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胜利是“红军的道路”的胜利

道路自信的胜利兼述长征中红军的群众工作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郑怀盛

毛泽东曾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的胜利是“红军的道路”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道路自信的结果。

一、“红军的道路”之形成

何谓“红军的道路”？红军的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红军的道路”靠什么实现？答案是：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开辟新世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的武装，在成功与挫折甚至失败中，为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过许多同志特别是毛泽东的努力，最终达成了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只有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使革命力量获得生存、积蓄和发展。

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特点，阐明了小块红色政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从理论上指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把这条道路称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道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对于走这条路体会最深，执行最坚决，效果最好，为此毛泽东把这条革命道路又概括为“红军的道路”。

为了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茶陵工作经验教训时，给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文中强调红军开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解决红军给养问题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负担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

在从1927年人民军队诞生到1934年10月的7年中，红军把自己当作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还积极通过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建设革命根据地。全国红军最多时曾达到30万人，根据地曾遍布于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其中有赣南、闽西、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皖、东江、左右江、海南岛、闽东、苏北、陕甘边、陕北、川陕以及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因而赣南根据地以及与它相连的闽西根据地，被称为中央根据地。

1934年秋，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破坏，红一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放弃历尽艰难所创建起来的中央根据地，东南地区的红军亦在敌人围剿下先后离开根据地，使革命遭到极大损失。但在此后所进行的长征，依然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道路的继续，人民军队依然坚持“红军的道路”，并取得了胜利。

二、长征中红军的群众工作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被迫长征，在敌军重重围困中的战略转移，使红军陷入了无后方作战、前进方向不断调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领导的红军仍然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把长征作为宣传、争取更多群众，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在更大范围内扩大“红军的道路”影响的机会。为此，长征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级指挥员，依然坚持群众路线，高度重视并亲自抓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出发前一天即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部署长征中的群众工作。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具体要求有五点：1、健全军团和师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门的组织与工作。加强对中央派来的地方工作团的领导与教育，必须把地方居民工作开展成为连队的群众运动。2、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3、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4、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发动连队进行扩大红军与搜集资材的革命竞赛。5、尽可能地在沿途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与党的支部。

1935年2月16日，红军在赤水河地域作战期间，《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全体同志们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还指出：拯救他们，组织他们起来斗争，号召他们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斗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严肃我们部队的纪律，加强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

红军长征处在行军作战的动态中，需要克服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遵照上级指示，仍然把做群众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一是人人做群众工作。各个部队政治机关，连队的地方工作干事、地方工作组很活跃。红军指战员人人注意进出宣传，传播胜利消息。有的部队向地方工作干事、地方工作组和党团员提出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三条标语，积极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每到一地，注意调查社会情况，了解人民生活。每个党团员一个月内要完成扩充一名新战士的任务。

凡是红军经过的地方，用木炭、石块、粉笔、铅笔、毛笔等在墙上、路上、地上写标语、口号。“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对日作战！”“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随处可见。还有许多标语口号是针对当地实际写的。红军在宣传群众方面，真是走一路，红一线，驻下来，红一片。

二是保护工农贫民利益，遵守铁的纪律。红军规定：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部队控告。1935年12月23日、24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等领导，随部队跟进、检查发现一军团部队纪律严明，三军团、九军团等部队并未认真实行“八项注意”，4位首长随即联合签署命令，分别向三军团、九军团严肃指出：“你们与一军团纪律比较恰成反比例”“军委与总政治部严厉斥责你们这种不可容忍的现象，并责令你们严格整顿纪律。政治机关应负责发动每个连队党的组织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加紧动员向这种犯罪的现象作斗争，组织每个连队的纪律检查，严厉处罚故意以及屡犯纪律的分子以至枪决，迅速改善与居民的关系”。经过整顿，这两个军团的纪律迅速好转。广大指战员一切行动听指挥，绝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严格执行政策，不随便打土豪，不强买东西。说话和气，讲究礼貌。尊老爱幼，尊重当地民俗习惯，即使在战斗十分紧张、条件十分困难、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也不违反群众纪律，涌现了不少做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红军靠着铁的纪律，与群众保持了密切关系，得到了群众的同情与拥护。

三是扩大红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文件，都把扩大红军作为一项重要的群众工作。紧张的战斗间隙，各单位只要宿营，尽管时间很短，都积极做动员群众的工作。广大群众从红军官兵平等、爱护百姓中，看到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十分乐意参加红军。沿途红军足迹所至，无论村镇居民、各族各界群众以及信教群众，对红军莫不热烈欢迎，甚至直接参加红军，补充了部队的战斗员，壮大了红军。1935年5月初，红九军团占领云南会泽，仅两天时间，就“扩红”1300余人，除补充原有建制外，还新组编了一个营。红军在贵州转战期间，苗、彝、回、汉各族子弟参军者达6000余人。在甘肃境内，有成千的回族子弟加入红军。红军为尊重其风俗习惯，特地将他们编在一起，成立独立的部队。

三、依靠各族各界群众扩大“红军的道路”

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多为偏僻的贫困山区，有许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包括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处于敌长期反动统治，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尤其是国民党军阀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他们对汉人的猜忌、成见甚至敌视。他们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这就给红军的前进增加了困难。敌人以为在这些偏僻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会把红军困死、饿死、冻死。然而红军指战员从人民军队的本质出发，尊重兄弟民族，关心兄弟民族，爱护少数民族，通过群众工作使少数民族同胞认识了红军，转而拥护红军。沿途群众热烈欢迎子弟兵，对红军的支援满腔热忱，全力以赴。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每一场战斗的胜利和摆脱困境，都离不开群众工作和各族群众的支援。

1935年4月，九军团抢渡金沙江的先头部队一个营和侦察连，抵达金沙江边时，一片空空荡荡，根本找不到船只。于是，他们全部分散开来，沿江边四处找船。找了几个钟头，才找到1只旧木船。当即着手修理，又从战士中挑选了能撑船的人。由于船不好，水流急，撑船的技术又不好，直到天黑才渡了13船，将侦察连渡过去。这时敌人发现了红军渡江意图，从后面紧追过来，九军团后卫部队已与敌人先头部队接触，大有背水作战的危险。在这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侦察科长曹广兴带领已渡过江的侦探连，拿下了上游的盐井坪，筹到了几万块钱和几仓库盐巴，船只一时没有找到。经发动群众、开仓分盐后，群众情绪十分热烈，纷纷报告藏匿的船只。有的船被沉下江底了，马上打捞起来。一共筹得了大小木船四五十只，水手们也自动报名，愿意送红军渡过江去。就这样，在群众的支援下，红军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除。建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自由平等，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据此，5月19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训令》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提出必须注意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和习惯，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并提出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红军主张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等。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于5月21日将总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和少数民族调查材料印发到了连队，要求各师团政治处组织会议讨论，由政治处传达到连队战斗员。5月22日，红军先遣部队在大凉山彝族区，遇到彝族群众挥舞着土枪长矛不让通过，经地方工作队萧华、丁伯霖真诚地与彝族沽鸡部落首领果基约达（汉译名小叶丹）的四叔谈判，刘伯承司令员与小叶丹按照彝族的习俗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他们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族沽鸡支队”。刘伯承与部落首领结为兄弟的佳话在彝族群众中广为传颂，红军得到彝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仅用2天时间就全部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并动员了一批当地青年参军，成立了一个彝族连。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水深流急，山高岭险，是有名的难以逾越的天险。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覆灭在这一带。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堵截红军，吹牛说：“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插翅也难飞过，逃脱不了石达开第二的命运。”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奉命带领部队，一天一夜冒雨行军140里，赶到安顺场渡口。敌人已经准备把安顺场民房全部烧光，红军突如其来地到了，老乡们异常兴奋，都说：“要是红军晚来一步，我们全都完了！”群众介绍了河两岸情况和敌情。一营营长孙继先派人到周围山村找船工，一听说是红军渡河，一个、两个、三个……十几个船工都要去。船工们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把红军的17勇士向对岸送去。船到江心，船工们被敌人枪炮打得抬不起头来，渡船旁边溅起了白浪，船一时失去控制，随波涛急转弯向山崖漂去。船工们在敌火力间隙发现这一情况，便不顾一切用手撑着岩石。要是再往下滑，滑到下游的漩涡中，非翻船不可。就在这时，从船上奋不顾身地跳下4个船工，在滚滚的激流里，拼命地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4个船工用竹蒿撑着。经过一阵搏斗，渡船又前进了。8名船工在暴雨般的枪炮声中，把17勇士送上了对岸。接着渡船又很快返回南岸，再送过去一船勇士。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送到对岸……红一军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利地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泸定桥很快被我红四团胜利夺取，红军的千军万马在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人们传颂着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举，也永远不会忘记送勇士渡河的英雄船工。

中央红军从四川大维、懋功进入藏民区以后，从两河口至卓克基途中，又处处遇到被敌胁迫的藏族群众抗阻红军前进，不断向行进中的红军放冷枪，个别掉队的红军战士甚至被杀。但红军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红军知道，藏族群众对红军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必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消除他们对红军的误会和仇视。在到达卓克基后，红军经过通司向藏族群众说明红军跟压迫他们的军阀部队不同，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愿意帮助他们反对军阀压迫剥削，还说明红军此来只是借道经过，并不久驻，绝不需要任何“进贡”。藏民群众看见红军的态度跟过去的军队不同，纪律很严明，就愿意把粮食卖给红军。在红军的帮助下，藏族群众组织了革命委员会进行工作，对红军的了解加深了，支援也越来越主动。到了毛儿盖，红军的粮食还十分困难。领导强调部队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驻地群众工作。虽然地里有不少成熟了的麦子，但没有得到麦地主人的同意，谁也不去拿一粒。所有的部队都没有住民房，也没有动老乡的东西。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被单撑起来当帐篷，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第二天，毛儿盖金碧辉煌的大喇嘛寺前，集合着许多穿着各色鲜艳服装的藏族男女。他们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红军。经过调查，部队就地征用了地方土豪的粮食。大部队到来后，在藏族同胞的带领下，红军还渡过了泸河，收割了地方土豪的麦子，顺利完成了筹粮过草地的任务。

向草地出发前，毛主席问先头团团长杨成武，向导是否已经找到，杨成武回答说：“已找到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作向导，他年纪大了，我们已准备了8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毛主席听了，郑重嘱咐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

突破天险腊子口，长征途中“扩红”得来的苗族小战士立了大功。腊子口是红军长征途中由川入甘的必经门户。这里一座大山像是被一把巨斧劈出一条缝来，峭壁直上云天，中间腊子河穿过一道五六十米宽的狭窄的走廊。敌人在隘口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纵深还配置了三个团扼守着隘口至后面的高山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红军北进的去路。1935年9月16日下午，红四团几次进攻腊子口，均未奏效，担任主攻的6连伤亡多人。傍晚，毛泽东在电话里仔细听取了二师师长陈光进攻腊子口的部署，指示说：“陈光同志，请转告军团长，腊子口是通往甘肃的大门。在天亮之前攻不下，就会使全军暴露在敌人面前。若敌人援军赶到，就会使我们进退维谷，只有退回草地去呀！这是关键性的一仗。不要硬攻，要动动脑子！”午夜两点钟，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令6连撤下来休息，重新组织进攻。他们来到四团指挥所，组织指战员共同想办法。经讨论决定：仍以6连正面进攻，吸引住敌人；以1、2连从腊子口的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背后去进行突袭。

究竟怎样攀登这样陡峭的崖壁呢？在大家商量办法的时候，有一个十六七岁、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这位小战士从贵州苗区入伍，没有名字，参加红军走过云、贵、川，所以大家都叫他“云贵川”。他从小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练就一身攀登陡壁的本领。他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勾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绝壁攀上崖顶，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去了。在天亮前到达攻击位置，从天而降出现在敌人阵地侧面，并向山下的部队发出总攻信号。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如神兵天降，居高临下，将随身携带的手榴弹投向敌阵，炸得敌人四处逃窜。与此同时，正面进攻的2营战士们抡起大刀冲向敌阵，峡谷里刀光闪闪，鲜血四溅。经过激烈战斗，红四团歼灭守军两个营，成功夺取了天险腊子口。一名被俘的敌人感叹道：“没有想到，这样的鬼门关都被你们闯了进来！”

1935年9月17日，攻下天险腊子口的红四团前进到甘南岷县麻子川镇漩涡村，在回族同胞家里住下暂时休整。9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漩涡村。想到甘肃、青海、陕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调兵遣将前来围攻，红军人员少，在此地又没有群众基础，要想在岷县落脚生根显然困难重重，毛泽东彻夜难眠。第二天刚吃过早饭，警卫员就进来报告，说有一位回族老人和几个青年送来了羊肉、腊牛肉、腊鸡肉，希望红军长官收下。毛泽东问:“喔，老人叫什么名字？”“老人说他叫丁振邦，是清真寺里伊斯兰教的教长。”“啊，快请阿訇进来！”落座交谈中，丁振邦说:“红军真是和我们回族民众亲如一家，一来就帮助打扫卫生，帮助收割地里的庄稼，更对我们伊斯兰教清真寺倍加爱护，秋毫无犯，对人十分和蔼，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军队，我们回族同胞真心感激长官培育了这么好的军队。”说着，他指着礼品希望红军一定要收下。毛泽东推辞道:“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还是请老人家带回去。”丁振邦说什么也不依，他说:“我们看见红军长途远征，来到这里不容易，有不少战士已经腿脚受伤，衣衫褴褛。红军进村时，先派代表到村子里进行通报，进村后纪律严明，战士拔了根萝卜，还把钱放在萝卜坑里。这样的好军队到哪里去找啊！我们见到对百姓这么友好的军队还是第一次。”好意难却，毛泽东收下了礼物。两人从红军队伍谈起，谈到国民党军队，再谈到历史人物、三皇五帝，谈诗词歌赋、史书易经，聊得十分投机。丁振邦说:“红军爱护百姓，百姓自然十分拥护。”

当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又来到丁振邦家拜访。当毛泽东谈到目前红军是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时，丁振邦说：“当然向北走，神州的西北方是生门嘛！”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无数的艰难与困苦等着你们去克服，才能壮大队伍，最后取得胜利……”毛泽东等人点头称是。临走时，毛泽东紧紧握着丁振邦的手说：“您是我在长征途中听到的第一个说红军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少数民族人士。托您老人家吉言，今后红军壮大了，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会好好感激您老人家的。”

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在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中央红军于1935年11月底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后续部队1936年9月到达陕北。10月，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在陇中高原胜利会师，实现了从中国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到了西北，以此为立足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长征的胜利，使“红军的道路”在11个省得到扩大，红军得到更多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援。

此后8年，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建设根据地，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268万余人，解放区遍布19个省区，1.2555亿人口得到解放，“红军的道路”空前扩大。此后又4年，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华北、华中后，向华南、西南、西北及东南沿海岛屿的进军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作者简介

郑怀盛，作家，曾任《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群众工作卷编辑部副主编，《中国民兵》主编，中国国防报副社长，解放军报社后备力量建设宣传部主任，现返聘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群众工作局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卷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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