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中的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正值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和殖民主义横行、称霸全球之时。

列宁：“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1900年底，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对华战争》一文，写道：“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列宁强调：“目前在报刊上又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同样也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因此列宁号召：“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

德国《前进报》：“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

德国是侵华八国联军的急先锋。德皇威廉二世1900年7月在不来梅为德国侵华先遣部队送行时扬言，要对中国作“示儆的惩罚与报复”，“无需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但德国工人阶级却给予中国人民有力声援。1900年6月19日，即八国联军强占中国大沽炮台后的第三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题为“铁拳”的社论，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义和团运动发生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后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指义和团)。”文章称颂道：“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此后，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李卜克内西、梅林、倍倍尔、蔡特金等，相继发表文章或演说，谴责列强对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血腥镇压，号召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900年6月20日，梅林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中国的骚乱》一文，写道：“据我们所知，中国人从来没有企图拿着武器去扼杀欧洲的‘文明和人道’，然而‘铁拳’政策到中国去干什么却是大有文章的，无论如何是跟欧洲的文明和人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欧洲列强侵袭中国不是为了文化和文明，或者别的诸如此类的美好事物，而只是为了要瓜分介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球上最后一块大的销售市场罢了。”

1900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因茨召开代表大会。党主席保尔·辛格在会上作了《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讲话》，指出：“德国的对华政策起源于‘世界政策’，它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获取一块德国领土，通过占领一个省在中国站稳脚跟。”这种侵华政策“是为满足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沙文主义的领土欲望和资产阶级的资本利益服务的”。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世界政策的决议》，坚决反对“派军队去中国”，“要求全党广泛开展抗议活动，为反对反人民的对华政策而斗争”。在社会民主党号召和领导下，柏林、莱比锡、巴伐利亚、米格恩、黑尼欣、忒尔岑等地工人和群众举行了集会，积极响应。

让·饶勒斯：“现在他们觉醒了，他们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了。”

在法国，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哲学家让·饶勒斯，也极力反对列强对中国“实行武装入侵和瓜分的政策”。对于义和团运动，他认为这显示出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以及亚洲人民的“觉醒”，“现在他们觉醒了，他们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了。”他严厉斥责八国联军“为镇压一场民族运动的远征犯下的累累罪行”，并把此看做是法国和欧洲历史上“最可悲的一页”。

著名学者牟安世先生曾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迷梦，使中国没有从半殖民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的地位。就整个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在这个三次瓜分危机缓解的基础上，我们说义和团运动结束了自1871年开始的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代’和‘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这个论断代表了以往史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国际历史意义的主流看法。

德国新教传教士站在舆论浪尖上

19世纪末，在中国各地，以农民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的反对外来侵略和基督教传教、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利益的武装斗争大规模兴起，最终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起义。

起义爆发后，德国社会各界深感震惊，不少外交官、商人和新闻记者在隶属于自由派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齐声讨伐基督教新教的中国传教活动，认为基督教传教，特别是新教传教对在中国发生的“可怕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

德国媒体：传教士一露头民众反对就爆发

在柏林，《小报》1900年6月29日发表记者采访一位德国外交官的访谈。这位外交官把引发义和团起义的责任归咎于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声称他们的宗教狂热精神、不得体行为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触犯了那些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为神圣的东西。几乎在每个地方，传教士一露头，民众的反对就马上爆发。政府则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不得不派兵惩罚所谓的闹事者，这一行动自然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不满。另一份柏林报纸甚至说：传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过着舒适的日子，不懂中文，仅仅依靠被派遣到内地的翻译进行布道。先前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则为《周报》撰文，列举了一系列引发中国人仇外情绪的因素，其中首先是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缠磨人行为，然后是个别铁路铺设给人力车夫、赶骡马和骆驼的人、拉船的人带来的一些直接损失。

在科伦，《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7月8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在汉堡，《汉堡新闻报》声称，“一旦所谓的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下去，列强的最主要义务就是遏制传教士。”后来它又要求“放弃对那些进入了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的保护”。《汉堡新闻报》还不加任何评论地刊登了一位“年轻的汉堡商人”的报道，该商人在义和团起义爆发前不久到达天津，并“在那里的德国人俱乐部中寻欢作乐”，他说：“看到传教士遭到中国人的屠杀，人们甚至感到高兴。”还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汉堡新闻报》撰文说：“中国人是一个有着正统信仰的民族；每个月人们都用两整天的时间专门侍奉神祇，因此，即便是最轻微的干预其宗教的试图，都会激起他们的愤怒。”

在哈勒，也有一位定居香港多年的“德国大商人”在《哈勒报》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埋设电报线或通过建造传教站或教堂，风水，即‘守护神’受到严重冒犯。”

归纳起来，对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的指责主要有以下几点：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懂中国语言；他们怀有“宗教狂热”，恣意妄为，纠缠不休；他们伤害了中国人的最神圣情感，一旦中国人奋起反对基督教，他们便策动惩罚性讨伐；中国教徒都是无用的人。

德国新教传教士：西方外交官、商人应为义和团运动负责

对上述指控，德国新教传教士们坚决予以否定，同时把许多过错归于天主教。传教士叶道胜揭露：“罗马教会自从进入中国起就没有停止把传教和政治搅和在一起，并且由此制造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血案。”新教传教士承认中国人的一些神圣情感经常受到外国人的伤害，但是指出伤害者不是传教士，而是欧洲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外交官不是诚实、正直和人道的人，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根本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在举办舞会和宴会时，女士粉妆登场，与男人坐在一起吃饭，手挽手，搭肩搂背地与男士跳舞。而不少西方商人则对中国人颐指气使，任意辱骂殴打。

德国新教传教士提出，欧洲列强的侵略政策、西方商人不讲道德的贸易行为，应该为义和团运动负责。卡尔·茅斯指出，中国人已经饱受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就是说“白种人的代表和属员”的欺辱。这一点必定会招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他说：“中国人即使不热爱现今的王朝，因为它属于‘野蛮人(夷族)’，但他们热爱他们的祖国，正如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那样。”

俄国社会舆论正面宣传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对外来侵略的农民起义对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而言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这次起义引起了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当时社会各界在发表的各类文章中表现出了对这个事件的兴趣。

1900年俄罗斯报刊正面宣传中国人民

对现实的重新认识是在北京宣战的形势下形成的。俄罗斯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就在不久前证实了中俄必须紧密合作的社会学家们，猛烈批判了中国人民。军官们也在回忆录中给予中国人民否定的评价。但是，如果认真读这些句子，就会发现这些评价针对的不是义和团起义军，也不是普通的参与起义的人们，而是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俄罗斯一些1900年以及其他年份的出版物冷嘲热讽地描写了中国人和中国的社会活动。是的，俄罗斯作家们经常在批判中国人的同时，也嘲笑俄罗斯人的缺点和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义和团起义的出版物中，甚至在讲到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时，都没有表现出对起义的中国人民的憎恨。

俄罗斯报纸杂志的内容证明了，在俄罗斯社会不存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敌对情绪。即使是在俄罗斯军队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欧洲君主们宣战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官方报纸还刊登了中国童话和有关中国艺术的文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甚至在描写最勇敢的、在反俄罗斯战斗中前仆后继的中国将领们时，也表达出对他们的喜爱：“……高个子，体态匀称的黑发男子……以宽阔的脸盘、自由的充满自信的姿态给所有参战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高个子……聪明的精力充沛的脸”，等等。总之，在1900年的夏天，俄罗斯的报刊很明显地正面宣传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某些方面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个独特的榜样：“中国人是个清醒冷静的民族。在大街上从不会遇到喝醉酒的中国人。几乎看不到人打架，几乎听不到喧闹声和骂人的话。他们极其热爱劳动……中国人民很通情达理、精明强干……”

俄罗斯人经常比较义和团起义与俄罗斯民族运动

俄罗斯人经常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试图比较义和团起义与俄罗斯著名的广为流传的民族运动。在彼得堡出版了左派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学日刊《北方信使》、《拳击手中出民粹主义者》。俄罗斯作家称起义的中国人民为爱国主义者，并将其与哥萨克、17—18世纪反抗波兰地主的乌克兰起义者、17—19世纪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南部斯拉夫的起义者相提并论。

从总体来看，俄罗斯社会对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很感兴趣。大部分的俄罗斯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对俄罗斯参与中国战争给予否定评价。甚至在1900年7月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话：“俄罗斯出版界完全一致地表明我们不愿意与中国作战，因为与中国作战不可能有任何的积极意义，也反映不出俄罗斯民族之前一贯特有的聪明伶俐。”

义和团起义是个涉及范围广泛的事件。所有主要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和俄罗斯革命运动领导人们都对其作出了一定反应。弗拉基米尔·列宁和以后的安东·杰尼金将军都批判了俄罗斯的政治。

在结尾可以引用一下参与了1900年远东事件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的观点。汉学家记者明确地阐明了俄罗斯社会对义和团起义的态度以及对俄罗斯参与其中的看法：“虽然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有悠久的友谊，但却是俄罗斯的榴弹在1900年首先炸开了北方之都的大门。我们希望，这些榴弹已成为过去并且以后不会再有……1812年俄罗斯人离开并烧毁了莫斯科，但是没有向拿破仑低头屈服。1900年中国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认为，将义和团起义与把俄罗斯从1812年拿破仑入侵中拯救出来的俄罗斯爱国者们相提并论，体现了俄罗斯普通人民和1900年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人民先进文化修养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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