要有可能，柯巴总是在读书。1911年，柯巴在索利维切戈茨克的流放期满后，曾在沃洛格达暂住。一个在那里认识柯巴的姑娘回忆说，她记得柯巴常到沃洛格达市立图书馆去读书。这一点也为当地宪兵机关的材料所证实，根据密探的报告，这个“高加索人”在市里逗留的三个月里到图书馆去了十七次。这些事实证明柯巴具有顽强学习的精神，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坚持学习。

　　这位化名为“柯巴”的人的活动引起了列宁的注意。1905年他的小册子《略论党内分歧》出版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给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写信，要求把这小册子给列宁寄去。同年12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柯巴第一次见到了列宁。通过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斯大林作为一个革命者变得愈来愈成熟，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结束时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被缺席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刚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同年4月中旬，他与国家杜马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列塔耶夫以及作家奥利明斯基和巴杜林商谈了创办《真理报》的问题和编辑方针，并编发了创刊号，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的目的》一文，提出办报的目的是捍卫工人事业的利益。12月他应列宁邀请到克拉科夫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在多民族的俄罗斯如何从理论上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说明民族关系的问题显得日益重要。大概由于斯大林曾在多民族的工人中工作，具有处理民族关系的实际经验，于是列宁建议他写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斯大林同意了，写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启蒙》杂志上。这篇文章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提到了这件事，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它的材料。”当有人提议把这篇文章当作讨论的文章时，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当然我们绝对反对。文章写得好极了，这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我们对崩得混蛋们丝毫也不放弃原则立场。”[⑥]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斯大林的“毕业论文”。

　　斯大林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又被捕，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回到了彼得格勒。这时他经过长时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由于顽强的学习，思想上和理论上已经趋于成熟，于是他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为“俄国革命的一个师傅”，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实施的领导工作，后来又奔赴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在领导反对白卫军的武装斗争中建立了功勋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当选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担负起了领导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重任。他的地位和工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需要对各个方面的工作全面负责。首先需要正确把握总的方针政策，同时需要了解各个部门的情况，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多方面的知识。同时在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就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来说，他这个只有正教中学的学历、基本上自学成才的人并不处于优势，为了做一个称职的领导人，巩固在领导层的地位，迫切需要改变这种情况。加上党内在大政方针问题上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这场党内斗争也促使他顽强学习。因此他在做好各项具体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读书。这时条件已大大改善，他不仅可以读到他需要的书，而且可以收集图书成立自己的图书室，以供经常翻阅。斯大林购买和收藏图书纯粹是为了学习，不讲究版本，不看重善本。在他的藏书中主要是社会政治、哲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书籍，同时也有不少文学书。这时他读文学书已不仅出于爱好，而且也是为了通过阅读了解情况，对文学进行指导和领导。

　　在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其中有一份讲到斯大林委托他的助手托夫斯图哈为他建立个人图书室的事，开列了这样一份给图书管理员的分类表：

　　“给图书管理员。我的建议(和请求)

　　1.不按作者，而按问题将书分类：

　　⑴哲学;

　　⑵心理学;

　　⑶社会学;

　　⑷政治经济学;

　　⑸金融;

　　⑹工业;

　　⑺农业;

　　⑻合作社;

　　⑼俄国历史;

　　⑽其他国家的历史;

　　⑾外交;

　　⑿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⒀军事;

　　⒁民族问题;

　　⒂党的、共产国际的以及其他的代表大会和代表机构(及决议)，不要法令和法典;

　　⒃工人状况;

　　⒄农民状况;

　　⒅共青团(所有单独的出版物中关于共青团的一切);

　　⒆其他国家的革命史;

　　⒇关于1905年;

　　(21)关于1917年二月革命;

　　(22)关于1917年十月革命;

　　(23)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

　　(24)俄国共产党的历史;

　　(25)关于俄国共产党内的辩论情况(文章、小册子等);

　　(26)工会;

　　(27)小说;

　　(28)文艺批评;

　　(29)政治杂志;

　　(30)自然科学杂志;

　　(31)各种辞典;

　　(32)回忆录。

　　2.从这些分类中将下列书籍拿出来单放：

　　⑴列宁的书(单放)

　　⑵马克思的书(-)

　　⑶恩格斯的书(-)

　　⑷考茨基的书(-)

　　⑸普列汉诺夫的书(-)

　　⑹托洛茨基的书(-)

　　⑺布哈林的书(-)

　　⑻季诺维也夫的书(-)

　　⑼加米涅夫的书(-)

　　⑽拉法格的书(-)

　　⑾卢森堡的书(-)

　　⑿拉狄克的书(-)

　　3.所有其他书籍均按作者分类(各种教科书、小杂志、反宗教作品等等不用分类放在一边)。”[⑦]

　　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将要成立的图书室的藏书将遍及哲学、社会科学、金融和工农业、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收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外，还收集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先后成为反对派首领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书。

　　从档案馆里还发掘出了1926年4月至12月给斯大林住宅送书的清单，总共三百多种。这大概是根据斯大林的要求送的，这些书包括上述分类表中的各个门类，其中文学书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在这之后到二十年代末，斯大林每年购书约五百册。进入三十年代后稍有所减少。到他逝世，藏书的总数相当可观。据有人估计，总数大约为两万册。在他逝世后，有一部分交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保存，另一部分转交列宁图书馆，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因此已很难确定藏书的确切数字。

　　斯大林的藏书原来存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从1934年起，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孔采沃别墅，于是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搬到那里以便于翻阅。除了购书藏书外，还由工作人员从莫斯科的各个图书馆借来他需要的书。因此他所读书籍的范围远远超过他的藏书。

　　斯大林除了工作之外，就是读书，几乎天天如此，没有什么节假日，除了每周看一两次戏或电影外，没有别的娱乐活动，更没有像后来的某些领导人那样，学习沙皇贵族搞打猎之类的事。而且看戏和看电影，也像他读文学书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领导文艺工作的一部分，常常对所观看的戏剧和电影提出自己的意见，指出创作的成功之处和不足，对作者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和进行指导。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大致是这样安排的：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批阅各种正式文件，与约请来的人谈话，召开会议，与政治局委员们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各种问题并作出决定。然后他去别墅，在那里翻阅一部分他认为重要的邮件，写信、写文章和起草各种讲话。再就是读书。这里要补充说一句。在克里姆林宫，他在工作的间隙也抓紧时间读书。到办公室里来见他的人常常看见他站在书柜前的小梯子上，手里拿着书，可以说，做到了“手不释卷”。在别墅里，他把各种事情处理完后，就抓紧时间读书。有时失眠，那读书的时间就更多了。有人断定他每天甚至有读书的“定额”，约为五六百页。为了达到这个“定额”，需要有快速阅读的技能。除了一些需要仔细钻研和反复思考的重要书籍外，有的书他就快速阅读，凭借自己超人的记忆力来把握书中的主要内容。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在学习中自然把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放在首位。他购置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版本的著作供自己钻研。他下大力气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其内容非常熟悉。根据曾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谢皮洛夫的回忆，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找他谈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问题，说到列昂季耶夫编写的初稿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不对、不符合马克思的说法时，当即找出《资本论》第1卷，指出第24章里不是那么说的。这本《资本论》是旧版本，封面已经磨坏了。[⑧]可见斯大林反复读过，对其内容非常熟悉。他仔细阅读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斯大林自称为“列宁的学生”，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不愧为列宁的学生”。[⑨]他一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更好地继承列宁的遗志，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就努力学习列宁的著作，领会列宁的思想和意图。另一方面，在列宁逝世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党内斗争变得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对斯大林来说，列宁的思想观点是他批判反对派和卫护自己的“剑”和“盾”。因此，他收集了列宁著作的所有各种版本。许多重要著作他曾反复读过，其中包括《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

　　斯大林在读书时通常手里拿着铅笔，一边读，一边画出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段落和句子，或者在页边写上长短不一的批语。他在读列宁的书时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在所读的书上做上各种记号。根据这一点，以及根据上面所说的他收集藏书的清单，可以断定他也读过西欧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等人)以及本国的一些领导人(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书。顺便说一下，在读这些人的书时他常常抱着批评的态度，这可从他在书上所做的记号和所写的批语看出来。举例来说，他在读考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时，就写了“哈哈”、“嘿嘿”、“瞧你的”等字眼以表示惊讶和嘲笑，直至骂他是“笨蛋”、“坏蛋”、“下流胚和坏蛋”等。

　　斯大林除了花很大工夫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外，为了更好地指导某一部门的工作，曾抽出时间读有关这些部门的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增加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例如当社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时，他迫切感到有必要增加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和提高理论水平，曾提倡读这方面的书，自己身体力行。又如在战争爆发前，他开始读有关军事方面的书，战争期间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仍坚持这样做。有时他读书也根据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情况和需要。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哲学领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参与和引导这场争论，他花大力气学习哲学，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请著名学者给他讲辩证法。学习的体会和收获后来反映在他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节之中。又如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斯大林发现语言学界以马尔为首的学派宣扬语言是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排斥其它学派，他认为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于是不顾年迈体弱，让秘书找来关于语言学的书进行阅读，并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语言学家长谈，最后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纠正了马尔关于语言的错误观点。具体情况下面还要谈到。

　　斯大林在上小学时就读过格鲁吉亚作家的作品，后来阅读范围不断扩大，开始读俄罗斯作家和西欧作家的作品。这使他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以及高度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他后来曾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广泛使用各种文学典故。他的少数文章就是用文学笔法写的。这也使他能够作为“内行”领导文学工作和评论新创作的各种文学作品。

　　二

　　上面说过，斯大林说他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经历了“学徒”、“帮工”和“师傅”等三个阶段。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也可分为开始学习和初步掌握、理论上变得成熟起来、最后达到熟练运用并有所发展的阶段。他在1898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到1906年至1907年写出了上面提到过《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这标志着他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篇文章是为反对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歪曲马克思主义而写的，它联系实际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文章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时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这个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⑩]接着密切联系实际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文章第一部分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根据这些原理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中，一切都在变化，都在不断产生、成长和死亡，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旧东西和新东西，保守的东西和革命的东西，它们之间总是进行着斗争。辩证方法要求从运动和发展中来观察一切，确定生活走向哪里和怎样走法，分清生活中的新事物和旧事物，从而确定自己的态度。第二部分讲唯物主义理论。作者批判了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强调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它的内容是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改变不适用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形式，改造人们的风俗习惯，就应当改变经济关系。第三部分讲社会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结论”[11]。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文章的作者信奉马克思主义，他已初步掌握了这一理论的精髓，并开始运用它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论调。这说明他已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过他尚未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更深入和更详尽的论述，因此还不能说他已完全掌握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他自己后来在《斯大林全集》第1卷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应该把他的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文章看作是“一个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12]

　　上面提到过，1913年初斯大林根据列宁建议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大文章。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过重要著作。当时研究得较多的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大胆地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查阅了大量材料，写出了这篇洋洋数万言的大文章。他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在民族主义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时，“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他批判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民族概念，具体地、用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给民族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且强调说：“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13]他承认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存在，认为“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14]他主张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最可接受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文章不同意按民族划分工人，提出应按国际主义的原则来进行组织，指出：“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团结成统一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集体团结成统一的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5]

　　斯大林在这篇文章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民族这一复杂的问题，批驳了错误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的见解。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篇文章在苏联一直是论述各种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斯大林则被认为是民族问题的“行家”和权威。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被任命为苏维埃政府的民族人民委员，恐怕也与此有关。这一切说明，他已经基本上形成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想上和理论上已趋于成熟。提前说一下，苏维埃时代他继续就民族问题不断发表文章和讲话，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918)、《论党在民族方面的当前任务》(1921)、《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1923)等等，进一步阐述有关民族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民族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

　　斯大林在担负起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任后，尤其是在列宁逝世后，他在理论上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列宁的理论遗产和革命传统的问题。他这样做，既是为了明确今后工作的方向，同时这也是因为受党内斗争所迫使。1924年4月初，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这个讲演共分九个部分：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二、方法;三、理论;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农民问题;六、民族问题;七、战略和策略;八、党;九、工作作风。讲演对列宁主义形成和发展以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的贡献作了全面的说明。他给列宁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6]

　　1926年2月，斯大林又发表了题为《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文章，其中重申了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反对季诺维也夫所下的如下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季诺维也夫的定义“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7]斯大林在这篇文章里再次讲了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讲过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说：“既然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又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是阐明这个问题，就是论证这个问题并把它具体化。”[18]他在引用列宁的大量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因此，无产阶级有三个主要方面：

　　㈠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㈡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

　　㈢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所有这三方面的结合。其中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特征，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特征，就足以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成其为专政。因此，无论除去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19]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除了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外，还有团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等方面的任务。

　　斯大林在他的讲演和文章中都谈到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胜利的问题。大家知道，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的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列宁根据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了另一种看法。1913年他在《论欧洲联邦的口号》一文中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20]十月革命后，他在《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论合作社》一文中，都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具有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21]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他又说，在一个国家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还不能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免除复辟。[22]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他的说法有些改变。他引用列宁的话，断定苏联拥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23]而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把两个不同问题连成一个问题的做法是有缺点的，再次作了说明，并且强调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拥有为建成这个社会所必需的一切。”[24]

　　斯大林在上述演讲和文章中说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全面论述了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它的理论和方法，并对列宁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关于农民和民族等的理论作了专门的说明。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列宁的思想和观点不仅是赞同的，而且有全面、深刻和正确的理解。

　　上面提到过，进入三十年代后，斯大林注意到哲学界的思想斗争，读了不少哲学方面的书。同时他也重视历史和历史教育，对历史教科书〔其中包括苏联历史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编写给以关注。1934年8月8日，他曾与日丹诺夫、基洛夫一起批评了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说它是“俄罗斯历史的提纲”，没有把其他民族的历史包括在内，没有指出“沙皇政府是各民族的监狱”，没有分清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前的时期，没有区别反动和反革命、“一般”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概念，使用了一系列旧的概念，没有说明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和根源，没有反映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没有揭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没有展示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等等，等等。总之，问题很多，而且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最后结论是：“我们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又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25]8月9日，三人又对近代史教科书提纲提出意见，指出该提纲的主要缺点在于没有突出法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深刻差别和对立，正是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的思想，应成为近代史教科书的“主要中心”。[26]

　　在这之前，斯大林在1931年曾就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对该杂志发表斯卢茨基的“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示“坚决抗议”。信中列举事实，对斯卢茨基的论点进行了驳斥，指出，“把论坛供给这一类‘历史学家’以便利他们的走私勾当，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应做的事情”，“编辑部的任务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把我们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纳入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轨道，加强注意去反对我们党的历史的托洛茨基伪造者和其他一切伪造者，经常揭穿他们的假面具”。[27]这就明确地提出了把研究联共(布)党史中的问题提到应有高度并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的任务。1932年1月7日，政治局用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关于编写联共(布)历史》的决定，并确定了审校人员和编写人员的名单，其中包括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领导人以及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在这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编写工作进展缓慢。1937年4月6日斯大林写信给中央政治局，重提编写党史的问题，要求加速编写工作。斯大林亲自抓这项工作，而且抓得很紧很具体。他不仅设计了全书的总的框架结构，而且拟定所有各章的题目。全书十二章的所有题目都采自他在《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中的提纲。[28]初稿完成后他进行了详细的校订，作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包括个别字句的改动以及添加整段的和整页的话。上面提到过，书中第4章中讲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节完全出自他的手笔。因此有人把斯大林称为这部简明教程的“主要作者”。它于1938年出版发行。

　　这里要专门讲一下他亲笔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节。在这一节里，他首先讲了辩证法的以下四个特征：一、把自然界的现象看作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二、把自然界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三、把发展过程看作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四、自然界的事物、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而对立面的斗争是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三点：一、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二、物质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三、世界及其规律性是可以认识的，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确实的知识。斯大林在讲到历史唯物主义时也提出以下四点：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二、生产的第一个特点是永远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三、生产的第二个特点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四、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发生的，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的，在新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斯大林在谈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特点时说：“简明教程是完全另一类型的党史。具体地说，在这里党的历史用来作为连贯地叙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思想的例证。历史材料只作为辅助的材料……这本历史教程不平常。这是向理论问题倾斜的、向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倾斜的历史教程。”[29]教程不仅辟专门章节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阐述了联共(布)的整个历史，这使它与一般历史教科书有明显的区别。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为“主要作者”的斯大林的思想政治观点和理论修养。

　　这部教程出版后大量发行，并立即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联国内成为唯一的党史教科书，在国外也广泛流传，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可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它受到了冷落，而到“改革”年代更是遭到了贬损甚至咒骂。一时用各种方式炮制的歪曲俄罗斯历史的劣质教科书大行其道，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然而将近二十年后，随着俄罗斯国内形势的发展和社会情绪的变化，相当多学者，甚至包括俄罗斯当局的一些人，认识到需要正确对待本国的历史。于是2004年7月俄罗斯教育部重新出版了这部已用一百多种文字印行了三百多次、印数将近四千三百万册的教程作为教学参考书。这件事充分说明，尽管简明教程不免也有缺点，个别事件的描述可能有失实的弊病，有些人物的评价也许还有偏颇的缺憾，但是它就总的倾向来说是正确的，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也十分重视。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国内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了研究。这可从他1941年1月29日在关于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看出来。首先他对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定义不同的如下定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发展的科学。”他在谈到价值规律时说，在苏联经济的条件下价值规律并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已被克服”，而是仍然还起作用。他还说，由于价值规律仍起作用，还存在着等差地租之类的东西。说到这里，他强调“不必过分赞扬我们的制度，但赞扬不够也不行”。接着谈到计划经济问题，他说，应当简单明了地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在全民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而在苏联如果没有计划，一切都要垮台，因为“在我国，计划经济是像人要吃饭那样缺少不了的”。而制订计划的中心的第一个任务“是保证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独立性，使经济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这是总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二个任务“是使工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计划的任务是关闭产生资本主义的所有闸门”。第三个任务是“不让国民经济中出现比例失调”。会上有人问：我们有没有商品?斯大林回答道：“既然有货币，也就有商品。所有这些范畴保留下来了，但是它们的意思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功能发生了变化。”[30]他还回答了其他一些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卫国战争。大概由于这个原因，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能经修改后出版。

　　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重新抓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开头委托经济学家列昂节耶夫等人负责。斯大林对他们不同写法的初稿都否定了，便让谢皮洛夫牵头重新编写。1951年7月初稿完成后，联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决定组织一次自由讨论，充分听取意见。这次讨论从1951年11月开始，到12月8日结束，共有二百四十人参加，一百一十九人发言。斯大林没有亲自参加讨论会，但注视着讨论的进展，看了会上的发言纪录，询问了参加讨论的一些人，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文，于1952年2月1日发表。文章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讲起，认为它仍具有客观性质，不能“制定”、“改造”和“创造”。接着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指出由于苏联还存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全民和集体这两种基本形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存在着”，但强调这种商品生产“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文章在谈到价值规律时说，“在有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但它主要是在消费领域内起作用，在生产资料领域里“没有调节意义”。文章还谈到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问题，指出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对立的基础已经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工农、体脑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差别将会保存下来。文章还谈到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它们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仍然存在。最后谈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文章说：“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31]文章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2]斯大林的这两个定义，指出了两种建筑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的最本质的区别。

　　斯大林除了写上述文章外，还陆续给诺特京、雅罗申科、萨宁娜和文热尔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指出他们的错误。他认为诺特京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说法是不对的;指出雅罗申科的主要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过分缩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在给萨宁娜和文热尔的信中重申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指出人们可以发现，但不能“创造”和“改造”客观的规律性。

　　斯大林的文章和书信与他十多年前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相比较，涉及面更广，几乎讲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重要方面，而且论述更为全面和深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说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不同的基本经济规律，这对认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经济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久，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和三封信编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

　　斯大林关注各个学术部门的动向，发现问题就进行干预。上面提到过的他对语言学家马尔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就是一例。在他的倡议下，《真理报》1950年5月至7月组织了关于语言学的讨论，6月20日发表了他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文，接着又发表了他的三封回信。斯大林在他的文章里首先针对马尔的错误观点，说明了语言不是一定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问题。他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概念讲起，说道：“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33]他指出，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在这方面，语言与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他举俄语为例，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但是俄语基本上还同十月革命前一样。斯大林又说：“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34]他认为就这方面来说，语言与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各个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35]斯大林还说，“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它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练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36]最后斯大林指出了上层建筑和语言的另一个根本区别，这就是“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而语言则相反，它与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最后他归结为两点：“(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37]文章还回答了语言的特征是什么的问题。

　　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在讲语言学的问题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尤其是强调上层建筑对促进基础的形成和巩固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文章还批判了马尔派独霸语言学界的现象，称之为实行“阿拉克切耶夫制度”[38]，提倡自由讨论和争论。附带说一下，斯大林也改变了对他曾经支持过的那个独霸生物学界、排斥和打击异己的李森科的态度，于1952年下令消除李森科在生物学界的垄断，要求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成立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吸收与李森科意见不同的人参加。

　　综上所述，斯大林自从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就信仰马克思主义，经过刻苦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加深了理解，后来又熟读列宁的重要著作，全面把握了列宁的思想观点，同时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斯大林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而且首先是一位革命活动家。他不是书斋里坐而论道的学者，而是一位革命战士。他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产生的实际效果。他在阐述理论问题时，通常从实际出发，不提抽象的口号，不讲空洞的大道理。他的讲话、文章和著作有其鲜明的特点，逻辑性强，条理清楚，文字简炼，语言通俗易懂，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容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产生的效果就比较明显，影响比较广泛。

　　斯大林生前曾受到高度的赞扬，尤其是个人崇拜盛行后更是如此。他被加上诸如“天才的”、“英明的”、“伟大的”、“钢铁般的”、“有卓识远见的”等等形容词，说他为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据莫洛托夫说，三十年代卡冈诺维奇曾提出“不仅有列宁主义，而且有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在战前的一次演讲中也喊过“列宁主义万岁!斯大林主义万岁!”的口号[39]。“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是托洛茨基首先使用的，用的是贬义。而这两人将其与列宁主义相并列，完全是肯定和赞扬的意思。斯大林得知后特别生气，制止他们这样做。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也要求别人这样认为。1946年12月23日他在会见《斯大林传略》的编写者时说了这样一长段话：

　　“瞧，你们写道，我有关于战争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的学说，而关于这一点在任何战争史上都写了。也许我把这些说得更有力些，仅此而已……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似乎列宁只讲了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关于共产主义我说的是列宁也说过的话。再说，我似乎还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关于农业集体化等等等等的理论。实际上提出我们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以及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的功劳也正是属于列宁的。”

　　斯大林最后说：“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40]

　　斯大林这样说，不只是由于谦虚，主要是这样说是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也曾把斯大林称为“各门科学的泰斗”和旷世的天才，这显然也是一些过分抬高他的话。诚然，他勤学好问，博学多识，这是事实。但是就某一具体学科而言，他的知识毕竟不如这些部门的专家那样丰富，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优势，即能从全局来观察某一具体部门，高瞻远瞩，更能看清问题。例如对语言学就是如此。当然也可能会有失误，例如曾支持过李森科学派而忽视其他学派，不过他在发现问题后能够纠正。

　　斯大林逝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几乎把他与列宁完全对立起来。这时有人跟着反对斯大林，又开始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以此来说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是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这些人一直持这样的看法，到苏联就要垮台、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覆灭时，他们又完全被卷进反共浪潮，不仅反对斯大林，而且反对列宁和马克思。《斯大林：胜利与悲剧》(1989)一书的作者沃尔科戈诺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此人在谈到八十年代写这本书时说：“我在分析斯大林现象时求教列宁，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确信，列宁的思想和过去一样，仍在我们面前闪闪发光。这不仅是深刻的真理的特性，也是有预见性的真理的特性。”[41]可是几年后他在《七位领袖》一书(1995)中的写斯大林的一部分中这样说道：“这是我们大家延续了七十年的严重的迷误。须知列宁是斯大林精神上的父亲。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变种、具体化和体现。我们受骗了。然而是我们自己愿意这样。”[42]这位具有上将军衔的原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自愿“受骗”的准历史学家(他原来的所学专业是哲学)在《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一书中充分发挥了善于东拉西扯和编故事的特长，而且为了使他的作品给人以可信的印象，引用了许多档案材料，可是如同一些了解情况的人所说那样，他是选择性地使用的，采用一些符合他的要求的材料而不用其他的材料。[43]这样炮制出来的东西显然是歪曲历史和丑化斯大林的，不会有什么认识价值。

　　斯大林像所有历史伟人一样，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有他英明伟大的一面，但也不免有缺点和错误。他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都是如此。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的指导下，为劳动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顽强地战斗了一生，建立了历史上罕见的丰功伟绩。但是他也未能完全摆脱历史局限性和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出现过理论脱离实际的偏向，在看待某些问题上出现过一定的片面性，有时为了过分追求实际效果，采取了一些过激做法。在这样做时，他主观上仍旧是为了事业的胜利。因此毛主席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44]

　　三

　　下面讲一下斯大林如何重视干部群众的理论学习。他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后，一直抓这个问题。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他用整整的一节讲理论问题。他批驳了那种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不关心理论的看法，同时也指出有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的不正常现象。他说：“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45]他列举了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和“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等一系列著名论述，说明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在这一节里，斯大林还批判了“自发”论，阐述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

　　1924年6月17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所做的题为《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中，在关于党的一部分里指出党员的理论水平低落，是“我们党的危险的缺点之一”，“原因是实际工作过于繁忙，打消了理论学习的热望，滋长了某种至少是不关心理论问题的危险的态度”。他在举例说明这种危险的缺点后说，党内争论已经把研究列宁主义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列宁的逝世使这个问题更感到迫切，加强了党员对理论的兴趣，因此“党的任务在于利用这种对理论问题的日益增长的兴趣，采取一切办法把党的理论水平终于提到应有的高度”。他还说：“不应当忘记列宁的话：没有明白而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46]

　　我们记得，列宁1920年10月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中曾经说过，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并且指出“青年团和所有走向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还谈了怎样学习的问题。斯大林在1925年10月29日在《论共青团的任务》(答《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问题)中同样谈到共青团的学习问题。他在回答共青团积极分子有没有可能把实际工作同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的问题时说：“毫无疑问，如果共青团积极分子不把实际工作同他们的理论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内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带有自觉性的共产主义工作。列宁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这个经验是一盏指路明灯，它照耀着实际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给他们指出方向。如果实际工作者甚至没有最低限度地掌握住这个经验，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不会有信心，就不会认识到这个工作的正确性。如果实际工作者不研究列宁主义，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不愿意把自己的实际工作同必要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们的遭遇就会是这样：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因此研究列宁主义和学习列宁主义，就是使现在的共青团积极分子能够成为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千百万共青团员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的最必要的条件。”他承认在目前共青团员积极分子负担过重的条件下，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他认为不应逃避困难，不能和那些逃避困难、只找轻松工作做的懦夫那样，必须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克服一切困难。他最后说：“耐心地和顽强地学习列宁主义，——这就是共青团积极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如果他们真想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教育千百万青年群众的话。”[47]

　　这里斯大林给共青团和青年提出的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他认为建设时期除了学习理论明确方向道路和提高革命自觉性外，还需要结合各部门的实际工作学习各种科学知识。他1928年5月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

　　“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他总结说：“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最后他发出了“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48]

　　在号召人们进行学习的同时，斯大林重视加强教育工作，抓其中编写高质量的教科书这一重要环节。上面提到过，他关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尤其是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编写。上面提到过，编写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任务，在三十年代初就已经提出来了。斯大林大概由于种种原因无暇顾及，编写工作进展缓慢。大清洗运动开始后，干部队伍的状况随着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年轻干部大大增加，他们的文化理论水平普遍较低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当时的党中央领导机构部部长马林科夫在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里说，在州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百分之十五点七，边疆区委书记中只有百分之十六点一，市委书记中只有百分之九点七，区委书记中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三。[49]这里虽然讲的是文化水平，然而文化水平低也就不会有多高的理论水平。斯大林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上所说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抓紧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利用它作为教材加强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理论水平。这本教程于1938年出版发行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宣传人员和宣传部门领导人于9月底到10月初举行了讨论会，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9月27日的讲话中说，联共(布)党史是一本简明教程，这本书“朝理论问题倾斜”，偏重讲理论，而在这之前党史往往用另一个角度来写，采取的是通过人物教育人的方法。这本教程的初稿也是这样写的，主要讲谁表现得如何英勇，谁几次从流放地逃出，谁为事业经受了多少苦难等等。他问道，能这样写教科书吗?难道这样能教育干部吗?他紧接着回答道：“干部应当用思想、用理论来进行教育。而什么是理论呢?理论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如果有这样的知识，那么就有干部，而如果人们没有这些知识，——那么这不是干部，而是徒有其名的人。”[50]他再一次说，这本教科书之所以专门偏重理论，还因为“我们的人正是在理论方面落后了”，这是由于“他们肩负着解决种种实际问题、成千上万的实际问题的重担，不能从实际问题的压力下抬起头来”，无法学习理论，因此在理论上落后了，应消灭这种落后现象。这本书就为消灭这种现象开一个头。他再次强调干部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这样说道：“什么是理论?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这种知识能使人认清形势掌握方向，而我们的人没有这本领，成为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教育他们。正因为如此，需要把重点放在我们的干部的理论教育上，放在我们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51]

　　斯大林1938年10月10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问题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再次谈到这本简明教程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党史。他说：“这里党的历史用来作为有条理地叙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例证。历史资料用作辅助材料……这本历史教程不平常。这是一本向理论问题倾斜，向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倾斜的历史教程。”他还说，书中的理论都用历史事实来加以具体说明，而历史事实不是臆造的，而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因此就能“更好地、更自然地展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他再次提到应该通过人物的事迹还是用思想和理论来教育干部的问题，认为“突出人物的历史对教育我们的干部没有任何效果，或者收效甚微，历史应当突出思想”，“正因为如此，在简明教程中关于人物讲得很少，正因为如此，全部材料都是按照我们党发展史上的关键问题，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展的关键问题编排的。这更能教育人，这使得人们少去关心个别人物和领袖，这更能提高觉悟，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52]斯大林反复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特点，说明这是一本主要用来对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教材，希望宣传教育部门能正确理解和正确使用。

　　斯大林在这两次讲话中在分析干部队伍的状况时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这里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比较宽泛，把所有通过不同途径脱离体力劳动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因此在他看来，各级干部都是知识分子。他批判了歧视知识分子的偏向，这样说道：“除非我们培育了真正的自己的知识分子并尊重他们，除非我们采取尊重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方针，除非我们关心和尊重正在进行学习的年轻人，这些各个管理部门未来的指挥员，否则我们就会完蛋。”他还接着强调应尊重和关心职员和管理部门的问题，这样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有八百万职员。请设想一下。这是工人阶级用来管理国家的机器，它实行着对内对外政策。怎么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精神使这机器更完备呢?如果我们轻视它，轻视在那里工作的职员，理由是他不是工人，不在车床旁工作，不是农民，不在地里干活，而在这管理机关工作，如果我们不尊重他和关心他，使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采取轻视态度，那么我们就会搞垮国家，只能给我们的敌人带来好处。”[53]

　　斯大林在说明对干部进行理论教育的重要性的同时，不止一次地谈到这方面的工作抓得不够，以至出现干部理论水平普遍低落的现象。他认为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把国家搞垮。这说明，他已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来看待。

　　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主要根据斯大林讲话的精神，通过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的决议。决议首先讲了编写联共(布)党史要解决的六项任务，接着谈到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缺点，作出了二十六项具体决定。最后说道：“联共(布)中央强调指出，《联共(布)党史》的出版应当成为我们的干部——包括党的、共青团的、苏维埃的、职工会的、经济部门的、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全体苏联知识分子干部——消除理论落后状态的转折点。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为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生活中巨大的思想政治高潮奠定基础。

　　“我们的干部掌握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将在这一理论的旗帜下，在列宁-斯大林的党的领导下，更加顺利地带领全体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54]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在《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这一部分中，有一节专门谈到党的宣传工作以及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他这样说道：“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途渺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在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55]他在这里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党在自己的活动中有时各项组织工作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好，提高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遭到削弱，就会出大问题。斯大林在讲了这番道理后说：“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的局势中毫无困难地辨明方向，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56]斯大林在他的这一大段讲话中再次讲了加强对干部的宣传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的重要性，并认为拥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可见当时他还是有信心做到这一点的。

　　上面说过，战争结束后斯大林重新抓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他否定了列昂节耶夫主编的头几稿，让谢皮洛夫负责重新编写，便找谢皮洛夫谈话。据谢皮洛夫回忆，这次谈话长达两小时二十分钟。斯大林对他说：“我们现在打算采取重大的经济措施。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改造我们的经济。要做好这件事，需要让人们，让我们的干部、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而为了使他们懂得政治经济学，需要有一本教科书。”他分析了列昂节耶夫主编的初稿存在的问题后又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除非我们在科学的基础上培养好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我们的经济工作者，经济的领导人，否则我们就要完蛋!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因此谢皮洛夫同志，你们的工作，你们写出来的教科书将对我国人民具有巨大意义，不仅对我国人民，而且对法国人、意大利人，对全世界也是如此。”[57]他在根据初稿的讨论情况写成的《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文中专门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说这样的教科书“不仅对于我们的苏联青年是需要的，它对于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同情共产党人的人们是特别需要的”。[58]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这时斯大林已经逝世了。由于苏联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新上台的领导人无暇顾及，未能像斯大林设想的那样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可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和这本教科书却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于1958年11月9日在《关于读书的建议》中向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说，读的时候“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9]由此可见，在重视理论学习以利指导实际的经济建设这一点上，毛主席与斯大林的看法是一致的。

　　纵观斯大林的一生，他从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一直重视理论学习，刻苦钻研理论问题。无论工作如何千头万绪，他始终不忘学习。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用来学习，直到晚年，初衷不改。就是在年老多病，心脑血管出了问题，仍坚持这样做。上面提到的他对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就是突出的例子。他确实做到了他教导人们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60]

　　另一方面，他重视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教育。可以说，他自从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一直这样做。他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形式，讲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和不学习理论的危害性，采取具体措施来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可以说，这也是他一生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一直担心干部的理论水平低和认识能力差将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同时这也说明，尽管斯大林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收效甚微。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一方面有客观原因，例如由于战争，理论教育工作曾一度中断。但是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应该是一个“综合工程”，理论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把它与整个干部制度的其他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思想理论水平作为任用、考核、提拔干部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标准。这一点斯大林在他当政时期恐怕未能完全做到。在他当政的前期，由于党内斗争激烈，在任用和提拔干部方面，特别重视他们在这斗争中持什么立场，是否与自己保持一致。有时思想品德和理论水平似乎并不放在主要地位。甚至在最高层也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赫鲁晓夫本来是连拼写法也没有完全学会的半文盲，理论水平更可想而知了，却像斯大林在一次会上批评他的那样，还以自己仍然是工人而不是知识分子而自夸，这样的人却受到了重用，爬上了高位。这实际上是党和国家内部最大的隐患。斯大林可能也知道在各级领导干部当中这样的人不是个别的，至于干部队伍中理论水平低落更是普遍现象。因此他在逝世前不久还念念不忘这个问题，深恐这将会给党和国家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根据在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切斯诺科夫回忆，这位老人在逝世前一两天给他打电话说：“你们应当在最近就抓理论问题。我们的错误很多。我们在经济方面可能把什么事搞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摆脱困境。要是我们在理论上搞错了，这可能是无法改正的。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在说最后一句话时加重了语气，说完，没有告别，就把电话挂上了。[61]

　　斯大林最后说的那句声色俱厉的话，不幸成为谶语。他逝世后，赫鲁晓夫之流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改变了党和国家总的方针和路线，把苏联引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最后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记。

　　[①] 《斯大林传略》，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7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

　　[③] 见E.古斯利亚罗夫编的《生活中的斯大林》一书，奥尔马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④] 《斯大林传略》，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9页。

　　[⑤]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⑥]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86页。

　　[⑦]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的王冠”学术出版公司，2003年，第191～192页。

　　[⑧] 见《我们的同时代人》，1998年第5期，第200页。

　　[⑨]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⑩]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4页。

　　[11]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3页。

　　[12]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

　　[1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295页。

　　[14]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58页。

　　[15]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55页。

　　[16]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4页。

　　[17]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1985年，第14页。

　　[18]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1985年，第16页。

　　[19]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1985年，第30～31页。

　　[20]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4页。

　　[21]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68页。

　　[22]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95页。

　　[23]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7～328页。

　　[24]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25]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26]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27]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28] 见《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7～179页。

　　[29]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60页。

　　[30] 见《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562、564、565、567页。

　　[31]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7页。

　　[32]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8页。

　　[33]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7页。

　　[34]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8页。

　　[35]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9页。

　　[36]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37]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38] 指俄国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残暴的专制制度，以其推行者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而得名。

　　[39] 见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11、431页。

　　[40]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王冠学术出版公司，2004年，第632页。

　　[41] Д.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6页。

　　[42] D.沃尔科戈诺夫：《七位领袖》，新闻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43] 见《俄罗斯真理报》，1996年，6月20日。

　　[4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45]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80页。

　　[46]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4～225页。

　　[47]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4～206页。

　　[48]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66页。

　　[49] 见《历史问题》，2002年，第11期，第4页。

　　[50] 《历史问题》，2003年，第4期，第5页。

　　[51] 《历史问题》，2003年，第4期，第7页。

　　[52]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63页。

　　[53] 《历史问题》，2003年，第4期，第8页。

　　[54]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758页。

　　[55]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2～273页。

　　[56]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

　　[57] 《我们的同时代人》，1998年，第5期，第200页。

　　[58]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2页。

　　[5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433页。

　　[60] 见《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207页。

　　[61] 《苏维埃俄罗斯报》，201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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