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昨天与今天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昨天与今天

胡新民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随后发表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讲到：“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下简称“六有”）。

“六有”来自于毛泽东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以下简称《形势》）。自从这段话问世以来，除了被毛泽东本人强调外，也经常被后来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强调。例如，毛泽东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就指出：“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动起来。”邓小平从1962年到1981年，多次强调了形成这个“局面”的重要性。

2012年8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文章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挥好这个优势，“努力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今天，在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回顾《形势》的写作过程，重温《形势》的主要内容，理解“六有”的深刻内涵，应该是有“不忘初心”的积极意义的。

讨论三次  修改十稿

《形势》一文发表在1957年7月，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因此，要客观全面地理解《形势》及其“六有”，必须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要了解为什么党要整风，为什么后来又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1956年底，历史的发展已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

党中央和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在这种大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希望通过党的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

整风初期，毛泽东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再三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在此期间党外人士提出的大量的批评或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的态度也比较诚恳。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1957年10月，毛泽东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陪同在山东省委看整风大字报

但遗憾的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发动了反击，迅速地击退了这股逆流。在反击过程中，也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情况，即后来称之为的“反右扩大化”。

邓小平在谈到这个过程的时候指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形势》是1957年7月在青岛完成的。毛泽东在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主持省市党委书记第一阶段会议上，建议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7月19日，写出《形势》草稿和第一次修改稿。7月20日写出第二次和第三次修改稿。7月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形势》。7月25日，修改形成《形势》第四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的一级。”7月26日至30日，在省市党委书记第二阶段会议上，讨论了《形势》，并于26日和27日完成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修改稿。7月29日完成第九次修改，7月30日毛泽东在第十次修改稿上批示：“小平同志：此是最后定稿，请你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8月1日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形势》。另据《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记载，1957年7月20日，周恩来“修改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草稿。”“7月23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毛泽东所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决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处理。”同年8月和9月，《形势》在党内印发。1994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刊载了《形势》的全文并加了注释。

《形势》一文刊登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卷

《形势》的主要内容

当时，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极少数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产生了误判。《形势》一文中这样写道：“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样就把右派分子从人民中划出去，列入敌我矛盾的范围，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这种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篇文章也有一些精辟的论述，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对待右派问题上，也体现出毛泽东相当慎重的一面。这从《形势》的注释中也可以看出来：“此后，毛泽东在这个下发的印件上又作了一些修改，将第一段中‘资产阶级反动右派’改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第二段中‘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一句前加写了‘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等字”。

毛泽东的慎重态度也体现在对右派分子的划分和处理上。他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和重在改造教育。《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记载了毛泽东强调划右派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的单位就不要划。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同志，一定要重在教育帮助，促进转化。例如，1958年3月2日，毛泽东肯定了胡耀邦在团中央处理右派的作法。胡耀邦宣布“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此不难看出，“宽大政策”也是当时毛泽东的真实态度。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击右派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但总的来说，反右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沉痛教训。

今天我们读《形势》一文，思考得更多的应该是，为什么《形势》提出的“六有”对党的建设一直有着极大的影响？纵观全文，可以发现，《形势》强调的中心，是希望通过整风，努力形成“六有”，“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另一个是独立自主）。这是《形势》论述得最多的，也是最主要的内容。

《形势》中有段意义深远的话：“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没有“四个坚持”，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新时期的巨大变化就无从谈起。正如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的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与科教、文化艺术、工商界人士座谈

《形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其中有段话特别令人警醒：“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十八大以后，我们党最大的动作就是在全党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又警示全党，“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可见现在我们党的一系列举措，实质上都是与《形势》的主要内容一脉相承的。

围绕群众路线，毛泽东还提到，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了军事、政治和经济三大民主。因此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应该学习，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领导干部个人，“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它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盘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以《形势》为代表的毛泽东在整风反右期间发表的文章，其着力点还是整风，反右只是整风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这从《形势》提出的整风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来：“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在提出全党整风的同时，还提到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也就是在4月27日，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由此可以看出，1957年党的整风的唯一目的就是整顿改正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邓小平在1964年9月精辟地指出：“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毛泽东在《形势》中提出的“六有”，历久弥新。“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应该常驻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再提《形势》

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两次讲到《形势》一文。1980年4月1日，他讲到，“《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形势》一文的评价很高，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内容之一。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正确方针。对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的精神。尽管邓小平认为从1957年反右时就出现了“左”的思潮，但他始终认为反右是必要的，否则就会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现在不妨来比较一下《形势》的内容和邓小平的一些重要观点。

《形势》：“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指反右——引者注）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

邓小平1980年3月19日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

《形势》：“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

1980年8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

邓小平1981年7月17日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邓小平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六条政治标准归纳提炼出来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但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而且还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邓小平特地解释道：“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既是为了反“左”，也是为了反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针对性越来越表现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还认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多次谈到了反“左”反右问题。针对当时的情况他强调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但是与此同时，他放眼长远，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在《邓小平文选》中，提“六有”，一共有六次，其中五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再一次强调了“六有”，充分说明了“六有”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62年谈到“六有”时提出：“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刘少奇：什么叫争上游呢？首先，就是要力争造成这种局面的上游。有了这种局面，生产建设也就会搞得多一点，好一点。）我们国家也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再次提出“六有”政治局面

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形势》当年强调“六有”的目的，和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六有”的目的，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但今天的实际情况与六十年前的实际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与时俱进，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强调“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的同时，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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