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作者：唐双宁来源：《红旗文稿》 2015-12-15 1006

广义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困难的情况下，同时与国民党军队、恶劣自然条件、党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对少数民族及地方群众进行教育争取，以及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军事、民众和国际基础。

　　一、红军长征的队伍

　　1.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共有六支队伍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6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约6000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带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的意图。11月4日，随主力红军长征的中革军委下令重组北上抗日先遣队，将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代表中央负责先遣队的北上抗日行动。部队辗转进入闽浙赣苏区，整编组成红军挺进师，后转战至浙南，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是红军长征的主体和主力。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开始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突破敌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自身伤亡严重。在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参加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斗争，中央逐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并胜利召开遵义会议。尔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水草地，夺占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进入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6月中旬，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央红军改为红一方面军；随后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过草地北上，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主要由张国焘率领。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于9月率红四方面军和随其行动的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南下。1936年7月初，南下遭到失败后转战川西甘孜地区，后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经党中央耐心工作及随右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推动，以及广大南下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10月9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云贵交界的乌蒙山区，回旋转战上千里，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推动并实现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22日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12月上旬，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开始在鄂豫陕边界创建新苏区。1935年7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并于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随后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东征军。1935年冬，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战争有机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后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围歼红军于晋西地区。为避免不利局面，东征军于5月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

　　2.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共有三支队伍进行长征。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撤离了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由于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实行长途战略转移，并于1932年12月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创建新的川陕根据地的斗争。

　　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2年8月，红三军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1月初进入豫西南，11月下旬进入陕南，后进军鄂陕边界，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12月30日攻占鹤峰。1933年底进军四川，1934年4月游击川黔边境，1934年5月进入贵州。10月，红六军团转战到达川黔边区，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按中央命令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以川黔边区为根据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认为红六军团继续留在湘赣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应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与湘西的红三军会合。8月红六军团开始西征，10月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实现会师，两军团紧密团结，巩固扩大了湘鄂川黔苏区。

　　3.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西方野战军的长征。1936年5月，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等部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征战中，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4.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西路军的长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为打通国际通道，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发起宁夏战役，共产国际也决定在今蒙古南部边境向红军提供一批武器弹药。1936年10月下旬，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个军渡过黄河，准备参加宁夏战役，但同河东的红军主力间的联系很快被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隔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停止执行。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河西部队，指出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此时，绥远战事爆发后，共产国际考虑经新疆援助红军。“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认为其中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改变了原来的承诺。期间，孤立无援的西路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鏖战，大部损失，总部率余部2000余人分3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1937年4月底，在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下，尚保留400余人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应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分批返回延安。

　　由此可见，长征不只是红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是上述十一支红军队伍所进行的长途征战。这一系列长途征战，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需要指出的是，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以艰苦的斗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二、红军长征的战线

　　1.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了阻挡和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先后调动了300多万重兵，包括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等，包括了陆军、骑兵、空军等，企图将各路红军消灭殆尽。与国民党军队相比，红军不仅在兵力上相差悬殊，而且在装备上也居于绝对劣势。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路红军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经过一次次殊死搏斗，创造了一个个战争奇迹。最终，各路红军胜利会师。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中，经历了大约120次主要战役、战斗，共歼敌40个团，击溃敌军数百个团，击落敌机 4架，缴获长短枪3万多支、轻重机枪330多挺、火炮20多门、骡马约2000匹，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谓战况激烈，战果累累。

　　2.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对红军的考验也是极其严峻的。长征途中红军渡过的主要大江大河有24条，翻越的主要雪山有20多座，还穿越了 15200平方公里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其中一些峡谷激流、雪山草地可以称之为生命禁区。蒋介石曾断定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等于走向死亡。但是，无论是空气稀薄、气候恶劣的雪山，还是险象环生、泥沼密布的草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没有吓退红军将士，反而将他们钢铁般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红军将士锤炼和升华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精神，谱写出一曲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壮歌。

　　3.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党内生活很不正常，临时中央负责人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对不积极执行和存有异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征途中，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同“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而说理的斗争，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为后来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使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党中央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通过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芦花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4.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在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苗、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为了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并教育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红军把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并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进而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提高各族人民的觉悟。在广泛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坚定不移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一般都采取说服教育和积极争取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留下了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结盟等许多佳话。

　　5.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的严重不足。长征途中，红军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进行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这导致红军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粮食、医药、被服、弹药等都极度匮乏。红军进入草地前，要求每人带足10至15斤粮食，但不少部队只筹到一半甚至更少，进入草地后很快断炊。红军战士不得不以树皮、草根、皮带、昆虫充饥，甚至将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食物继续当作食物，不少红军战士误食毒草、毒水而牺牲。没有衣服，没有药品，广大指战员靠一种精神境界顽强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历史证明，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红军不愧是一支钢铁般的队伍。共产国际“七大”曾高度评价说：“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

　　三、红军长征的“奠基”意义

　　1.思想方面：认识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为延安整风奠定了基础。长征途中，“左”倾错误主张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严酷的事实使得党和红军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思考，开始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开始逐步改变态度。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逐渐走出困境，转危为安；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为各路红军最终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进而打开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全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中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为延安整风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我们党和军队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

　　2.政治方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重了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一开始就站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前列。长征路上，各路红军始终高举抗日旗帜，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随即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西北，红军主力靠近抗日前线，使中国革命重心由南方转到北方，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顺应国内局势，开展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顺应历史趋势，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很快就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从此不断发展壮大。

　　3.组织方面：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党内是一致的，但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到农村去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有不同意见的。实践结果证明，提出并坚持到农村去开辟根据地的毛泽东是正确的。到苏区的临时中央由于错误的领导，最后使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并在长征初期处处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全党全军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后，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北。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两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两次濒临覆灭的危险。在这两次大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对挽救党的危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中逐步形成。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始掌握实际上的领导权，形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雏形。

　　4.精神作风方面：英勇不屈、顽强生存的精神，为我党我军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战略转移，而且是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一次伟大远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异常严酷的自然环境，红军始终保持顽强的意志和昂扬的斗志，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不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在日后成为我党我军作风建设的基因。

　　5.军事方面：红军指战员的素质大大提高，为最终形成强大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长征途中，红军作战频繁，历经各种战斗考验，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军事能力。各路红军虽受到重大损失，但红军精华得以保留，他们历经艰险，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战争经验更加丰富，成为党和军队的栋梁之才；长征出发前或长征途中参军的新战士经过艰难转战，许多也都成了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经过长征，红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成为不可战胜的威武之师。陕北会师后，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各路红军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对于打开革命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部队成为改编为八路军的基础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

　　6.民众方面：沿途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使沿途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从而衷心拥护红军，支援红军，协助红军筹粮筹款并踊跃参军，谱写了党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篇章。红军在所经过的许多地区，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革命武装，并在红军走后仍然坚持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者。这些在长征中播撒的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逐渐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7.国际方面：为提升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往往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实行。长征开始时，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锻炼和提升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后来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到成年的转变，并反思自己远离中国实际情况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失误，从而认可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可了中国革命应由了解中国实际的同志来领导和指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

　　长征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具有多重奠基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不仅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基础，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四、长征精神的重要意义

　　1.要深刻认识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许多进步人士欢欣鼓舞，大批进步青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长征在世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斯诺、史沫特莱等奔赴陕北报道长征。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

　　2.要充分认识长征精神的现实价值。正是有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在敌人和困难面前屈服。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历史条件与革命时期已大不相同，但长征精神并没有过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长征精神特别要认识“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维护团结”这个关键一条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征途上，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3.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并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党、人民军队和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新的长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红军长征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和延伸。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续写新长征的篇章，对于推动新长征的胜利，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