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中国抗战的历史性贡献不容否定

作者：梁柱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12-26 1579

梁柱：中国抗战的历史性贡献不容否定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带有国际性的错误思潮，它往往为了某种目的或偏见，轻易地否定、矮化某一历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来，在西方主要参战国家研究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及其重要贡献被严重忽视，甚至遭到刻意虚无。像法国学者亨利•米歇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竟然说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1](P381)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争的进程也不会发生改变。”[1](P374)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妄断，是极不严肃、极不公正的。

一、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上述违背历史事实的妄断，除了表现其“欧洲中心论”的顽疾和偏见之外，也表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无视或篡改历史事实。中国军队真的“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吗? 答案不容置疑，是否定的。在这场法西斯轴心国家最野蛮的侵略战争中，中国是最早的受害国家，也是最早开辟的一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1931年日本侵略者通过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由此开始了中国局部抗战；1937年日本侵略者又通过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全国性抗战。如果从1931年中国局部抗战开始，到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已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整整8年；到1941 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已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整整10年。这种情况，是当时国际上并不否认的事实。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说过：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战场是未来世界大战最初作战的地方，“不论宣战与否，战争都会蔓延。战争可以席卷远离原来战场的国家和人民。”[2] (P155)斯大林在1939年苏共十八大上也指出：“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次战争是在从上海到直布罗陀的广大地区内进行的，它席卷了5亿多人口。欧洲、非洲、亚洲的地图正在被用强力改画着”。[3](P235)虽然这时苏联还把这次战争判断为“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后来才作了改变，但应当肯定这些基本论断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毫无疑义，中国反法西斯战场是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其间经过6年局部抗战、8年全国性抗战，艰苦卓绝，顽强苦斗，付出了3500万军民伤亡的代价，为反对和击败法西斯轴心国第二号最大敌人——日本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既是中国人民保卫自己民族生存和独立的爱国自卫战争，也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以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奋斗精神和巨大的民族牺牲，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谱写了无可替代的辉煌篇章。因而，正确评价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时间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巨大功绩，扭转“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还历史以公正，不但是对千千万万死难者应有的崇敬和纪念，而且也有助于后人吸取历史经验。

否定中国战场作用的一些西方学者，往往用传统的正规战、阵地战的老眼光看待中国战场，而无视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对付东方强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作战方法，对于这种情况，有加以辨析的必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恶性循环。在近11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中，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所占时间就长达20余年，平均每 5—6年一次。日益衰弱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列强入侵的态度，往往是先打后降，每次都是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告终。那么，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战争，从基本国情来看，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却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而是有了新的进步的因素，这主要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的觉醒和抗击，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人民战争，并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这就是说，充分发挥了大国人多、得道多助的正义战争的优势，通过持久抗战开辟了一条弱国战胜强国的新道路。西方一些学者正是看不到这样新的时代特点，无视这种极具特色的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因而得出否定中国战场伟大作用的错误结论。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4](P511-512)他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4](P480)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在短短的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随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上海和华北，使中国同样面临近代史上国家民族危亡的局面。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采取更积极的步骤推动和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发挥了正面战场的作用。它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使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破产。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虽然开始出现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意图，但仍然在支撑着正面战场，维持持久战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是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自己正确的政治路线促进了全民族抗战，并始终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有效地抑制了分裂、妥协、倒退的倾向，发挥了政治指导作用；同时在军事上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地将军事战略方针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把广大的敌人占领区变成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前线，并在敌后开辟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抗日根据地。这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就形成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它们在战略上互相配合、对日军构成前后夹击的局面。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演变，把兵力的重点转移到巩固其后方作战，也随着敌后抗日军民力量的不断发展，八路军、新四军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

实行抗日游击战争，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大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以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从而也使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军队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最充分地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力量和创造力，从而弥补了并逐步改变了敌我之间物质力量的不平衡状态。像山西武乡县全县13万人口，有9万多人参加各种抗日组织，有3万多人为民族独立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在广大敌后战场是具有普遍性的。敌后军民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地道战、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村落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等灵活巧妙的游击战形式，组织了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雁翎队、敌后武工队等多种形式的游击队，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有效作战方法，使日寇不断惊呼游击战争“令人神经紧张”，是“没有战线的战场”，哀叹日军的作战是“真正的掉在泥潭中的浴血苦战，是不分昼夜连续不断的、长期的、没有结果的战斗”。[5](P442)使敌人不能不承认中共“与一亿民众结成了新的组织，所以无论怎样投入大兵力，在短时间内也不能摧毁解放区”。[6](P535)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以11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国民党战场，占侵华日军（不含东北部分）的45.8%；而用于解放区战场的兵力则达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的54.2%。从1939年至1943年的5年间，侵华日军用于对付解放区战场的兵力，平均每年占60%多，而对付国民党战场的兵力则年均不到 40%。此外，数量众多的伪军也主要用于反共。在8年抗战中，敌后军民对敌作战共达125 165次，歼灭日伪军171万人，其中日军527 000多人。这些战斗的规模虽然一般都比较小，但却使日军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疲于奔命，大量消耗，形成了置敌于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战争。这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在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向西欧发动进攻，这时英法联军（包括荷兰、比利时）的兵力与德国相当，结果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号称欧洲头号陆军强国的法国便战败投降，全世界为之惊愕。这是英法长期实行绥靖政策的恶果，既对战争毫无准备，又缺乏必要的民众动员，在速战速决的德军面前一触即溃。而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却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就抗击日本法西斯来说，中国如从1931年局部抗战算起打了14年，从1937年全国抗战算起打了8年，美国打了不到4年，苏联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到17日日本关东军被迫投降仅10多天时间。据统计，中国战场歼灭日军的人数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伤亡总数的8倍，是苏联击毙日军总数的31倍。日本史学家伊豆公夫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P122)日本著名的战略理论研究者山崎重三郎曾撰文指出：“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这些评论是公正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种用傲慢与偏见来否定中国战场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中国战场对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支持作用不容否定

中国持久的抗日战争，也有力地支持和援助了欧洲战场、苏德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这也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在战争中，任何一方都要防止和竭力避免两线作战，以免陷于被动。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长达14年的局部和全国抗战中，始终以顽强的战斗力把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实施大规模侵苏战争的“北进”战略，这不但有力地支持了苏德战场，而且也避免了德日合流，使欧洲战场解除了后顾之忧。当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就明确提出，要“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作为它“北进”对苏作战准备的重要步骤。而当时英、美、法各国出于共同的反苏反共立场，基于对日本战略意图的推测和了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纵容政策，企图把祸水引向苏联。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行动，在妄图灭亡中国的同时，也把它看作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1937年6月9日，日本关东军在《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中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即使这样，日本也把对华战争看作“北进”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日本准备对苏作战、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是它的一个既定国策；它之所以未能实施，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而是不能，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坚持抗战，使其无法集中兵力“北进”。到了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统治集团认为是对苏作战的最好时机，并作了实战的准备和演习，但最终还是不敢贸然从事。这除了苏联在远东地区有比较充分的军事准备，在兵力、武器方面都处在明显的优势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日军主力被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使苏联能够做到“东线无战事”。这正如苏联史学家卡比察所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制止了太平洋地区和亚洲战争的进一步扩大。日军所遭受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的损失，强烈地影响了日本的军事潜力。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深深地陷了下去，不得不延期实行其进一步的侵略计划。”[8](P46)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从表面看，是受希特勒德国席卷西欧，继而挥师东进，对苏联用闪击战多路长驱直入，直抵莫斯科城下，这给日本扩大战争以极大的鼓舞，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在实质上，是由于日本在中国战场企图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造成了人力、物力和战争物资的极大消耗，这就使它小国少兵、失道寡助的弱点进一步暴露。日本方面对这种困境深为忧虑，不断惊呼：“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有百弊而无一利”，“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初期所预见的：“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4](P448)由此可见，日本既是本于侵略扩张的野心，又是为摆脱其困境而作的困兽犹斗，它在这时提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企图通过夺取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和香港等地，完全切断美英对中国的援助，逼迫中国政府投降，真正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集中力量南下与美英等国进行军事较量，以实现其建立霸权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的远东战略连接在一起，密切了中国战场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之间的联系。1942年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实施大规模战略进攻的一年。这时中国正面战场虽然相对沉寂，但中国应英方的要求，派出远征军首次出国与盟军协同作战。在缅甸历时近半年的支援英军对日作战，转战1500余公里，英勇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打击；中国远征军的苦战虽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危局，但以自己的流血牺牲获得国际上的赞誉。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中国重组的远征军和驻印军在缅北、滇西极端艰苦的反攻作战中，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沉重打击了侵缅日军。这些都直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更为重要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这时，日本总兵力为240多万，除海军部分用于中国、主力用于“南进”外，其210万陆军兵力，在其本土约40万，在中国东北约70万，在华北、华中、华南60余万，用于“南进”的约40 万。这就是说，日本总兵力的55%以上，陆军兵力的60%以上仍然被牵制在中国，其侵华兵力相当于“南进”兵力的三倍。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中共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全民族抗战仍在继续，这就使日本近百万关东军、六七十万派遣军被牢牢地钳制在中国。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以战养战”，妄图将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也由于中国敌后军民的顽强抗击而化为泡影。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敏锐地看到中国抗战的作用，提出要把英国的命运“紧紧地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9](P266)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10](P99)从这些合理的设想中，可以看到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也是对所谓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争的进程也不会发生改变”谬论的有力批驳。

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抗日战争历史研究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正是由于全民族的发动，人民战争的广泛开展，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国 100多年来反抗外国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并成为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正确评价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对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珍惜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西方一些学者长期以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忽视、否定中国战场的作用，这除了同某些政治偏见、地域偏见有关之外，还在于许多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以弱抗强的战争的特点，不了解持久的人民战争这一特殊的作战形式及其伟大作用。而当时解放区战场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海外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就是中国”，而国民党在8年抗战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广大官兵是爱国的，抗战是英勇的，但由于最高当局采取避战政策，加上指挥不当，败绩甚多，多数“打得很糟”，这种情况在国际上成了无法抹掉的记忆和事实，这笔不那么体面的账，也就被记到了整个中国的头上。这也是中国抗战伟大作用在国际上未能得到应有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正确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和特点，客观评价国共两党及两个战场在抗战中的作用，总结历史经验，明辨是非，是正视听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我们对国民党及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作用作了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和评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某些片面的或偏激的看法，这在我们的许多抗战史论和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蒋介石在抗战中多次对八路军、新四军说过诸如“忠勇奋发，迭予敌重创”之类的称赞，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执于政治偏见，有意抹煞解放区战场的卓著功勋，否定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杰出作用。当年在敌后战场艰苦鏖战之际，重庆就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流言，败退台湾后又制造中共利用抗战“坐大论”的奇谈怪论。其实，这样做与人无损，与己无益。如 20世纪60年代国民党军史局编辑出版了一套多卷本的《中日战争史（1937—1945）》，70年代又将其缩编成一本《中日战争简史》，并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行。它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不仅一笔抹煞，而且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尽管编者吹嘘这本书“在国外很受欢迎，被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当作主要参考书”，但在实际上，正如英国学者霍尔博士在书评中所写的：“这本书是按标准的国民党对中日战争的宣传总路线来写的”，“一些漫不经心的读者可能会被这本书的价格和夸张的翻译，以及虽无吸引力但却是厚厚一大本的篇幅给糊弄住”。但是，“这本书不能使我们对中日战争增加什么了解，无法说它是一本有用的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片面的做法，已经引起台湾方面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感和反对，我们相信，事关民族大义的事情，海峡两岸的学者是会找到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