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互动

作者：欧阳奇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 2014-10-12 637

［摘要］毛泽东与艾思奇在哲学思想上有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是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著述的阅读和借鉴，其表现是毛泽东学习吸收了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和叙述方法；二是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和共鸣，两人通过私人交谈、组织哲学研讨会等互相启迪；三是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吸收和传播，其表现是艾思奇在著作中吸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并致力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和深入传播。艾思奇到达延安之前，主要是他的著述影响毛泽东；至延安后，为两人相互影响阶段；到北京后，主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艾思奇。

［关键词］毛泽东；艾思奇；《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实践论》；《矛盾论》

［中图分类号］A8413［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关系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研究者就其中的某些专题作过深入探讨。但是，论述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影响的成果却不多见。为了具体呈现毛泽东与艾思奇在哲学思想上的相互影响，笔者从三个层面来梳理两者的关系。

一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著述的阅读和借鉴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艾思奇在哲学思想和叙述方法上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

在哲学思想方面，毛泽东和艾思奇可以说是共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脉。艾思奇是将苏联新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代表性人物，他和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为毛泽东在延安研读哲学的主要书籍之一。艾思奇自己撰写的著作，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全国的《大众哲学》、脍炙人口的小册子《哲学与生活》等，更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阅读《哲学与生活》时，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精彩之处，引发了毛泽东的共鸣，他忙里偷闲地摘录了多达十几页的观点，内容涉及相对与绝对、运动与静止等重要哲学范畴；书中阐述的“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等不当之处，则引起了毛泽东的质疑，使他进一步思考其中的错综复杂关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经写信给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就《大众哲学》而言，毛泽东的哲学论著亦不乏与其观点的相似之处。毛泽东汲取并发挥了该作品中的如下论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类认识发展总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等等。（参见李今山主编《常青的〈大众哲学〉》，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73页。）其中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两人在概括认识发展总规律上的沿袭关系。

在哲学大众化的叙述方法上，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艾思奇的影响。为了让普通读者也能理解哲学，艾思奇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浅显易懂的事例，将哲学解释得生动具体。如在区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时，以人们对卓别林和希特勒异同的认识为例；在论述质和量的互变规律时，以迷信民众拆卸塔身砖块而致雷峰塔倒塌为例等等。毋庸置疑，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的著述之前，也很注重语言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但是艾思奇将使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作为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主要手段，这对毛泽东不能不产生影响。毛泽东在哲学著作中也相当注意用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例来说明哲学原理，如在介绍感性认识的产生时，他就举例说国民党考察团刚到延安所获初步印象便是感性认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毛泽东甚至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浅显例子（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以深入浅出风格著称的《大众哲学》始终在毛泽东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初读它时画下“圈圈点点和杠杠”（李今山主编《常青的〈大众哲学〉》，第376页。）的格外用心，到晚年离京外出时仍将其作为必携书之一，这本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见一斑。

除了各自在著作中推动哲学的大众化，毛泽东还与艾思奇不约而同地倡导普及哲学。1938年，艾思奇曾经提到，“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是“有极大意义的”；哲学研究的中国化“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491页。）毛泽东1963年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毛泽东的论述与艾思奇强调让哲学从课堂走向大众日常生活的一致性，进一步证明了在哲学大众化方面，毛泽东受到艾思奇较深的影响。与他们二人都有过交往的周扬曾评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倡哲学走出课堂，艾思奇同志就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先驱者。”（《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艾思奇之所以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与毛泽东广泛涉猎的阅读习惯有关，更与艾思奇向中国哲学界介绍苏联新哲学、倡导哲学大众化有关。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曾经提到：“艾思奇著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们提供了对新哲学的通俗解释；另一方面，它们巩固了毛泽东独立地从苏联哲学文本中所得出的哲学观点。”（〔澳〕尼克·奈特著，王桂花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哲学家——艾思奇、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代哲学》2006年第3期。）需要明确的是，解读艾思奇这种历史性影响的原因时，毛泽东本人深厚的哲学素养、非凡的语言天赋、深入的生活体验等内在条件不容忽视。

二、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和共鸣

在艾思奇到达延安之前，毛泽东主要通过阅读他的著述而受其影响。1937年10月艾思奇到达延安以后，他们二人则通过交谈、组织哲学研讨会等互相启迪。一方面，艾思奇在与毛泽东的近距离交往中从哲学上为其释疑解惑，甚或为毛泽东的光辉篇章贡献个人智慧；另一方面，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从总结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中走向成熟和多方面展示的时期，艾思奇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了较大提高”（《艾思奇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私人交谈是毛泽东与艾思奇哲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有两封信记录了他们的相关交往。其中的一封写于1937年。艾思奇初至延安时，毛泽东派人到艾思奇住所，送去自己阅读《哲学与生活》的摘录稿，并附信说：“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2页。）“再考虑”、“详情当面告诉”等内容表明毛泽东和艾思奇就此即将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另一封信写于1938年1月12日夜。信中提到：“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毛泽东忙于政治、军事等各种事务，但对艾思奇可以来访的时间规定得如此宽泛，足见他对两人交谈的看重。而从信中提到的“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我没有《鲁迅全集》”（《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8页。）等显得有些突兀的内容来看，此信是以之前的某一封信或某一次交谈为基础的。毛泽东与艾思奇的私人交谈应该远远不止当前有据可循的这两次，而且两人交流的内容还比较广泛，哲学应该只是基本话题之一。

有研究者推测，“持久战”是毛泽东和艾思奇当时交谈的话题。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重要演讲；而在1938年5月5日，艾思奇曾题词勉励一名新学员：“团结全国为争取抗日最后胜利及建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斗争到底”，题词内容表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论持久战》的精神（参见《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从中可见，艾思奇较他人更早地了解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的重要思想，这应该是平日里两人的哲学交往使然。这些近距离的交往，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入贯彻哲学的辩证法、为艾思奇后来对《论持久战》中的哲学观点作深入解读奠定了基础。（参见《艾思奇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页。）

小组研讨是毛泽东与艾思奇哲学交往的另一渠道。艾思奇和毛泽东至少共同参加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组。第一种是新哲学会。该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受毛泽东委托于1938年创立。参与讨论的有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也有党的理论工作者周扬、茅盾等人。作为新哲学会会员，毛泽东不但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进展，还经常参加讨论，共同研究问题，以致在总结学会的年度工作时，艾思奇曾将《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和发表也算作成果之一。（参见《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第82页。）第二种是哲学研究会。该会由毛泽东于1939年初亲自组织，艾思奇负责辅导。与会者有萧劲光、吴亮平、杨超、和培元、莫文骅等，每周在毛泽东住所聚会讨论。内容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具体程序是：艾思奇起草学习提纲，莫文骅等负责具体讲解，大家参与讨论，毛泽东总结发言。毛泽东根据哲学研究会的学习心得，起草了供广大干部学习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纲》。（参见李今山主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第三种是哲学六人小组。1939年，毛泽东亲自领导成立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和培元和杨超。当时他们主要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例如，他们讨论了《矛盾论》的第一个版本，并提出既然写到了“主要矛盾阶段”，就得对“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做出解释。毛泽东吸收了这些意见。（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总体来看，在这三种哲学活动小组中，都不乏毛泽东和艾思奇的身影。也正是在这种主题鲜明的哲学交往中，毛泽东集思广益地借鉴并吸收了艾思奇等哲学家的思想火花，而艾思奇则充分学习、体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彩之处，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宣传毛泽东的“两论”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通过多种形式的哲学交往和互动，毛泽东与艾思奇产生了一些思想共鸣，两人相继提出并阐发“中国化”命题即为这种互动的重大收获之一。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首次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艾思奇全书》第2卷，第490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1940年2月，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有研究者依据两人提出“中国化”的先后顺序，认为在“中国化”上是艾思奇影响了毛泽东，这一理由显然不够充分，毕竟在井冈山时期深受党内教条主义者排挤的毛泽东，于1930年就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并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这种强调多少带有“中国化”的意蕴了。也有研究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是富有革命经验的毛泽东熏陶了艾思奇，但是从艾思奇长期对哲学大众化的倡导来看，他也意识到“中国化”的重要性。然而，两人在相隔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相继提出“中国化”绝非巧合。虽说今天已很难分清在“中国化”的阐述方面，究竟是谁启发了谁，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只是两人强调的角度略有不同而已，“艾思奇主要是从理论研究和传播的角度，毛泽东则侧重于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革命道路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化问题的”（徐素华：《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这种相异之处与其身份的不同有关。艾思奇着眼于哲学的繁荣和发展，毛泽东则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进展状况以及教条主义一度盛行的根源。他们一前一后在“中国化”上表现出一“唱”一“和”式的“连环”举动，或许是两人内在的哲学共鸣所致。

三、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吸收和传播

虽然毛泽东的某些哲学观点受到艾思奇的较大影响，但是他并未止步于艾思奇，而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哲学概括或剖析，哲学思想进一步升华，因此，他的不少哲学观点又超越了艾思奇；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就使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吸收和传播成为可能。因此，两人的哲学互动在经历了延安时期的哲学交往之后，毛泽东也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艾思奇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他在著述中对毛泽东哲学观点的吸收。早在1939年撰写《哲学研究提纲》时，艾思奇提出要注意“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就是受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某些思想的启发。（参见李君如：《艾思奇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3期。）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影响在其刚至延安不久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发生了。

不过，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观点最为明显的吸收，则是他对《大众哲学》所作的某些修订。艾思奇在此书中作了与毛泽东著述相关的三大修改。一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标志性提法。如强调“认识事物规律必须了解具体情况”时，他引用了毛泽东的独创性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论述“从中国革命实际中找出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时，他借用了毛泽东新解的“有的放矢”、“无的放矢”、“实事求是”等词语；在分析认识之于实践的内在要求时，他引用了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甘当小学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形象用语。（参见《艾思奇全书》第4卷，第577、620、651—652、661—664页。）二是阐述某些哲学观点时与毛泽东的相关提法和事例有明显相同的痕迹。如界定真理的绝对与相对关系时，毛泽东将列宁的相关思想表述为“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艾思奇修订著作时，放弃了原版中“真理在形式上是相对的”、“在内容上是绝对的”提法（参见《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06页。），而改为“全部绝对真理乃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大众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又如，为强调内因的重要性，艾思奇在修订版中搬用了毛泽东关于“温度能使鸡蛋而非石头变鸡子”的事例。（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大众哲学》，第170页。）虽说用“鸡蛋孵化成鸡”来举例似乎是艾思奇的首创，但是，拿鸡蛋和石头作比较却是毛泽东的发明。再如，毛泽东曾反复援引中国社会的不同阶级，来说明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及其转换，而艾思奇在增设的章节中，也选用不同的阶级来阐释对立统一规律。（参见《大众哲学》，第190—191页。）三是修订本贯穿了毛泽东的某些哲学观点。它借鉴《实践论》的写法，强调“实践是我们一切认识的基础”，并且将其与党的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同时又模仿《矛盾论》的做法，对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等做了更充分的阐释，更突出了矛盾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参见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艾思奇对《大众哲学》进行如此大幅度的修改，绝非一时冲动，他在修订本例言中曾坦陈心迹：“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运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并且也因此使我们看见，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如何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本书是根据作者近年的学习所得，尤其是整风以来的学习所得，努力想把这些发展的成果加以吸收。”（《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609页。）显然，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修订本中引用、转述、贯穿毛泽东的某些哲学论述，是深受毛泽东影响的结果，他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

艾思奇主持编写的堪称范本式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较多吸收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该书按照《矛盾论》章节的名称、框架和逻辑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了转述性展开，将《实践论》作为《认识和实践》、《真理》两章的中心内容，采用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提法，囊括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观点。（参见韩树英：《艾思奇与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论视野》2008年第2期。）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吸收是相当彻底的，它能对毛泽东的哲学观点作如此全面的阐述，与艾思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艾思奇受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的第二层表现为致力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和深入传播。“宣传”即为“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但在进行这种宣传之前，艾思奇本人必然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了透彻认知和高度认同。艾思奇在宣传毛泽东哲学观点中所呈现出的两大特征，更证明了毛泽东对其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宣传的全面性。艾思奇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力度和广度非他人所能及，从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尝试阐发毛泽东哲学观点，一直到1966年病逝前夕，他都不曾中断过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莫大热情。他对毛泽东著作中蕴含了哲学思想的篇章基本都进行过宣传，不但积极追溯了他早期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哲学闪光点，对于著作中的名篇更是反复解读。他作过多场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专题辅导报告，也多次在相关主题的文章或报告中评介“两论”的要点和精华。二是宣传的深刻性。他善于准确把握毛泽东哲学理论中的精髓，曾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在三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参见《艾思奇全书》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8页。），又指出关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总公式“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概括出这样一个公式来”（《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526页。）。他对毛泽东这一观点之哲学意义的高度强调，也为读者理解他修订《大众哲学》时为何删除原有相关论述提供了注脚。他还善于动态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他曾提到，《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对认识总规律作了重要补充（参见《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821页。）；《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领导方法的规律（参见《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654页。）；要注意毛泽东关于数量分析方法亦即“胸中有‘数’”的理论意义（参见《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486页。），等等。艾思奇宣传工作的深刻性更体现在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思考和深度阐发。他认为《实践论》蕴含了这样的哲学道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从感性认识出发的必要，也不承认理性认识有拿到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的必要。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虽然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但不善于或者拒绝使它提到理性认识。”（《艾思奇全书》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艾思奇联系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来解读和发挥毛泽东的哲学观点，无疑较好地领会了毛泽东反教条主义的主旨，今天读来也不失其启发性。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播，饱含着深厚感情和丰富创见。他的宣传和阐发，一方面，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推动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化；另一方面，也是他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理念的继续和实践。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艾思奇的哲学互动呈现在三个层面，而且它们节节相连。正因为先有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才华的欣赏，才有二人在延安的私人会谈和小组讨论。而这种哲学的近距离交流和思想碰撞，为艾思奇后半生潜心吸收和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就艾思奇的个人哲学生涯而言，研究者普遍勾勒出“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北京时期（或者中央党校时期）”三大主要阶段。联系这一划分法，不难发现，艾思奇的“上海时期”，主要是他的著述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产生影响的阶段。“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与他频繁的哲学交往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毛泽东也阅读了艾思奇编著的《哲学选辑》等著述，并留下了不少阅读笔记，艾思奇在整风运动中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过一些宣传研究，但是双方的思想交流和共鸣是最令人瞩目的，期间的交叉性可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必要过渡。“北京时期”主要是毛泽东影响艾思奇的阶段。这一时期，艾思奇修订或编著的书籍明显吸收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而且对其哲学思想的宣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数量之多而达到高峰。因此，只有全面把握毛泽东与艾思奇在哲学互动的三重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两人的哲学情缘。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1批面上资助项目“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研究”（资助编号：2012M51047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欧阳奇，女，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